王志民

　　摘 要：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变革时期，坚持自身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将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真实地融入作品，深刻写出了社会变革时期农村传统伦理观念与城市现代伦理观念的冲突与交融。写出了当时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因为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导致的命运悲剧；也反映了当时年轻人在追求爱情方面的功利性与盲目性的缺憾，从中可以看出路遥对真正爱情理解方面的一些偏差；而所有这些理想与爱情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生选择的不自由所导致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可以辨析与了解路遥小说中的一些伦理问题，也可以对当下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关于理想、爱情等问题的选择上产生一些指导与警醒的意义。

　　关键词：路遥；《人生》；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1-0007-02

　　一、前言

　　路遥的小说大部分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中国文学的大变革时期，他不受社会潮流所趋，埋头耕耘自己陕北农村的生活经验，坚持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深情地讲述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人生世事。其长篇《平凡的世界》以及中篇《人生》等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少有的持续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①

　　路遥的小说之所以在当下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持续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的作品中描写了许多青年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彷徨与无奈的命运。这种彷徨与无奈的感觉在当下市场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物质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找寻自己处境，发泄自己的悲哀，同时又从中得到了自我人生选择的参照与警醒。由此，路遥作品对读者的这些直接的影响逐渐延伸向了它的另一方面更值得研究的内涵，即它在伦理层面上发挥着对青年读者价值选择的指导作用。

　　路遥的小说之所以在伦理问题上表现出十分现实与突出的特点，是有一定原因的。他作为一个小时候在农村受尽贫困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其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的观念；其后又在城市中历经命运的变迁与生活的幻化，对彷徨在农村与城市的路途之间的青年人的矛盾心情有着更深的体会。而在文学变革的时期，路遥坚持自己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真实且深入地描写农村、农民尤其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他筆下的人物即反映了这些青年关于命运、爱情、自我选择的深刻矛盾，又更加深入地展现了农村传统伦理观念与城市现代伦理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冲突与融合，具有十分典型的现实意义。本文即试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为例来探讨其作品中的一些伦理问题。

　　二、《人生》中身份认同难题导致的命运悲剧

　　悲剧的概念和内涵起源于古希腊美学，后来随着西方文学和美学的发展，这个概念和内涵不断变化并丰富着，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到了二十世纪，悲剧的美学才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些中国的悲剧理论。西方的悲剧“浸含着某种形而上的宗教情怀，是人类针对自身原罪的宣泄与救赎。……悲剧观念产生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前提，就是人类承认上帝——神的存在，同时也不得不宿命地接受它的任何作为。”②而中国的悲剧观念显然是没有这个层面上的内涵。可以说，西方悲剧中的“神”只是自然、命运这种不可抗拒力的人形化身，其悲剧精神的本质还是产生于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抗争过程中，而在中国的文学中并不乏这种悲剧的抗争精神。

　　从这个方面来看，路遥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的命运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以《人生》为例，高加林一次次想通过走向城市来逃离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地位，然而却在现实的环境中一次次落魄折返，这种命运就有一些西西弗斯的色彩。在这一过程中，他虽然从最初对命运的不信服，到最后匍匐在农村的土地上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自始至终都不曾放弃过对命运的反抗。可以推测如果再有机会，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乡村，向城市出发。也正是这种不放弃的决心，使他从一个人人尊敬的乡村教师，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城市记者，最后再由命运剥去他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将他赤裸裸地丢回他一直努力逃离的土地上。而小说中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正是作者想力图塑造成一个完美女性形象的刘巧珍。她想跨越文化层次上的藩篱，以自己农民的身份与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加林结合，最终不得不在这种身份差异的作弄下放弃自己的目标，回归自己的本位，将自己始终不曾放弃的爱情无奈地埋葬在了一个终归属于自己的农民家庭中。

　　通过对高加林和刘巧珍悲剧命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其悲剧产生的原因集中在个人身份认同的难题上。高加林身上同时具有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种身份，现实环境逼迫他选择农民的身份而放弃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从来不认同这种命运的选择，而希望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消除自己农民的身份，于是在这个矛盾上与命运产生了对抗，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与之相反，刘巧珍一直以来都十分认同自己农民的身份，她认识到自己由于没受过教育必将一辈子依附在土地上，然而她却偏偏钟情于一个在农民与市民双重身份之间徘徊的高加林，于是她这种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与命运的安排产生了矛盾。由于原因的不同，两人命运走向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高加林的悲剧体现在他在精神上不放弃对命运的反抗，而在现实中却变得一无所有，于是他所有反抗的努力和付出都显得徒劳而可悲；刘巧珍的悲剧却是体现在她于精神上放弃了对爱情的追求，放弃了对命运的反抗，虽然她在现实中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但同样让人感到悲哀与惋惜。

　　三、《人生》中爱情的功利性与盲目性

　　除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悲剧命运，爱情在路遥小说中是另外一个吸引读者阅读与讨论的重要因素。综合分析路遥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在路遥笔下大部分的爱情都没有走向一个美好和圆满的结局，基本上都是在大喜之后逐渐转向了大悲。也许这是鲁迅所说的“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模式的简单套用。但深入到每一对恋人爱情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路遥小说中的爱情通常有着两个致命的缺憾，即爱情的功利性与盲目性。很明显这与路遥的人生体验和爱情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两个致命缺憾的影响下，路遥笔下那些动人心弦、引人哀伤的爱情，在深层含义中是否属于真正的爱情，便出现了许多值得细究与商榷的地方。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张克南、黄亚萍这四个人物之间爱恨纠葛的关系中逐一分析。

　　这里先来看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爱情。高加林在巧珍向他表白之前，是從来没想过与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并留在农村土地上的。然而在他的民办教师职位被顶替之后，走进城市的希望破灭，他的人生走在低谷，情绪十分低落。而正在此时，巧珍对他的爱情带给了他精神的慰藉，于是夹杂着内心的感动与男性情欲的冲动，他才在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情况下接受了巧珍的爱情。在他第一次吻过巧珍之后，从他的反应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和巧珍的爱情的态度：

　　进了村子的时候，一种懊悔得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

　　由此可见，这段感情从开始就只是刘巧珍一厢情愿和高加林无意识接受的。之后两个人的交往对高加林完全可以说是困苦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是一种精神满足的享受。他在感情与生活上都并不了解也不去了解巧珍，更没有在与巧珍的交往中产生对她的爱情。所以在他走向城市并接触黄亚萍之后，他才会猛然发现巧珍的庸俗与无知，从而宁愿损害自己的良知和名誉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巧珍断绝关系。也正是对巧珍的爱情在他心中从不存在，他才会在脱离巧珍后只感到一段时间极为短暂的愧疚，然后便沉浸在了新的生活与新的恋情之中。

　　另外，刘巧珍对高加林、张克强对黄亚萍这种爱情也是具有盲目性的。无疑他们对待各自恋爱对象的感情都是十分真挚且深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爱人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爱情而无怨无悔。在刘巧珍被高加林抛弃之后，她对高加林的感情并没有受到一丝损伤，也没有一丝怨恨，并且她也不允许身边的任何人做出对高加林的报复行为。与之相似，张克强对待黄亚萍也是同样的态度。这种在爱情中的奉献精神与执着的感情是值得赞扬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却不能完全丧失自己独立精神和平等地位。正是由于刘巧珍和张克强对自己爱人的这种完全依附与过度纵容，使他们的爱情在恋爱的另一方看来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分量，从而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珍惜。所以他们才会被轻易地伤害与放弃，失去自己倾尽全力去追求的那份爱情。

　　从以上这些人物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路遥对爱情的理解也是有着一些片面性与不足之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爱情观念完全出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毕竟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可能像理论中的那么完善和美满，而爱情的功利与盲目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所无法避免的错误。只有在经历了这些错误之后，一个人才能在爱情中走向成熟。路遥的小说对人生中的这个问题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小说的深刻性与对青年的指导意义。

　　四、《人生》的不自由

　　关于自由的问题，似乎很难与路遥小说的情节与人物联系起来。然而并非如此，可以说路遥小说中所有追求理想与爱情的悲剧其实都是人生选择的不自由所导致的。这种不自由虽然在现代社会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其无形的表面下裹胁的巨大力量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每个人的人生选择。

　　从表面看来，高加林对走进城市还是留在农村的选择是完全凭了自我意愿的，一心一意想要成为城市里的成功人士一直是他自我的理想追求，并没有人逼迫他必须走这条道路，这是一种完全自由的表现。而刘巧珍对恋爱对象的选择从表面看来更是现代自由恋爱婚姻观念的体现，她顶住父母的压力，勇敢地反抗农村传统观念中对于自由恋爱的偏见，可以说是当时农村中较早具有现代自由思想的女性。但是我们不妨进一步探究一下，为什么高加林宁愿背信弃义并且违反法律法规也要走进城市发展，这真的是他完全自觉的选择吗？而为什么刘巧珍就不能在高加林走进城市后跟随他一同在城市发展，却非得依附在农村的土地上生活，这仅仅是知识水平的限制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书中的细节处还有很多，而总结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这些人在这些事情上的选择一般性地看来是理所应当，没什么好探究的。但在这个思维惯性的背后却是每个个体被整个社会集体的意识不自觉地绑架了。

　　自古以来，中国人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谋官求职，而一个有知识的人总是毫无理由地要高于普通劳动者一筹。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与普通的老百姓站在一个行列，就会遭到其他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的一致鄙视与嘲弄。鲁迅笔下孔乙己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于是作为在农村中受过高中教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的高加林便很自然地会选择走向城市谋求出路，而他们村里的领导和所有村民也很自觉地在他毕业后给他安排了民办教师的职位。一切似乎顺理成章，而在这个顺理成章的社会思想之下，我们看到了高加林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民办教师被顶替之后，便迷失自我，在家里消沉好几个月；而在他又有机会在城市发展之后，便更加膨胀满足，开始背弃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完全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自我意识与个人信念。由此可见高加林自我人生道路选择的背后是社会集体观念的操纵和压迫，在这种操纵和压迫之下他才会不自觉甚至盲目地做出与自身伦理道德不相一致的选择，做出超越自己良知与意识范围的一些事情，从而走向了一个人生阶段性的悲剧。

　　五、结语

　　路遥的小说展现的现代社会伦理问题在80年代逐渐凸显出来，随着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并成了每个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越来越多的社会青年都在重复着高加林、刘巧珍等路遥笔下小说人物追求理想和爱情的悲剧，都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受着社会各方面无形却又十分沉重的压力。通过研究路遥小说的伦理问题，可以进一步了解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与城市现代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与转换关系，可以启发、指导、警醒当下年轻人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认清自我，做出自觉的人生选择，恰当地处理爱情、命运等个人现实问题，用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悲剧。

　　注释：

　　①《中华读书报》多次组织的“中国读者最喜爱的20世纪100部作品”的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始终名列前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小说联播”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

　　②路文彬.悲剧精神的缺失——对于中国小说历史病症的一种比较分析[J].文艺评论，2009（10）.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精选集——人生[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2]路文彬.悲剧精神的缺失——对于中国小说历史病症的一种比较分析[J].文艺评论，2002（03）.

　　[3]王富仁.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J].江苏社会科学，2001（01）.

　　[4]王富仁.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篇）[J].江苏社会科学，2001（02）.

　　[5]杨丽华.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蕴[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

　　[6]胡晓丽.试论路遥小说的悲剧爱情[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