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欣

　　摘 要：从古讫今，中国文人有两种相背而驰的话语倾向，即自吹自擂和自嘲自讽。对应于中国文人的心理机制，即自高自大的心理倾向和另一种相对复杂的心理倾向。这种自嘲自讽的话语倾向和在其开放域和封闭域中皆有鲜明体现。从开放域来看，中国文人有诸多自嘲自諷的历史轶事和相对的历史语境；从封闭域来看，这种自嘲自讽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本话语中。这种话语倾向的广泛存在，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其成因。从内在方面来看，这种话语倾向和中国文人之古代儒生式心理机制密切相关，表现在“谦和”和“自信”的双向互动与宽慰心灵以缓解压力的自我救赎；从外在方面看，这种话语倾向和中国文人之低姿态式生存机智紧密相连，表现在找寻自我输出的捷径和脱身与自保的台阶。另外，这种话语话语倾向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存在，即度的把握。

　　关键词：心理机制；生存机智；度的把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2-0005-02

　　一、中国文人之古代儒生式心理机制

　　（一）“谦和”和“自信”的双向互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甚为深广，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儒生的内在思想和外显生活。我们不可否认，“中庸、谦和”等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元素。出于“谦和”的的考量，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常以自嘲自讽的话语来为人处世、力求“谦和”。

　　出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中央之国的宇宙认识等原因，中国古人一直很自信，甚至不乏自高自大的心理倾向，“天朝上国”之说就是其鲜明体现。个别化于中国人之个人思想，在心理层面也有个人自信的倾向。

　　我们知道，适度的自信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非此不可达观处世，不可积极生活。从某种角度上讲，自信也是自嘲自讽的基础，自嘲自讽是自信的外显。

　　中国文人一直在“谦和”着，一直是自信着，二者双向互动，形成中国文人古代儒生式的心理机制，在话语上出现自嘲自讽的倾向，从而使自己心理达到一种高层次的平衡。启功先生在66岁时自撰墓志铭，先生写道：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我们知道，启功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享年93岁。启功先生在文中的话语表述与中国儒家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彰显出谦和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这种表述一定程度上也极大彰显了先生的自信，内心没有自信的底子绝不会外显此等话语。

　　（二）宽慰心灵以缓解压力的自我救赎

　　任何人的生存都需要心灵的安宁，一直处于过度紧张、过度放松都会造成恶劣后果。中国多数文人奔波劳顿于科举场和官场，强压生活是其主要状态；少数文人隐居处幽，然而多数食不果腹。他们需要缓解压力，他们的心灵需要宽慰，他们需要自己救赎自己的心灵。只有这样方可继续正常过活，达观处世。

　　《鉴诫录》卷八《钱塘秀》中记载了晚唐罗隐的一则轶事：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既嘲人，又嘲己，既宽慰人，又宽慰己。

　　靖节先生四十四岁作《责子》，诗中写道：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诗题为《责子》，诗中确实有对诸子责备的意思，作者另有《命子》诗及《与子俨等疏》，对诸子为学、为人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陶渊明虽弃绝仕途，但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脱离文明、放弃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他还有种种常人之情，对子女成器与否的挂虑。然而，黄庭坚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同恺悌，和乐安闲之意）、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也就是说，诸子的缺点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化了的。靖节先生在在调侃中表现出内心的舐犊情深，这种带着笑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极大的宽慰自己的心灵，归园田居时“草盛豆苗稀”的心灵。

　　先生在《命子》中写道：“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都印证了靖节先生《责子》的自嘲自讽的话语倾向。先生自作《挽歌诗其一》中又写道：“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跟马克吐温“戒烟是很容易的事，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之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中国文人之低姿态式生存机智

　　（一）找寻自我输出的捷径

　　低姿态是为人处世的良方，从作用对方的心理层面来看，只有“从喜欢走向了解，从了解走向接纳，从接纳走向相信”一途，乃是捷径，居高临下式的填压和泼皮无赖式的耍嘴绝不会达成自我输出的预期效果。自嘲自讽既是低姿态的主要话语途径，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心理平衡，这样就利于别人接纳自己的观点。大人物因自嘲自讽可以减轻嫉妒意并获得好名声，避免“架子”，彰显人情味儿；小人物亦可以苦中作乐。另外，自嘲自讽还有另一个功利层面的考虑，即在外来语言攻击之前，自己先入为主，占据讽刺自己的主动地位，使别人无从下手。如此，自我输出便可通畅。

　　唐太宗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章前面本来已经气吞山河地把佛门宗旨等自我输出内容表述详尽，然而在结尾处写道：

　　“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盖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

　　這种所谓的“客套”在中国文人的话语文本中非常普遍，无论是以声音还是以文字为媒介的输出，他们找寻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我输出的捷径。

　　元朝郑广曾经是个海寇，受招安做官，深遭同郡僚属歧视。一日众官论诗时，他上前吟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自认盗贼，率直可爱，极尽揶揄，讥讽有力。诗中显露着含泪的笑，节俭隐晦地输出自我内心的千言万语，字里行间彰显着一个被歧视却又刚正的内心世界。

　　（二）脱身与自保的台阶

　　俗语有云：巴掌不打笑脸人。自嘲自讽在摆脱尴尬、脱身险境、自保自护方面，亦是一个可以落脚的台阶。中国文人因为知识、智力等方面的优势，自嘲自讽的运用时有巧妙。此类文人轶事在《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中众多，例如，作为已经投降的三国时吴国最后一任君主，孙皓曾受晋武帝调侃。“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殇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①直言自己亡国为小臣的落魄，同时又讥讽了对方。再如，古代一位石学士摔下驴后，自嘲道：“亏得我是石学士，要是瓦的，还不得摔成碎片。”三言两语既已脱身于路人嘲笑。

　　书生詹义73岁才中秀才后来媒人给他提亲，尴尬的他自嘲道：“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巧用数字加减，使媒人会心一笑，转身离去。还有，明人沈石田收到友人送来的一盒礼物，信中说：“送上琵琶请笑纳。”打开一看，却是枇杷。沈幽默地回信说：“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他的友人很不好意思，自嘲道：“枇杷不是此琵琶，怨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萧管尽开花。”自嘲以认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保。

　　（三）自嘲自讽话语倾向度的把握

　　鲁迅先生曾将自己喻为深夜街头摆着一个地摊的小贩，“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1932年先生作七律《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②

　　先生有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首七律幽默地嘲弄自己的命运、遭遇、处境，嬉笑怒骂，犀利深刻，在自嘲中显示爱憎鲜明的立场和伟大的人格。

　　然而，中国多数文人至今仍在自大与自卑之间徘徊，缺乏真正理性的幽默和自嘲。一种是自大心态作祟，自封权威，自诩自夸，不敢也不会自嘲自讽，唯恐有损其光辉形象。一种是自羞自辱，自我亵渎，摆出一副无赖泼皮滚刀肉的架势。中国文人应该知道，自嘲不是一味自轻自卑自羞自辱，作人的基本原则和人格底线决不能自我动摇，自我诋毁，而是通过自嘲这种特殊形式幽默地表现出自己内在品格和骨气，自嘲自讽的本质是豁达开朗的人性美的彰显和超脱调侃的胸怀的体现。

　　注释：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篇[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319.

　　②马蹄疾，陈漱渝.鲁迅散文·散文诗·诗歌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