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

　　话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才7岁，啥也不懂，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一家四口住在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到了晚上，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而我妈，还允许职工宿舍的一个大哥哥每天来我家看书学习。

　　大哥哥被优待在桌子旁最亮的位置安静地学习，我爸在稍远的地方磨他的车工工具，我妈在更远的地方缝缝补补，我和我弟总是被赶到最里面的床附近玩耍，不能去打扰大哥哥。

　　后来，大哥哥果真考上了大学，穿着挺括的蓝灰色长呢大衣、围着白围巾来我家感谢我妈。我妈也在那时种下了让我和我弟都上大学的梦想种子。再后来，我和我弟真的都考上了大学，我们家的变化翻天覆地，我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石油人”，加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行列。我弟更牛，竟然把家安在了祖国的心脏北京。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当然也归功于我妈。

　　真知灼见

　　虽说是无产阶级劳动妇女，我妈在政治上一直具有真知灼见。

　　记得我爸妈在文革之前信仰还是十分一致的，大家天天举着红本本，胸前闪光，思想闪光，两眼闪光，单纯极了。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家那旮旯后，我妈立刻回过味来，率先拥护改革开放。

　　说起我妈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是事出有因的。

　　改革开放前，我妈最关心的事就是吃。那时粮票实行定量供应，我爸饭量大，家里的粮票不够吃，我妈就把一部分白面票跟别人家换成苞谷面票。可是我不爱吃苞谷面，一看到饭桌上的苞谷面馍馍就哭着不肯吃。我妈总是想方设法留出点白面，给我搅点儿白面糊糊。要让孩子吃好穿好，就是她拥护改革开放的最初动机吧，总之她的政见，就在那时坚固地形成了。不过我一直奇怪我和我弟小时候为啥不喜欢喝苞谷面糊糊，非要喝白面糊糊——那不就是浆糊吗？我现在觉得苞谷面糊糊也挺好喝的嘛。

　　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时大约1976年，我爸我妈带着我和我弟，一家人浩浩荡荡地拎着麻袋，扛着锄头，去戈壁滩挖老鼠洞。找到老鼠洞后，我爸总是习惯性地在两只手心都吐口唾沫，然后高高挥起锄头，有如大干“四化”的情景画报里一样，几锄头就把老鼠洞挖个四面开花。老鼠们吓得疯狂跑出家门，绝尘而去，我爸则一路披荆斩棘，直捣粮仓。我那时好吃惊，一个老鼠洞能藏那么多好吃的。玉米、麦粒、葵花籽等等好多，有的“仓库”都能装小半麻袋。那时只要天气好，周末那一天休息时，我们家都会去挖老鼠洞。

　　当然，我从没问过我妈那些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到底是鸡吃了还是我吃了。我怕我妈回答是给我吃了。

　　虽然老鼠们帮我们家解决了一点粮食问题，不过这件事也是有后遗症的。后遗症就是我多年以后，还会梦到自己在戈壁滩上玩，疯跑的老鼠窜到我身上来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肉是兔子肉。那时候连队大概一年分一回猪肉，到我家也就很小的一块，还连着骨头，所以小时候猪肉是很少见到的。唯一能自己弄到的肉，就是养几只鸡几只兔子。我妈很珍惜鸡蛋，每天都要去挨个摸一遍鸡屁股。春天的时候，等天黑了，我媽把攒的鸡蛋拿出来，一个一个对着手电筒照，说里面有个眼睛的就可以留着孵蛋。我至今也没想通，因为我曾对着窗户外的太阳仔细地看了鸡蛋，没有看到眼睛。总之我妈这个挑选的过程严肃又神圣，轻手轻脚，黑灯瞎火，我在旁边常常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等到小鸡孵出来了，我妈把它们放在纸箱里，上面盖一片旧网套，每天端着出去晒太阳，给它们喂蛋黄。我也一直没想通，蛋黄孵成的小鸡，居然吃蛋黄，那不是吃自己吗……

　　对了，明明说的是兔子。我爸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四方的敞口地窖，一米见方，上面一半覆了柴草，兔子就养在这个窖里。我妈每天下班都去拔一捆草，回来扔给兔子。兔子就从它们自己打的洞里跑出来，抱着草细细咀嚼。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好几种兔子爱吃的草，有稗子草、奶子草、弯弯草。弯弯草就是打碗碗花，我把上面的花采下来玩，草就扔给兔子。奶子草是不论从哪撇断，立刻流出洁白的“牛奶”。兔子就最爱吃这三种草。苜蓿它们当然也是爱的，但那个时候苜蓿是奢侈品，是人可以吃的菜。都说吃兔子多了会得三瓣嘴，我和我弟从小不知道吃了多少兔子，谁的嘴巴也没变成三瓣。

　　所以，当我妈听到改革开放可以敞开了不用粮票给孩子买饼干，敞开了自己养猪（虽然她是人民教师），就特别高兴，衷心期盼。

　　关于理想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爸和我妈的理想也很不同。

　　我爸的理想不一而足，总的说来是这样的：有一处庄园，庄园里有树有果，有菜有花，一定还得有个渔塘，最好还可以划船。夏天划划船钓钓鱼、在船上晒晒太阳，冬天把渔塘上的雪铲掉，在平如镜子的冰面上打豆子。

　　我爸每回一想起这幅景象——他从来没说过，这都是我从我妈对他的嘲笑里归纳出来的——就好幸福。我爸的理想基本属于电影看多了，而且是建国初期为鼓舞人心而拍的那种电影模式：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手舞镰刀，幸福而浪漫地划着小船，穿梭于九曲十八弯的芦苇荡里收割莲藕，或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下冰河上，一张张洋溢着快乐的春天般的笑脸，一边用捧槌什么的家什把秋天收获的豆杆敲敲打打，把掉落在冰面上的豆子集中收拢，一边在欢歌笑语中谈着恋爱，然后一起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踏着夕阳回家去。这样的电影镜头给了我爸向往幸福生活的力量，也多多少少“毒害”了我爸的心灵，让他总以为唱着歌就能种出沉甸甸的麦穗、白花花的棉花。所以，他这个农机高手一生都在作着种一块地的梦，而且最好这地里种的是豆子，不管一家人能不能吃饱。

　　我妈对我爸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坚决地嗤之以鼻，并且因为我爸总是有俩小钱就得瑟，就不由自主地把理想描画一番，所以我妈一辈子都在严加防范我爸跑去荒山野岭实现个人理想。

　　对比起我爸，我妈的理想特现实。自从不相识的大哥哥考上了大学，我妈就树立了让我和我弟上大学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爸和我妈吃了很多苦，把家搬到有高中的团部附近，找了一栋别人都不住的破牛棚，改造成我们家的“天堂”，一住5年，直到我爸的单位分了房子。

　　如今我和我弟都大学毕业很多年了，弟媳妇还在我和我妈的一再鼓励下，博士毕业都十几年了。回想当年，我爸我妈坚决离开只有小学的连队，奔向团部的决策多么英明。那些和我一起玩着泥巴长大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一直待在连队，他们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都早早辍学务农，或到城市里打着黑户的工。或许也有活得比我精采的，但我相信，对我来说，还是上学这条路更适合我。我往后日子里的一切精采，都完全受益于当年我家那个艰难的决定和付出之后，我所受到的教育。

　　我常常想：如果我妈是我，早都是硕士博士或者碩博连读了，说不定还漂洋过海留学国外了呢。那几乎是一定的。我妈坚决地揪住了改革开放的东风，让自己的两个孩子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关于远见

　　我妈极不普通的远见，让我和我弟在接受教育上受益了终生。可她的远见还远不止此。

　　我11岁那年，我爸的老家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我家，因为他们听说新疆人很有钱，所以来要钱盖房、要钱娶媳妇、要钱这个那个。我们家那几年阴云密布，家里穷得叮当响，我爸我妈闹了好几次离婚，最后婚没离成，只好想别的办法——去挣钱。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领下，我爸停薪留职，拿着我妈给他的6000块钱，和两个朋友去了石河子市，“下海”闯荡去了。后来，他们在石河子开起了第一家农机制造厂。就这样，我爸在石河子挣钱，我妈在家把我和我弟一个一个送进大学。我家的日子终于慢慢好过起来。

　　没有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鼓励，我爸决不会停薪留职去石河子做农机，他的一生和我们家的境况都不会有大的转折。我爸这辈子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连队里的车工能在大城市里开起一个农机厂。他做的播种机、中耕机、玉米收割机、葡萄埋地机，在往后的几十年里，能卖到南北疆各地。

　　有了孙子后，我妈单枪匹马去了北京，并且在这个城市有滋有味地生活着。爬香山看红叶、观鸟巢、游水立方，每天带着孙子去游乐场，爬瀑布、玩各种不符合她年龄的刺激游戏。不仅成了地道的本地人，还比本地人更会玩。

　　这些年，过年一家人团聚时，我妈说话的句式常常是用“那时候谁能想到”开头的。“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家也能有汽车呢？”“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家能住到北京来啊！”“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能开着车自驾到海南岛旅行啊！”

　　“那时候谁能想到你会成了石油工人啊。你好好干活，注意安全，不要出事，不然得扣多少钱啊。”

　　借用我妈的句式：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家会出两个大学生啊。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家后来会变得这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