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蔓莉

　　面对镜头，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甚至，有些惶恐。我慌乱地在记忆里打捞。一个令人发怵的往事，就这样再次浮出水面。

　　2008年初夏，重庆市郊。

　　我一个人在输气站值班。正操作电脑，为用户调节用气量。忽然，我身下的椅子开始晃动。先还以为是幻觉，赶紧揉眼睛。可晃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加剧；再观察窗外，发现树木、电线杆都在摇晃。忽然明白，是地震了。我吓得两腿发软，第一反应便是逃。

　　可我所在的二楼值班室，此时像一个巨大的摇篮，在来回大幅度摆动，又似风浪中就要倾覆的船。我怎么站也站不稳，整个人在偏偏倒倒。我伸手想抓些依靠，可桌子椅子文件柜沙发窗帘玻璃甚至厚实的墙，一切都在剧烈摇晃，我身无定形。我急着想快点逃出值班室，可我的双腿像似被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附，半天挪不开脚步。我急得在地上艰难地爬行。

　　好不容易逃到了值班室外的一处开阔地。我捂着胸，正大口喘息，庆幸终于逃了出来。忽然，一阵尖利的警报声，从值班室飞掷而来，刺痛着我的双耳。我顿时傻了眼，陷入了另一种恐惧。

　　是天然气的压力超限报警！

　　输气站的围墙外，一切开阔的空坝内，闹声一片，似翻腾的浪潮。有惊呼的，哭喊的，咒天的，骂娘的。更有，扯起嗓子吼“余震了余震了”。

　　值班室的警报声此起彼伏，我感到另一种命悬一线。恐惧、绝望、无助，心里“咚咚”直跳。不知那40公斤的天然气压力超限成什么情况，是自然超限，或是地震拉裂了管道？我不敢再往下想，心已拧成了快要脆裂的麻花，恐惧那天然气压力超限引起的爆炸，其N倍TNT的爆炸力，对用户对百姓对企业……

　　责任告诉我，不容迟疑。

　　已顾不得什么余震不余震，我赶紧朝值班室跑去。穿过被震裂的地面，穿过弥漫的尘烟，穿过生死线。正跑着，一阵“余震来了，余震来了”的惊叫声又让我两腿发软。恐惧、绝望、无助再一次将我团团包围。眼前，浮现出先前那摇晃的房子、树木和电线杆，我的身和心也跟着剧烈地摇晃起来，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绝望。好不容易爬着才从值班室逃了出来，这……

　　警报声，仍在“嗖嗖”直响。我无法思考了。

　　我冲进值班室，抓起鼠标，急忙开关阀门，调整工艺，控制压力。警报消除了。我逃出值班室下楼躲避余震，可刚迈开腿，值班电话忽然响起。平时让人一听就心紧的电话铃声，此刻却是一份久违的亲切，似荒漠里升起的炊烟，让人格外温暖。是调度中心来电。还好，不是险情，是调度室同事的关切和查岗。问我有没有受伤，嘱咐注意安全，询问生产情况，强调恪尽职守。

　　我们互报了平安。

　　这时发现，楼下的生产工艺区，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单位负责技术和安全的“红工衣”。他们刚从几十公里外的驻地机关赶来，正在检查管道、阀门等输配气工艺设备，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一位负责计量的大姐来到值班室。我们四目相对，没有更多的寒暄，只一个上前，彼此紧紧地拥抱。

　　一场“5·12”大地震，让我重新理解了生命和責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想起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想起了一百多年前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牺牲的年仅26岁的那位英雄才俊。生命、爱情、自由，是那个时代的奢侈。而现在，当这一切我们都可以正常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新时代的命题，那就是生命、岗位和责任。领悟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也让我对石油工作感到新的敬畏。

　　日复一日，我的忧心和焦虑在叠加，渐而像大山压顶，让我背负和沉重，无法排解，甚至有了逃脱离职的想法。

　　可母亲坚决不准许。我不解，生母亲的气。

　　当初报考填志愿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我选报的是文秘，想抱着理想飞翔，可母亲硬让我改成石油运输。我甚至一度怀疑母亲对我的爱，不解她为何要让我走进高危、高压和高风险的石油行业？

　　这份怀疑，在我刚参加工作时便进一步加剧。

　　上世纪90年代末，川东地区。那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我所在的采气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地处荒山野岭。站上，3名员工轮流值守。一到晚上，当日光隐去，无边的黑就似一张巨型的大锅盖，密不透气地盖住井站，让人憋得出不了气。遥远的寒星，更增添了小站的孤冷。夜里值班，每两小时要到户外录取一次生产数据。每当我走在夜里，总左顾右盼，仿佛自己是一小偷，紧张得不敢呼吸。两腿在打架，吓得想哭，却又不敢弄出半点声息，只一个劲儿地紧咬嘴唇，咬出了血迹。

　　我更加怀疑母亲，为何让我报考石油行业，分到这么偏远恶劣的石油环境里她就放心？而井站上，连师傅们五六岁的孩子都不愿意呆，成天哭闹着要找小朋友。孩子的哭闹，让双职工的爸爸妈妈无法安心上班。为不影响工作，他们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城里的老人。

　　或许，这便是我从事石油工作20年来最深刻的经历。

　　后来，我调到新公司，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常常游走于石油第一线做新闻采访，了解石油人石油事，对“石油”二字，逐渐有了新的理解。

　　那是一次特殊的采访。本来是采访石油老前辈吴老。可采访完，合上采访本正要起身，一旁负责拍摄的同事小秋忽然将镜头转向我：张姐，可否采访一下你，谈谈你最深刻的石油经历和石油人生。

　　有些无措和惶恐，采访我自己？

　　我一诧，被小秋的逗趣惹得“噗嗤”一笑。本是一个玩笑，笑笑便是，可玩笑的最后，竟是我笑懵了自己。不禁反思：你号称“石油二代”，在中石油工作了这么多年，你真的了解石油吗？

　　除了沉默，我无言以对。在石油新闻宣传战线工作了这么多年，从采访他人，走近他人，习惯用我的镜头去寻找和发现我身边平常却不平凡的石油人、石油事，到采访我自己，追问自己。这不仅是一个角度的转换，而是一种主体和责任的拷问。多少年来，我天天努力，试图从采访对象中去发现石油精神，可几乎忘了，石油中还有自己，自己的存在、责任和意义。而小秋的无心之举，像是唤醒了我长久的机械与麻木。

　　小秋说得对。是的，采访自己。这是对自己的一次检阅。可面对过去，烙在骨血里的除了害怕和恐惧，我似乎没有值得翻阅的石油经历。

　　自大地震后，因心生恐惧，谈到对石油的热爱，我问心有愧。同为石油人，先前我采访的吴老，他的回顾却是无愧而饱含深情的。

　　上世纪60年代，东北松嫩平原。

　　吴老正值大好青春，从部队退伍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到了驻地，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他和战友们放下铺盖卷儿，卷起袖子就开干。他们抗起钻机部件，在泥泞没膝的萨尔图草原挪步去井场。每移动一步，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尽管气温零下，他们却冒着热汗。肩上的沉，脚上的沉，似乎要将他们埋进泥潭。而那草原的风带着刀刃，刮得他睁不开眼，脸上刮出一道道血印。

　　他说，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落后，但他们干劲大，信心足，毫无怨言，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说到周总理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时，他流泪了，不禁唱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尽管吴老牙不关风，可那激动，那自豪，那骄傲，似当年奔涌而出的500万吨黑色石油，就是他血管里汩汩奔流的血液。我和着节拍，致以吴老最崇高的敬意。

　　在吴老面前，我怎敢妄谈什么“石油人生”。

　　作为一位工作了20年的石油人，我为自己搜肠刮肚都找不到一份荣耀来面对镜头甚感惭愧。唯一的欣慰，是我曾采访过的石油人石油事，被我定格了下来。一幅幅，生动如初，正改变着我。

　　2012年，西南油气田川北地区大管道工程建设现场。

　　午后，我背着相机去采访。6月，闷热潮湿，尤其在暴雨过后。我走在松软的包谷地里，深一脚浅一脚，鞋被软泥包裹，双脚沉得如穿铁鞋。我奋力地拔腿，好不容易拔出一只脚来，鞋子却陷进了泥里，转身去拔鞋，另一只鞋又陷了进去，最后只得光着脚走。我困在包谷地里，像蒸馒头。我的头发，一身红工衣，完全湿透，能拧出水来。脸、脖子、手被包谷叶割成了一道道血口，汗水一流，就腌得疼。

　　我有些虚脱，头昏胸闷，差点呕吐。想起往事，不禁抱怨。抱怨母亲，抱怨石油工作。我走出包谷地，两眼含泪。

　　我背着相机，却没一点采访的心情。石子硌脚，想找些水洗脚穿鞋，便绕过巨龙一样卧着的管道，去一旁的稻田。没想到，就在我绕到管道的另一侧时，一个近乎凝固的画面让我诧异地停下了脚步。

　　泥地上，两个人才能合抱的输气管道下，背对我，斜躺着一位“红工衣”。那人别着头，颔着胸，紧紧地夹起双臂，一动不动。尽管，烈日、泥水、潮湿、闷热，蚊虫飞窜，他像是没有一点知觉。

　　我一惊，不会是热出人命了吧？正犹豫要不要帮他呼救送医院，忽然发现那人的右手在动。原来，他握着焊枪，对着焊缝正一点一点在“缝补”。那份专注，那份细致，似儿时母亲为我缝补衣服。只见一束束焊花不断闪耀绽放，似节日的烟花。因位置受限，他的半个头都泡在了泥水里。他戴着防护面罩，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他的一身红工衣糊满了泥，胸口还染着几团白色的汗渍。他挥动着焊枪，完全不受我的打扰。

　　我被震撼了，我们的石油人……

　　我急忙取下相机，绕到管道的对侧，趴在地上，镜头穿过管道与地面有限的一道缝隙，对着他一阵“咔嚓”。尽管平时我很爱美，也注重皮肤保养，可这一刻，我已全然忘了，任我的脸、头发和我的衣服贴着地，糊满泥。一份感动，在心里涌动。

　　不知是焊工師傅的血性传染了我，还是我的匍匐与他零距离靠近打通了灵魂，工作多年来，作为一位石油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自豪、成就和满足。我沉浸在抓拍的喜悦里，不再抱怨。

　　想进一步采访这位老师傅。我拿出采访本，在一旁静静地等。

　　当他跃身而起时，我吃惊了。面罩下，是一张俊秀的脸。尽管热得满脸通红，黑得像关公，却无法掩藏他那青春的模样。我吃惊于他的相貌、年龄，与他做事的责任与专注，更有那份吃苦的耐性和韧性。面对他，想起自己先前的抱怨，羞愧得有些尴尬，对他心生敬意，想好好采访他。可面对我的镜头，他几分闪躲，有些腼腆。他笨拙地向我抱歉，说实在太忙了，在赶工期，马上要去下一个焊口，没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还说，没什么值得采访的。

　　看着他走远，我感到遗憾，不仅没能采访到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只从那一身红工衣断定，他是一名石油人。

　　这时，迎面又走来一位“红工衣”。他一边检查焊口质量，一边向我解释并道歉，说大家正赶工期，月底投运，兑现对用户的承诺。这是铁的使命。为此，他们油建公司从上到下，工程火线上的每一位员工都在加班加点，无一人休假。还说，这边工程结束，还去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缅甸、苏丹……国内忙完，就去国外忙。说他们还好，这条工程线上，他的一位输气处负责现场施工管理的哥们就委屈了。上工程时，那哥们还没相亲，而今孩子都半岁多了，就回了几次家。好不容易回一趟家，想抱抱孩子，可一伸手孩子就哭得像是在打他。他说，他的哥们聊起时，眼里泛着泪花。

　　我鼻子一酸，心头一热。

　　这就是我参与油气田公司重点工程报道的情景。为迎接中亚天然气下载，实现川渝管网融入国家骨干管网，川渝、长庆、塔里木三大气区与中亚天然气联网，历时几年的川渝地区北外环集输气管道工程施工现场，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我的亲身经历。

　　“红工衣”的讲述，让我惭愧。同为石油人，同样年轻，同样充满梦想，同样有母亲和孩子，我看见了自己的无知及多年来与石油的隔膜与疏离。此时贴近，我读到了石油人，也读到了父母心。

　　我不了解自己，不了解石油，也不了解母亲……

　　母亲对石油的感情，对我一直是个谜，盘绕成结。一次回老家，在家里的旧木箱里发现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是几张印有“石油中队”的黄纸饭票。我不解，父母都不在石油单位，这饭票？我跑进厨房问母亲。母亲怔住了，接着打开尘封的记忆。

　　她说，那是她在石油中队留下的饭票。那时遇三年困难时期，她正读初中，饿得走路都走不稳。母亲立志发奋读书，读出来吃“供应”，改变命运。然而因为忙，她只有白天劳动，夜里学习。可到了晚上，却没有灯照明，而每月供应的半斤“洋油”，还不够家里忙夜活。后来被迫烧桐果来照明，可黑烟呛得她不住咳嗽。再后来，学校全面停学，母亲积极报名参加修石油公路，支援石油建设。尽管母亲个头小，双手打起了血泡，干起活来却十分卖力。她多么希望能早点修通石油公路，运输钻塔，钻出中国人自己的石油来，照亮家家户户，她好在灯下好好学习。然而，母亲还没盼来石油，因调整就被迫回家务农了。

　　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石油梦。

　　我如梦初醒，非常难过，那些曾经对母亲的怀疑和怨艾。从此，开始亲近石油，融入石油，热爱石油。只是，我明白得太晚。

　　面对镜头，我感到惶恐。

　　道一声石油，已两眼含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