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坤

　　第一章

　　一

　　我站在这座二十二层大楼前水磨石台阶上的时候，正是上午。

　　太阳光逼仄涌来，眼睛好一阵子睁不开。适应之后，开始打量着这座巍峨的建筑，突然产生了陌生之感，恍若隔世，今是昨非。出入这座建筑物二十年，真的还没有留心打量过它。现在，它敞开的门像个大嘴巴，黑洞洞的，刚刚把我吐出来，像吐出一团秽物。门前一个保安，背着手走来走去。年轻，胸脯宽阔肥厚，大概是刚吃了早饭的缘故，挺胸收腹，大公鸡般的傲然，几次经过我的面前，目光射向远方，一次也未与我相遇，好像我这个人并不存在。这才注意到，大门上方，有一排拓刻在水磨石上的新魏体：西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二十年我第一次发现它的存在。

　　我愧恧地收回目光。

　　二十岁大学毕业就成为了这个单位的一员。许多年来，给我发薪水奖金，逢年过节，还给我发许多福利品，鸡鸭鱼肉、清油大米、酱醋酒茶、海鲜山珍、各种水果，每逢生日，工会还让“爱心”蛋糕店给我送生日蛋糕，等等。虽然它没有给我评上高级地质师的技术职称，没有给我任命过什么科室长，或者哪个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也没让我担任过什么项目负责人，我呢，当然也没有在国家级学术刊物或者哪个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给它增光添彩。尽管如此，我真的从心里感谢它。人要知恩图报是不是？我心里一声叹息：恩典，敝人自是记在了心里。图报也必须的，但是只有来生了。

　　我转过身，对着这座巍峨的二十二层大楼，和大门上方那排刻在水磨石上的字，恭敬地弯了一下腰，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年轻的保安这才注意到我，开始用警惕的目光向我瞄准。我对他报以和善友好的微笑，挥挥手，然后走下台阶。

　　二

　　我这年四十五岁。内退之后，我有了充足的理由自己支配时间。从前不大喜欢上班，从星期一开始，就盼着周末的到来。在属于自己支配的日子里，骑上自行车，去古河滩捡玉石，或者去湖畔垂钓。一个人走在古河滩上或是坐在湖畔，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我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不喜欢看电视，对电脑也不感兴趣，没有手机，也没有银行卡，好在结婚以来家庭财务一直由妻子管着。每天太阳不出我已出发，在早餐店买两个干馕，两块钱一个，装进布袋里，袋子里还有几根大葱，一袋榨菜，和一大壶水。在戈壁上骑着自行车，小路崎岖，自行车颠簸出如同秋天里的铃铛刺丛被大风吹过的声音。到了古河滩，把自行车放倒在一簇红柳旁，将装了一公斤半水的大水壶斜挎在身上，头上戴着麦秸草帽。直到太阳落下去，才骑上自行车返回。几日之后又去湖畔钓鱼。湖很大，水面生长着芦苇和蒲草，看上去湖对岸显得遥远。鱼很多，有时会竿竿不空，为了多在湖边安静呆上些时辰，我会像姜太公那样垂钓。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好像对古河滩和湖畔厌倦了。开始怀念起上班的日子，人真是很怪的动物。上班不可能了，只好整日蛰居在住所里。在黎明和黄昏之后，偶尔到门前的河边走一走。

　　三

　　我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太阳落下去之后，一个人躺在黑天鹅绒般的黑暗里，被河水的喧闹搅扰得难以入眠。卧床在临河窗户一侧，一扇窗不知何时悄然打开，夜风拂动厚重的帘布，流水的喧闹像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进入居所。起身关闭了窗户，帘布安静下来，抹去河岸照耀的灯光，也使喧闹声远去。我依旧躺在黑夜中，睡眠却像只迷途的羔羊，不知在何处徘徊。河水在低声地絮语，像一个人在我耳边讲述一段往事。

　　一个多月前，我被医生检查出患上了不治之症。我并不感到吃惊和恐慌，很平静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告诉我大概还有半年时间。我拒绝了医生要我住院治疗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居所。之所以把栖身之地叫居所，而不称之为家，是因为很长时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对它既不怎么眷恋也不深怀厌恶，而且一直想离开它，像一个人在夜到来之时与影子的告别，只是没想好去往何处。从医院回到居所，平静地重复着每个日子。早晨睁开眼，上半身离开床铺，坐一会儿，想一想曾做过什么梦。失眠使我的睡眠像块被老鼠偷食的蛋糕，本来已千疮百孔，却又被梦占去了很多。近一段时间以来，做了些奇怪的梦。看见自己又背上书包，去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又回到了大学的校园。同学们还是那样年轻，穿的衣服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只有我是如今这副猥琐的小老头儿模样。醒来久久望着黑暗，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带着困惑离开了床，趿着拖鞋走进盥洗室，打开水龙头，撩起水轻轻敷到脸上，会瞥见镜子里那个憔悴的脸孔偷偷打量我。开始刷牙，白色的泡沫越来越多堆在镜中的嘴唇上。刮去胡须前小心地往脸上涂抹刮胡膏。疾病和岁月使这张脸日渐消瘦和衰老，眼神模糊不清，像仓储室里被遗弃多年的一页信纸，颊上红晕似乎还在，却变成铁板上的红锈。用刀具刮胡子，刮得小心翼翼。皮肤正在失去昔日的弹性，摸上去像橡胶，如我的神经一样开始脆弱，稍不小心就會被刮破。这一切做完之后带上门，楼梯间开始响起我的脚步声，很轻，怕惊动了谁。我去食堂用早餐。时候尚早，年轻人还在睡眠中，空旷的厅堂里回荡我一人的筷子碰到菜碟的响声。离开食堂返回居所。早晨的阳光将橘红色铺在弯曲的小道上，浓荫里没有晨风的吹拂，仿佛比居所还安静。一天中坐在居所那张黑皮椅子上，翻看一本本老旧的杂志，它们曾尘封在地下室的一只木箱里。更多时候我对着某本摊开的杂志发呆，上面刊有一篇小说，是我制造出来的，可是我对它们充满陌生感。只有到了太阳坠下地平线之后，夜的长翼完全覆盖了居所前的河流和岸上的树丛，我才走出居所到河岸边沿河行走。

　　一年多以前，妻子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争吵。她去了遥远的新西兰，给女儿带孩子，并且一去不复返。她曾给我打来过电话，异国他乡的生活使她的心情有了很大的改变，她说做梦都没想到她这辈子还能过上如此美满如意的生活，她为后半生的好命运而欣慰，建议我是否也这样做。“不过，”她在电话里自顾自地叹息，“也许我的感觉不适用于你，你这人总是与众不同。”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十几秒钟，在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之后，她悄然挂了电话。

　　妻子是石油人的第二代，来自大山深处的一个老油田。她的父辈们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深山里开发石油。在认识我之前，她一直没有走出那片大山褶皱中深掩的石板屋群落，初中毕业后当了油田采油工，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了。和妻子的相识，真的是偶然而又偶然。单位让我去那个老油田取油样，用于和新区一口探井的原油做对比。我坐了一辆212吉普车去了。取完了油样，配合我工作的老地质工程师，要给我介绍对象，他很热情，让我有点盛情难却，就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见面了。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我想自己也该结婚了。她愿意嫁给我，很大程度上因为我是大学生，大学生在当时是稀缺品。不久之后，在这条河边一间平房里我们住在了一起。不多久，她发现了我很多缺点，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我的不求上进且游手好闲。没有被评为过先进，哪怕是班组一级的，既不主动做家务也不读业务书。我们经常吵架。妻子像个领导那样质问我：“大家都在努力大干四化，只有你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像个寄生虫！”妻子认为我与她及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一段岁月里，周围的人都在复习功课，去读职大、电大，妻子也加入这个行列，自学拿到大专文凭。在单位她成了为数不多的女党员，还被选为车间工会的女工委员，差不多每年都会被评为先进个人。

　　一次，妻子无意中发现我有一笔数目不菲的存款，她毅然决定从银行取出来，以她的名字存入另一家银行。女儿大学毕业后，她用这笔钱将女儿送去国外留学，并以命令的口吻让女儿学成之后不要再回来。她的努力获得成功。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家，几乎同时向对方报告了被内部退养的消息。妻子坐在沙发上大哭，接下来是绵长的且哭且诉，数叨我过往的劣迹，像一部已经翻阅过半的书，忽而又从头阅读。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逃出了家门，骑上自行车去了古河滩。去古河滩捡玉石或去湖畔垂钓，很大成分是逃避。一段时间彼此沉默之后，妻子对我彻底绝望了。她重新振作起来，每天打扫房子，认真打扮自己，去跳广场舞，或者去谁家打麻将。当然，我的那点工资她还管着，每月初将三百块钱塞我枕头底下，算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有时夜半时分，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妻子像一直醒着在等这个电话似的，敏捷地从卧室跑出来，经过我的卧室门前时，看见她迅速移动的腿，将睡衣下摆扇得飘起来。她进客厅时随手将门带上了。

　　妻子并不掩饰这一点，她有了我所不知道的秘密。

　　一天，妻开始打理行装，并且告诉我去新西兰给女儿带孩子的事。即将启程的前夕，我们有过简短的对话。我说：“祖国四化尚未实现，你这位大半辈子都在大干四化的人却要走了。”妻子停下来，抬起那张岁月沧桑的脸，几分黯然神伤：“我倒想努力工作，可组织上不是让内退了吗？一个靠组织养活的人，去哪儿还重要吗？”我知道，她其实对这片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土地充满眷恋，还有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新西兰的恐惧，她不知道后半生交给新西兰的一个小镇会有怎样的结果。她在人过中年竟然生出奋然一搏的勇气，是缘自对我这个男人的失望和绝望。

　　四

　　那笔数目不菲的存款是爷爷去世前留给我的。爷爷对我说，这笔钱你存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动它，或许在你的将来会遇上人生过不去的坎，它能救你。我记得爷爷看我的目光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爷爷生前多次对我说，我是我们家从天津来到西部的第四代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我们家祖上是天津的大商户，爷爷的父亲那辈起把生意做到了西部。一百多年前，出了嘉峪关往西戈壁千里，黄沙连着天涯，是囚徒流放的去处，但是对于商人，他们看见了遥远西部的金钱。我出生的时候，爷爷的家住在大雪山下的一座小县城。我的父母大学毕业去了军垦农场，将我放在爷爷身边。我游手好闲的习性是爷爷培养起来的。爷爷经常对我说，人自身是最重要的，身之外的所有东西与之相比都不重要。比如钱财，我年轻时候为了挣钱，向东去过天津、北平、上海和香港，向西去过中亚的许多地方，甚至到印度的孟买，挣来的钱可以堆满这个小院子。现在这些钱哪里去了？像群鸽子飞走了，飞去了哪里连我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从他父亲手里接管在省城的商铺，他很快把商铺开到了西部很多县城。这座小县城商贸公司的前身就归爷爷所有。解放不久，爷爷的商业帝国被公私合营，国家给了他一大笔钱，存在银行里，每年拿利息，过了几年利息又被冻结了。爷爷到了这座小县城做起商贸公司的顾问。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进行启蒙教育。他把我抱在怀里，吟哦唐诗、宋词，稍长之后又给我讲陶渊明的诗，教我背诵《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佳句。爷爷是个大商人，但从不教我如何谋取金钱。爷爷给我讲过许多话，很认真的交谈只有两次，一次在我十六岁那年，我考入了省城大学，即将离开爷爷。一次是大学毕业那年，志愿去遥远的石油勘探新區。这两次爷爷都给了我关乎人一生命运的忠告，偏偏都被我忽视了。

　　有人说，祖上高寿的人，后人一般说来也会长寿，这是基因的遗传。我在三十岁前与一位叫李晓刚的写小说的人成了朋友，他曾在一座小县城里埋头研究《易经》，还看些《周公解梦》《麻衣相》之类的民间秘籍。那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鸡们都睡熟了。李晓刚和我在养鸡场一间平房里吃完一只煮得烂熟的鸡，喝光十二瓶啤酒。外面大风呼号，大雪下得很猛，突然停电，窗外漆黑如墨，风声凄厉，一支蜡烛在我俩中间，烛光像团鬼火在飘摇，气氛诡异。相坐谈起易经八卦。李晓刚说，但凡祖上高寿的人，后代可能会短寿，因为他的寿命被祖上提前享用了。那个深夜李晓刚讲了不少离奇古怪的事，我却对他这句话记忆深刻。爷爷活了九十岁，他生命最后一段岁月是在敬老院度过的，去探望他老人家时他坐在轮椅上，见到我的时候眼眶里放射出奇异的光来，像一盏燃烧太久的灯结了灯花，突然被拨去，然而不久目光又暗淡下去。爷爷的神智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混浊。我相信，我不会活到爷爷这样的岁数，爷爷把许多钱花在我身上，用它们买走了我的一部分寿命。我甚至为自己不会活到爷爷这样久而庆幸。

　　所以，我从医生那里知道了我将不久于人世，并不感到吃惊。

　　爷爷供养了我一生，并惠及我的女儿。他老人家应该享用我一部分寿命。这段日子，我在梦中时常回到半个世纪前爷爷居住的那座县城。县城很小，井字形的街道将全城的小巷连接起来，城南是大片果园，一直铺到山脚下，山里有煤矿，所以有条路从山里延伸出来，穿过果园进入县城。到了秋天，一车车煤运进城里，让居民们迎接严冬。城西有条源自雪山的大河，傍城而过，绕城半周流向北方的荒野。城北是一片苇湖，春天，那些鲜嫩欲滴的芦叶伸出碧绿的水面，水禽成群穿行其间。远远望去葱茏一片，不见尽头。大河把苇湖和县城分开，河上有道大桥。每个星期的第一天，邮电局出来一辆骡子拉的胶轮车，满载装着邮件的口袋，穿一身绿色邮政制服的哈萨克小伙子哈比罕，斜坐车辕边，扬起短鞭，胶轮车经过爷爷家前的街道，向北跑去，上了街尽头那道大桥，消失在无边的绿色中。爷爷曾告诉过我，邮车穿过那片苇湖后，给军垦农场送邮件，每个农场要走半天，一直走到沙漠边缘，邮车返回县城是星期六的晚上。一个黄昏，我真的看到邮车归来。邮车上的口袋同样是满满的，一身紫红的骡子通体冒汗，仍劲头十足地跑过爷爷家门前。爷爷家的邻居玛哈古丽风姿绰约地站在一株老榆树下，在邮车跑过的时候会扬起戴着银手镯的手臂，嘿，哈比罕！哈萨克邮递员会咧开被黑胡子包围的嘴唇，露出洁白牙齿，嘿，玛哈古丽！

　　年轻美丽的玛哈古丽，经常这样站在老榆树下，看见认识的人会热情打招呼。小的时候我曾被玛哈古丽领进她的家。院子里有座很大的葡萄架，下面是盘大炕，夏天时他们一家人坐炕上吃饭。墙角还拴了几只小羊羔和一头小牛，那儿有道木栅门，推开它才知道玛哈古丽家后面有片更大的天地。一头大奶牛和几十只绵羊在槽上吃草，好几株苹果树、沙枣树枝夹成的院墙上还爬着葫芦瓜秧，那里有道后门，出去进入一片树林，林间小路一直通往城南的果园。玛哈古丽一家人都在果林场工作。我在襁褓中的时候，爷爷便和玛哈古丽家商量好了，每天向他们买一铝水壶鲜奶。我喝着玛哈古丽家的牛奶长大，他们家后院里那头大花奶牛是我的奶媽。

　　一开始我以为玛哈古丽在榆树下守望的可能是哈萨克邮递员哈比罕，希望他有一天上门提亲。后来我发现玛哈古丽对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情打招呼，包括从外面回家来的爷爷。玛哈古丽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大美人，她有一双覆盖着浓密睫毛的大眼睛，洁白的皮肤像每天用牛奶洗浴过一样，扎着各种颜色的绸巾，头发不是梳成辫子而是慵懒地散披下来，随着她说话时的美妙仪态在肩头滑来滑去。连衣裙也是绸缎的，每件都不一样，轻薄的料子使她妙曼的身材若隐若现。爷爷在玛哈古丽和他热情打招呼时，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从怀里掏出一件礼物。后来我怀疑玛哈古丽的那些头巾、连衣裙以及手镯都是爷爷送的。爷爷送了玛哈古丽一件礼物后，会站在老榆树下和她说一会儿话。他俩之间用另一种语言交谈，我听不懂，玛哈古丽还会被爷爷的某一句话逗得哈哈大笑，分别时玛哈古丽会热情地亲吻一下爷爷脸颊。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奶奶。奶奶寻常足不出户，在家里忙这忙那。谁知奶奶竟宽和地笑了：“你爷爷年轻时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女人。他经常给我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你看玛哈古丽多漂亮，人又年轻，不光男人看了喜欢，连我这个老太婆都喜欢呢。你说，我们邻居家怎么养育出这么个大美人呢？”

　　后来，玛哈古丽跟着一位骑马的哈萨克汉子走了。据说，那个脸膛黑红的汉子英俊无比，骑一匹通身火红的骏马昂然走过街道。他突然勒住马，被榆树下美丽的玛哈古丽吸引住了。他牵着马走向玛哈古丽，那双覆盖着浓密睫毛的眼睛闪烁着让男人无法摆脱的魅力。他俩说了一会儿话，汉子突然抱住玛哈古丽，把她扛到肩头，放到马背上，汉子左手挽住马缰绳，脚塞进马镫的同时策动了马鞭，玛哈古丽似乎尖叫了一声，很快便温顺地搂住汉子的腰，脸儿贴到汉子坚实的后脊上。马蹄敲击坚硬的街道，迅速远去。骑马汉子带着玛哈古丽去了伊犁。那个傍晚，玛哈古丽的母亲走进爷爷的家门，这位胖老太太平时像奶奶一样足不出户，每天为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而忙碌。胖老太太对女儿突然离去很伤心，说要是早早把玛哈古丽嫁出去就好了。他们一家早年从伊犁迁过来，在伊犁还有很多亲戚，打算让儿子骑马去打听一下。胖老太太流着眼泪说：“玛哈古丽让我娇惯得什么也不会做，去给放牧人家当媳妇，那日子她能受得了吗？”

　　爷爷到了人生暮年，神志清醒时，还对我提起玛哈古丽。他声音喑哑地说：“玛哈古丽真是大美人，曹雪芹看到了会写进书里的。你今后去那座小城看看。如果她家门前那个老榆树下站着一个年轻姑娘，那一定是她的女儿，如果坐着一个胖老太太纳凉，那一定是玛哈古丽本人了。”爷爷指着一个箱子让我打开，里面有个精致的盒子，盛着当年年轻姑娘喜爱的花头巾、裙子之类的东西。我猜想，如果当年玛哈古丽依然站在那棵老榆树下，她会陆续得到它们。爷爷羞涩地笑了。“女人是水做的骨肉。钱算什么呢？看见玛哈古丽纯洁的笑脸，我真是很开心。”爷爷让我带上它，“如果见到玛哈古丽，交给她。在我心里，玛哈古丽一直那么年轻漂亮。”

　　那个精致的盒子我一直带在身边，此生能否再见到玛哈古丽，只有苍天说了算。

　　……在梦中，我又回到爷爷的那个小院。茂密的树叶在阳光下摇曳，把很大的浓荫投落在爷爷家的庭院里。这是一棵胡杨树，因为得到充沛的水和肥料，它生长得挺拔而枝叶繁茂。我沿着记忆的河道溯流而上，看见它源头的胡杨树下坐着的小男孩。半赤裸的身子，屁股下坐着羊毛绒缝成的垫子，小男孩张开小树丫般的手，手脖上的银镯咣啷咣啷响，他看见一个细长的影子小溪一样流淌进树荫里，目光顺着影子，于是出现了穿老黑布鞋的长脚，裤脚堆在脚面上。他仰起脸，看见自己所熟悉的眼睛朝他笑，小男孩欢快地用小手拍打身子，喊：“牙牙，牙牙。”身子挪动，竟颤巍巍站了起来。爷爷慌忙弯下身子迎接正艰难向他走来的小男孩，对一旁正洗衣服的奶奶大声说：“看，孙子自己站了起来，开始学走路了！”这是我关于爷爷的最初记忆。从此我与爷爷形影不离一直长到十六岁。爷爷经常带我上街，走过工农兵饭店、大众理发馆、红星照相馆、红旗商店，也会带我去他上班的县商贸公司。走过红旗商店，他一手伸进怀里，从一个很长的内衣口袋里掏出钱来，买我喜欢的各种东西。我觉得他那内衣长口袋里，钱永远也掏不完。在学校听到同学议论怎样吃不饱肚子，衣服要穿哥哥姐姐换下来的，总是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向爷爷要？我在同学们中很孤立，没有人愿意和我交朋友，放了学我飞快跑回家。

　　一九七七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国家在这一年恢复了高考。我打算参加高考。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爷爷，爷爷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慌乱。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读大学其实没有什么用的。真的，像过去的科举。古时候很多人埋头苦读，把头发熬白了，就是为了入科考试，金榜题名，做个朝廷命官，一生为那几斗米折腰。你爸爸不是这样么？念了四年农学院，毕业去了军垦农场。现如今过了四十岁刚提拔为副场长。副场长，相当于副县级，在前清充其量是个七品官……”

　　奶奶从来不和爷爷争吵，凡事总是附和，但只要说到爸爸什么不好，她会勇敢站出来，维护她儿子的声誉：“考大学有什么不好？现在全城多少人家在抢购鸡蛋、借肉票，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复习考大学。只有你说读大学没用。你难道能养孙子一辈子吗？真像他爸爸说的，你要把孙子养成一只冠冠雀？”

　　奶奶端着一只箩筐，且说且往屋子里走。这是她不愿同爷爷吵下去的表示，主动脱离战场。爷爷和我相对无言站在院子里。胡杨树叶里隐藏的冠冠雀们一齐鸣叫起来，它们的声音很像芦笛。刚才它们被争吵惊吓住了。

　　冠冠雀是栖息于荒野的一种鸟，与麻雀差不多大小，羽毛颜色也相近，头上长了一撮毛，由此得名。冠冠雀是一种极聪明的鸟，它们知道人不是善类，凡人类居住的地方均不见它们的踪影，而且从不筑巢做窝，栖息在腐朽的树洞里，或荒原鼠遗弃的家园中。冠冠雀繁衍后代的本领高强，春和日丽的日子里，一对对配偶在天空上下翻飞，调情交配且乐此不疲，但它们从不承担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将蛋下到别的鸟类巢中，让其孵化且抚养。爷爷一次骑马走过荒野，一对雌雄冠冠雀上下翻飞调情太过于忘我，倏地钻进他老人家宽大的袖子里。爷爷买了只大鸟笼，把一对情人放进去，好吃好喝伺候着。起初这对情侣望着笼外天空发呆，一段日子后它们经受不住强烈情欲的折磨，在鸟笼里开始了调情。爷爷每天把产下的蛋取出来，放到栖息在屋檐下和胡杨树上的麻雀窝里。不久之后，一只只冠冠雀在院子里吹响芦笛。爷爷在院墙上掏出一个个洞给它们做家。

　　爷爷家满树的冠冠雀，是小城的一道独特风景。

　　爷爷年轻时候似乎有些像冠冠雀。爸爸和几个姑姑出生时，爷爷正值盛年，事业亦如日中天，他对儿女的关注，如同每日从他商铺里关注门外那条汩汩流淌的小河，天天看见却无动于衷，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不想知道它流向何方，简单地将他们的一切交给奶奶和学校。他的儿女长大成人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离开他。解放后，爷爷头上戴了顶“资本家”的帽子，这顶帽子像团阴影跟随他的儿女后面。爸爸大学毕业毫不犹豫去了军垦农场，几位姑姑嫁给现役军人或国营企业的工人， 但他们永远面对一个事实：他们是资本家的儿女。

　　爷爷当然明白。他被时代尘封后，感到了儿女远离的悲凉。爸爸妈妈结婚前夕，礼节性地来到爷爷家。父子相对无言。爷爷向他儿子，也是他们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在我出生后，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爷爷忿忿地说：“你们不是说老子是剥削阶级吗，贪婪地喝人民的血吗，老子就像树上的冠冠雀吗？好，你们的孩子送来我养，不要你们一分钱抚养费，让你们当冠冠雀总成吧！”

　　十六年中，我慢慢变成了爷爷心中的老儿子。当然，爷爷最终没有阻拦我去参加高考。我被省城大学录取后，他和奶奶一同送我去汽车站。爷爷知道他养的一只冠冠雀飞走了，可能不再回来，选择永远留在他身边。临别时还是很认真地说：“想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可能是我很多错误想法中的一个。但人在一生中，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随波逐流，像粒砂子那样被水流卷着走。”我离开小城时，看见爷爷站在汽车站台上，他没有像奶奶那样流着泪，不停地用袖口擦拭，而是像平时那样，松闲地袖着手，瘦长的脸永远不变似的覆盖着淡淡的笑容，春天的阳光没有多少温暖，投射到那张脸上，却洋溢着光润和安详。

　　我清晰记得，那一天，空中有淡淡的薄雾，正把几片雪花抛撒下来。

　　第二章

　　一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有位年轻人在北湖农场的旷野上行走。冬雪开始融化的时光，天气很寒冷。他没戴帽子，光秃秃的白杨林带里吹来的风把耳朵咬得通红，颊骨、下巴和鼻子也红了，嘴里哈出一缕一缕白气。他走上总干渠大桥时，身后一辆骡子拉的胶轮车跑上桥来，骡子浑身蒸着汗气，毛卷成一小撮小撮的，鬃毛和唇边染着白霜，咚咚咚的贴他身边跑过，下了桥远去。几天前，这辆邮车给他送来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下了桥往东走，前方这条路在冬天第一场雪后，好像再没人走过，他身后每个脚印都像踩塌一只荒原鼠洞。前头那个连队被一片光秃秃的树笼罩，一群麻雀飞了起来，黑压压像片云在灰色天幕上飘移，又像秋天飘零的树叶原落回树上。他走到村口，走上进村的小路。这路像躺在雪地上的藤蔓，伸出的一支小岔引领他走向一间地窝子。葵花秆夹成的小院子，推开红柳枝条夹成的门，门像散了架似的歪向一边。他看见院子边堆着不多的苞谷秆，一个人弯腰抱起一些来。

　　他这么默默站了一会儿，沙哑地叫了声：“妈。”

　　那个人转过头，头巾包裹得很严实，眼睛里僵直着惊愕：“来——来喜，你回来了……”

　　他跟她身后走进地窝子，身后的寒气变成白雾。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围坐在火墙边，炉子里没有火，她们把小手贴在火墙上，眼睛怯怯地望着这个哥哥。这个哥哥不怎么回来，而每次回来总会给这个家搅起不小的波澜。他曾在院子里和继父打架，一拳将继父击倒在地，血从继父鼻子里流出来，又被继父细长苍白的手涂得满脸都是。继父一瘸一拐逃出村去，像只被打折了一条腿的流浪狗那样哀叫着。这个哥哥离开家之后，要过好几天，她们的爸爸才回来，夜里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院子里有什么响动，就会惊悸地坐起来……

　　他原打算第二天出发去省城，现在改变了。他要用三天时间让院子里生长出一个柴垛。他踏着没膝的雪走向荒野，一直到了那片梭梭林。梭梭是取暖最好的柴火，燃烧的火苗玉米般的金黄，边缘镶着蓝色。两米多高的梭梭生长在荒野上，抱住摇晃几下就倒下了。三天里他起早贪黑，让院子里出现一座高大的梭梭柴堆。走的时候，他把多年积攒的六百元钱交给妈妈，让妈妈每个月寄给他十元钱。大学四年他有四百多元钱就够了。

　　第四天，他在凌晨五点钟搭乘一辆去省城的油罐车，天亮的时候到了小县城。他以前去山里煤矿上拉煤，在井字街第二个路口，会把拖拉机停下来，到工农兵饭店吃饭，坐靠窗的桌旁可以看见街对面老榆树下亭亭玉立的姑娘，叫玛哈古丽，可惜现在老榆树下只堆着厚厚的积雪。玛哈古丽的名字在拖拉机站男人们中间口口相传，成了美人的代名词。他有很长时间没有经过这座小县城了。油罐车司机是个五十岁开外的老头儿，农场人都叫他高大牙，外突的嘴巴里镶了三颗金灿灿的假牙。解放军向西部挺进的时候，他是汽车兵，开发北湖农场他又转业在农场开车，屁股下的汽车轮子使农场在他眼里变小，几十个连队都去过，大小故事都知道。农场人外出求高大牙方便，搭他车少不了送点礼，一路上管他饭的。昨天高大牙听说这回搭车的是个考上省城大学的，连说这是个有出息的后生，在古代是中了举人进士的，我一车夫能拉上这么个后生，沾了回喜气。汽车出了小县城，上了去省城的柏油路。平时，高大牙会打开话匣子，和搭车人聊天，千年黑万年白的事他都知道。可是，这回搭车的后生一路上不做声。高大牙开始犯困，开车没人和他说话就犯困。高大牙说，后生，你真不简单，咱们农场参加高考的有几百号人，录取了七个，场长政委的孩子听说都名落孙山了。后生嗯嗯了两声。高大牙又说，咱们农场哪个单位的？后生说是五分场拖拉机站的。高大牙噢了一声，说拖拉机站有个外号叫独头蒜的后生你可知道？后生瞥过一眼，别过头望窗外，说知道，一个开拖拉机的。高大牙说，你可知道他独头蒜外号的来历？这时候前方来车，在雪花飘飘中朝高大牙打着会车灯，高大牙眼看前方，也打着会车灯回应。后生冷冷回答说，他是个孤儿。高大牙开动雨刮器，除去玻璃上的雪，摇晃花白的脑袋说，不是的。當年，独头蒜的老爸和我们跟着大部队来这里，过祁连山的时候，打上了遭遇战，一块炮弹皮从他裤裆里擦过去，把卵子刮掉了一个，这家伙命真硬，剩下一个卵子还娶了老婆，没几年给他生下个大胖儿子……后生发一声喊：停车！高大牙吓了一跳，看见后生的脸青紫，鼻眼挪了位置，心里陡然知道嘴巴闯了祸。后生抓住方向盘大喊，你给老子停车！

　　高大牙慢慢把车停路边上。大雪茫茫，没有汽车过往。后生说，不是看在你和我爸一块来农场的，今天非揍你再镶回牙不可！后生跳下车爬油罐上取行李。高大牙上去抓后生的衣服说，今天对不住了，我这嘴爱胡乱说，不过你不能在这里下车。这个地方叫野狼窝，前不搭村后不着店，我有一回夜里经过这里，碰到过群狼围我汽车呢！后生站雪地上不动，咬着牙齿说，老子被狼吞了也不要你管，老子就是不坐你的车，你快上路！

　　高大牙咆哮了，独头蒜，老子有资格叫你独头蒜！他咧开嘴唇，用手指着自己嘴巴里的三颗大金牙说，知道么，老子这牙咋掉的？你爹火线负伤，是我开车往后方医院送，半道上抛锚，老子卸那只跑了气的轮胎，一个战士帮我，抡大锤时锤头脱了，擦着老子脸飞过去，当时三颗牙齐齐掉了，满嘴血！就这样，老子一手把毛巾捂住嘴，一手握方向盘送你爹到了后方医院。要不是我，你爹的命肯定丢了，哪会有你！

　　高大牙连推带搡把独头蒜塞回驾驶室，一路再无话说。高大牙知道独头蒜的外号其实是他爹的。他们一起大进军到了西部，一同转业垦荒种粮，哪个没外号？五十年代从上海来了一批女人。垦荒人都是光棍汉，想老独头蒜受了那样的伤，心里对女人还有渴求，就是夜晚做不了传宗接代的事，有女人暖暖被子也是好的。大伙儿都同意把头一个选女人的权利留给他。老独头蒜一眼就把顶年轻顶漂亮的女人挑上了。那女人不光年轻漂亮，还没结过婚，在旧上海十里洋场做舞女。老独头蒜说，舞女怎么了，也是旧社会受压迫受欺侮的阶级姐妹。老独头蒜性格刚烈，“文革”中造反派揪斗他，诬他是国民党俘虏兵，是“残渣余孽”，还打伤了他一条腿，老独头蒜早有准备，他用极其惨烈的方式维护自己革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怀里抽出一把菜刀，当场把一个造反派小头目的脑瓜子开了瓢，然后拖着伤腿走上河堤，又用菜刀抹了自己的脖子，跳入河中。高大牙一路回想着一件事，到了省城加油站，那后生取了行李，才想起来。高大牙拍拍后生肩：“别生老叔的气了，人說不知者不为罪。我们那伙儿老兵是从子弹堆里滚出来的，都是粗人。你老子活着时都这么叫他，日子久了真名字倒忘了。一路上我都在想他的名字，进了加油站才想起来，他叫臧同贵。”

　　二

　　这个时候，我站在距离臧来喜不远的路边。

　　他背着行李朝我走来。我胸前“欢迎新同学”的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像荒野中的跋涉者于日暮时分奔向孤独的驿站，他在泥泞般的春雪中跋涉，身子摆动幅度很大，呼出的白气宛如炊烟飘过面颊，使它微微酡红。他脸庞宽大，前额明亮，打湿了的头发倒伏在额头上，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对于这个来自沙漠边缘军垦农场的新同学，我不是只有十六岁的嫩稚少年，而是他心目中的省城大学。

　　臧来喜和我并肩离开加油站，穿过排得很长的油罐车队，很快拐上另一条街道。没有汽车和行人，居民们蜗居不出。我们踩着未被脚印打扰过的积雪，像走在刚被海浪抚摸过的沙滩上。前头出现一行精致的脚印，脚尖有点向内，目光顺着这行脚印看见一个女孩的背影，她背着行李，一身草绿色军装，散发着大草原的气息。她走进省大学的校门，驻足仰脸对门上的字看了一下，回过头来，对着雪天，也仿佛对我们，嫣然一笑。她叫乔玲，从火车站一路走来。几天后我们在教室里相遇，知道她来自巴里坤草原的军马场。

　　臧来喜也在校门前停下脚步，手握紧行李背带，耸动了身子，行李向上移动位置：“嘿，省城大学！”那副神态，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人物拉斯蒂涅。拉斯蒂涅从外省来到巴黎，站在一座小山上，俯瞰夜巴黎，说：“巴黎，让我们来拼一拼吧！”

　　走进校园后，沿着两排大白杨夹峙的路一直到校舍。臧来喜把行李放在靠窗一侧的下铺，打开行李，脱下外套和翻毛皮鞋，盘腿坐床铺上。在桌上摊开一张报纸，上面放了些莫合烟末，熟练地卷起莫合烟，二指宽的报纸条，将莫合烟拈来放里面，然后卷好，在手心里转动，莫合烟卷加工完成，衔在嘴唇间，一只手探向怀中，出来时那盒火柴握在手掌里，嚓的一声，有团金黄色的火绽放，移向烟卷时被拉长，烟头红汪汪，竟冒出火苗，却又熄灭。那团红汪汪在移动，后面出现灰白的烟灰，烟缕进入了胸腔肺腑，脸微微扬起，眼睛半眯，深长的一吸终于停止，静默着，过了一小会儿，大团青烟仿佛从很多孔里出来，大脸盘上笼罩着，像山林燃烧了。

　　他说，大概有十五个小时没吸一口烟了。

　　“在农场的田地里，很多人叼着莫合烟开始是为了驱赶蚊虫小咬，后来就学会了。”

　　臧来喜吸完第一支莫合烟，把烟蒂扔到门后的铁皮撮斗里。

　　“秋天的夜晚，田野上的蚊虫小咬真多，像团黑雾缠绕着你。吸完这些莫合烟我就不吸了，再不会被成群的蚊虫围着叮咬了……”臧来喜躺在床上，双手放在后脑勺下，眼望白色天花板说。

　　之前的四个夜晚我独居一室，第一次身处异乡的恐惧和凄凉弥散在浓稠的黑夜中。爷爷和奶奶无微不至的呵护使我害怕一个人独处黑夜。天一亮我就逃离宿舍，草草吃了早饭，到班主任梅老师办公室，帮做各种事情。梅老师三十七八岁，剪着齐耳短发，瘦削而略显苍白的脸上，镶嵌一双温和而明亮的大眼睛，带着一丝忧郁，唇边有颗黑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绵软、亲切又柔和，油然使我产生一种亲近感。她到宿舍来看过我，摸摸被褥，问夜晚冷不冷，食堂的饭菜吃不吃得惯。我觉得梅老师更像一位妈妈。我心里对于妈妈的印象一直模糊不清，她和爸爸很少到小县城来看望爷爷和奶奶，他们在悄悄和爷爷划清界限。偶尔来一次，也是匆匆的，黄昏时候到了家，早晨太阳没出来就离开。妈妈和我之间的谈话，总是寥寥数语，问我学习怎样，加入少先队没有，写没写入团申请。一回，妈妈结束和我谈话后，叹了一口气对爸爸说，这孩子让老头子惯坏了。爸爸回头看我一眼，然后点点头……

　　我隐约觉得，梅老师好像与其他老师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却又说不清楚。

　　臧来喜的到来使我获得了安全感。闭上眼睛，神情安详，均匀的呼吸表明他已进入了睡眠。我拉灭了灯，让黑夜温柔地进入整个房间。

　　窗外隐约的风雪之声，使我像头北极海豹，从冰封的洞穴慢慢沉入水底一样，龟缩进被窝，意识开始模糊起来。忽然，我被惊醒了，是呼喊声惊醒了我，下意识地拉亮了灯。恐惧、绝望、生命最后一息的挣扎，这呼喊是臧来喜嘴里发出的。他脸色苍白，手抓住被角，颤抖着要举起来，又沉重地举不动似的。我喊着他的名字，他听到了，头却只管摇，眉头拧紧着，嘴中呜呜噜噜说什么。

　　突然，挣脱了什么似的，蓦地坐了起来。于是，他看见我站在他床前。

　　“唉……没事了，刚才做了一个梦。”

　　他抱住膝盖，把脸搁在膝盖上，显然那个梦对他很不好。过了一会儿，他抬起脸，对我说：“梦见一只狼。这只狼在我身后，一直在追我。”

　　他沉默了片刻，给我讲起这个梦。他好像走在梭梭林边上，背了很重的一捆柴。雪还是那么厚。他听见身后有声音，是狼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他忍不住回过头去，那只狼通身灰色，拖着小扫帚一样的尾巴，鲜红的舌头从白厉厉的牙齿间伸出来，湿漉漉地滴下涎水，绿光莹莹的眼睛逼视着他。脚怎么也迈不动，像被绳子拴扯住了似的。那狼从背后扑了上来，打掉了他背上的柴捆，前爪搭在他肩头，张大嘴巴咬向他的脖颈，他双手同时掐住了狼的脖子。

　　臧来喜又开始卷莫合烟，默默地吸，一支又一支。天开始亮起来。

　　三

　　春天的太陽很快晒化了积雪，校园里流淌着乌黑的积雪融水。还穿着冬装、背着庞大行李的新生散兵游勇似的涌进校园里来。在大雪纷纷的几天里，他们被阻断在了路途的某个食宿站或招待所，雪停之后一路跋涉，奔向这座古旧而庄严的高等学府。西部盛产石油，省大开设了一些石油专业，像石油地质、油气开发、石油机械等。我们班是石油地质专业，四十二个人。那晚第一次开班会，黑压压的人挤满了教室，短短一星期，大家都有了熟悉的人，小声交谈，教室充满嗡嗡声。梅老师示意大家安静，让每个人做一番自我介绍。都静默了，这静默像漫漫长夜和无尽头的隧道，都在等待着哪一个自告奋勇化作第一道黎明或隧道尽头的光亮。终于没有自告奋勇者。梅老师只好照着点名册一一叫。叫起来一个，说的话很简约，年龄、来自何处，下乡或回乡几年，做过什么工作。让我吃了一惊，年龄都比我大好多。有一位叫郭自强的同学，三十四岁，是六六届毕业生，上高中一年级时就梦想考大学，熬到一九七零年才结了婚，之前在乡村做着民办教师，有三个孩子，大的上小学二年级了。听这位年龄是我两倍的老大哥讲的时候，没一个人发笑，教室依然沉浸在静穆中，像在追悼会上听追悼词。

　　反倒我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引起一片笑声。在他们眼里，我成了另类，一个蜜罐里长出来的瓜娃子。一个嘴巴很损的家伙后来竟说，我像历史上晋朝的晋惠帝司马衷，大臣向他汇报民间大饥，百姓啃树皮吃观音土，他还问，百姓为啥不喝肉汤。

　　教室归来，夜已降临，宿舍的六个床铺全有了主人，身子摊开在床上，放松着，不知谁先提起了话头，从那个三十四岁的郭自强同学扯起。说郭自强也真不容易，在农村，婆娘种地拿工分，要养活三个孩子，还要寄钱供丈夫上大学。于是各自诉说起自己的苦难经历，有的是下乡知青，有的是回乡知青，有的来自兵团农场，有的来自老乡公社，这些年，夏天割麦子、种苞谷，秋天摘棉花、运粮食，冬天拉沙改土、兴修水利，年年身上脱下几层皮，手上老茧摞了一层又一层。四个不断为各自补充着苦难细节，好像越苦越光荣似的。后来说到高考了，怎样的不分昼夜死背硬记政治题答案，狂做数理化习题，考场上怎样的淡定自若。嘿嘿，总之啊，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苦日子熬过来了，像唐僧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今番修成了正果，鲤鱼跳过了龙门。四位牛哄哄的吹了一会儿，宿舍静下来，等待什么，像是一幕大戏，一阵子紧锣密鼓敲过了，该出场的人物都差不多出来了，最后压轴人物还没出场。四个脑袋从床铺上探起来，看着臧来喜。他们喊着臧来喜，不应，睡着了。后来他们说，这个臧来喜在和我们玩深沉呢。几天之后开课了，天天数理化和英语，老师讲得飞快，作业一大堆。大家埋头学习，窗外不觉已是春风浩荡，柳绿桃红，从前历史的一页很快翻了过去。晚上十一点散了晚自习，回宿舍便是打水洗脸洗脚，睡觉。

　　宿舍四位仁兄在不多的闲暇里，还会扯起从前，但也只是高潮后的余波，局部的、片段的、偶尔的谈兴荡起的一点微澜。臧来喜总是不言语，永远局外人似的沉默。早上去教室，那四位相约一起，我和臧来喜同行，无形中成了两派。一天，我把宿舍里那四位同学背地的议论给臧来喜说了。我说，老兄你也可以讲讲自己的过去啊，都一样经历过的。

　　臧来喜鼻子哼了一声：“他们那点苦算得了什么？我十五岁那年背着行李走了三十公里路，到了农场最偏远的一个连队去。冬天，地上雪有三十公分厚，脚上穿一双胶底棉鞋，我爸爸活着的时候给买的，里面没穿袜子，胶底裂了，用绳子绑着，从早上五点走到天黑，两只脚成了雪坨子，连队的人把我的脚放凉水里泡，最后才把鞋子脱下来。好在我的脚没被冻残废。那个冬天没鞋子穿，那双鞋子早扔了。连队人送我一双皮窝子，里面塞上麦草，我就是穿着一双皮窝子走过了那个冬天。因为没穿袜子，脚面经常冻得红肿了。那是个新建的连队，房子盖好了，里头没有火墙，没有炉子，连队的人还住着地窝子。没有房子住，我就住在新盖的房子里。在地上铺着麦草，睡在麦草上。外面大雪纷飞，墙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房顶上垂下的苇草，被霜冻结成一个个银白色的谷穗，窗子玻璃上也是厚厚的冰霜。我一个人睡在里面，用空墨水瓶做了个煤油灯，挂在墙壁上，照得四壁银光闪烁，像睡在雪窖里。冻得睡不着，就在灯下读数理化。读书是为了忘记寒冷。越是冻得不行，脑子越清醒，读书越容易记得住。那些年把中学课本读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得了。我没上过高中，十五岁时我爸爸死了，妈妈改了嫁。我只好到农业连劳动，自食其力。高考时我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找到老师，走后门开了个中学毕业证，才报上名，进了考场。”

　　臧来喜又说：“都是来读书的，又不是开诉苦会。说那些事有什么意思呢？”

　　他一脸的不屑。

　　入学第一个月尚未过完，我收到了爷爷寄来的第一笔生活费五十元。梅老师将汇款单交给我的时候，有人尖利地嗷了一声，夸张的尖叫，像只猫被人猛地一脚踩了尾巴，许多双目光一齐聚焦在我脸上。我当时不知道，五十元抵上学校许多老师一个月的工资。班上不知是谁给我起个外号小财主，并在同学口中叫了许多年。其他同学也陆续收到汇款，十元至二十元。臧来喜和我同桌，每当晚自习梅老师出现在讲台上，喊着同学的名字去她手里接过汇款单时，臧来喜低着头看书或写作业，神情专注而忘我。一天晚自习，臧来喜把我叫到教室外，他不安地看看走廊两侧，眼神像风中的灯火似的飘忽，小声说，我俩……我没骗你，我把六百块钱寄放在母亲那里……我想，继父肯定把那些钱拿去赌博喝酒挥霍掉了！借我十块钱吧……我很快会还你。

　　我掏出十块钱，他接过后，立刻攥进手心里，身子一闪，进了教室。好像刚才我俩之间在进行一桩什么不正当的交易，怕被人发现。

　　某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睁开眼，看见宿舍那四位仁兄还在床上躺着，平静的呼吸此起彼伏，臧来喜的床铺却空着。昨天挂在窗户上洗过的那件黄帆布工作服，如今同他一样消失。整个白天都没见到臧来喜的影子。傍晚的时候，路灯都亮了。臧来喜走进校园，沿着白杨树下走过来，低着头，步子软塌塌的，走进公共水房。

　　臧来喜这一天干什么去了？

　　我准备做个侦探，跟踪他。

　　下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臧来喜悄悄起了床，肩上搭着那件黄帆布工作服出去了。我尾随他身后，远远看他出了校门。后来，他到了一个水泥厂的装车场，把那个黄帆布工作服穿在身上，和一群人往汽车上扛运水泥。一辆装好后开走，外面再开进来一辆。大门外侧那条大路上，排了一长队汽车。旁边有间看守装车场的值班室，有个老头坐在条凳上，一手抱着膝盖，一手握着烟斗吸烟。我走进去问他，这装车一天能挣多少钱？他目光上下打量我一回，说一天三块。小伙子你这柳腰儿身板，细皮嫩肉的，怕不行。

　　我像个国民党军统小便衣，两手插在衣袋里，在水泥装车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逛来逛去。中午肚子饿了，在一家小吃铺子吃了午饭，还买了几个包子。下午又来到装车场附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太阳慢慢坠向树林和房屋后头，臧来喜不多久就会从这条路走过，我从大树后面跳出来，准会吓他一跳！想到这些，心里莫名的兴奋。装车场里那些装车的人三三两两走出来了。

　　这时，我突然看见梅老师站在前面的路边上。臧来喜低着头走出来，那件黄帆布工服搭在肩上，抬头看见梅老师，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两个人相对站着，梅老师小声说着什么。一会儿，臧来喜低着头，跟在梅老师后面往回走。梅老师走得很快，渐渐和臧来喜拉开了距离。她站下，等臧来喜跟上，又继续往前走。我很失望地远远走在后头。我看见他们没有走进校园，而是向附近居民区走去。省大的教职工住在那片居民区。

　　那个晚上，我把那几个包子放在靠近臧来喜床头的桌子上。宿舍熄了灯后，臧来喜推门进来，悄悄睡下了。

　　自那以后，臧来喜没再向我借钱，星期天也没再去过水泥装车场。但也没还我钱。爷爷曾对我说过，有时候，一分钱会压得英雄好汉低下头来。每个月学校发给我们助学金二十四块钱，伙食标准是二十六块，个人每月要掏两块。另外，个人买牙刷牙膏啊，学习用具啊，每月十块钱算最低开销了。臧来喜星期天去扛水泥袋，一个月充其量挣到十二块钱，仅够他一个月的开销。虽然他闭口不提还我钱的事，但我从他的眼神和一举一动中感觉到他没忘记。我想，如果他向我提起，我一定会拍着胸脯说，咱俩是哥儿们，甭提钱的事。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一般都上课，数理化和英语，满堂灌，作业一大堆。下午，上自习，全教室都在做作业。臧来喜将他的作业本递给我，说下了自习课后代他交了（实际是让我抄）。然后人就失踪了。我很乐意完成这件差事，我低頭狂抄他的作业。要让我独立去做，一个下午再加一个晚自习，只怕要把胳膊累脱臼！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做完这些作业的。到了学期中，各种考试接踵而来，臧来喜总是第一个交卷。他起身的时候，会在我的卷子上点几下，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晓得，点的地方，都是错了的。

　　每次，他总能考第一名，不光考第一名，还把第二名甩下好远。可是，我没见过他多么刻苦用功。下午的失踪，不是去图书馆，就在阅览室。看的是些闲书。臧来喜引来班上不少的议论。那些话说得曲里拐弯，让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讽刺、挖苦、嘲笑，还有暗暗的嫉妒。好像臧来喜不该考第一名，考了第一名也不该把第二名甩下那么远。月盈则亏，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水必湍之。说这些话的人，都佩服我们班长。班长当初被选为班长时，大家都不了解他，选他，因为他是四十二个人当中唯一的党员。班长来自一个老油田，已参加工作四五年了，清瘦，细眉淡眼，背微驼，穿一件灰色中山装，每次见我都和蔼地笑着，如敦厚长者，先与我打招呼，见其他人也一样。班长做人低调，虽然学习很用功，但是不显山不露水，作业做好了也从不先交，考试卷子做完了，低着头在那里一遍遍检查，到班上大多数人交了，才把自己卷子交上去。班长考试稳居第二名，但他的分数仅比第三名多几分。

　　憋的火多了就会发泄，就像水库满了就会开闸泄洪一样。那天上午考完了数学，下午卷子发了下来，臧来喜满分，我上铺的老兄不及格。上铺的老兄一肚子不愉快，好像他的不及格是别人造成的，气呼呼的，躺在铺上地动山摇的，最后打开了他唯一的宝贝，一架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据这位老兄说，下乡时他父亲送他的，那时还是很值钱的宝贝，用了这么多年，声音像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沙哑、变腔走调，播音员说话，两句话之间连带刺刺啦啦和子弹飞行的声音。如果是唱歌，简直听不出是谁在唱，有些像猫叫春。

　　其他几位知道他在火头上，都洗了躺床铺上，默默忍受着煎熬。

　　臧来喜躺在床上看书，这时候偏过头朝上铺那位老兄说：“都什么时候了，该睡觉了。”

　　那位老兄说：“你睡你的觉，没谁挡着你啊。我听我的收音机，又不碍你睡觉。”

　　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声音一句高过一句。上铺的老兄嗖地跳下来，上前左手揪住臧来喜衣服，右手上去了。两个厮打在一起。这边三个都坐床铺上说，别打了，别打了。脸上都笑嘻嘻，显然觉得臧来喜被压在下面，刚才又出其不意地挨了一拳，吃着亏的。

　　两个从床上滚到了地上，臧来喜骑在上面，武松打虎的姿势，擂着拳头。三个慌忙跳下床，拉扯着臧来喜。行了行了，都是同学，一个宿舍住着的。

　　他们拉开臧来喜，下面那位老兄坐起身，擦着嘴角上的血，喘着粗气，忽然放声哭起来。其他宿舍的都涌进来，班长在最前头。班长问怎么回事，谁先打谁？哭声停止了，上铺的老兄爬上床铺去，躺下不做声。

　　旁观的三个说，班长，没事、没事，俩人闹着玩的。

　　打那以后，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光他俩不说话，臧来喜和另外三个都不说话了。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臧来喜回回考试第一。

　　四

　　“北湖农场在哪里？”

　　我跟在臧来喜身后，在校园里溜达。下午的自习课下了，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走出教学楼，走过那片篮球场，再往前走，就是校办工厂。校办工厂好像不大开工，冷清的院子里长起了荒草，角落里堆着废铜烂铁。几间空旷的厂房里传来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

　　臧来喜说：“其实，北湖农场离县城不算远，有五十多公里路。可是路很难走，县城北那片苇湖叫新坪湖，湖边有条路，不过那条路到了春天会翻浆，到处坑坑洼洼的，有近二十公里长。出了苇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白碱地，白花花一眼望到天边。偶尔能见到耐碱的植物，像野葡萄、芨芨草、胖姑娘等等。一条路直直向北，走三十公里，白花花的碱地消失了，看到了起伏的沙丘，就到了。”

　　“可是，那只是到了北湖农场的总场。下头还有七个分场，每个分场下头还有十几个农业连队。”

　　“你们农场下头呢？”

　　“我们北湖农场下头，是莫索弯农场，再往下是玛河桥农场。再往下，就到了大沙漠了。”

　　太阳在校园树林的梢上蹲着，光线橙黄橙黄的。地上爬着几株蒺藜草藤。厂房一侧闲放着两座锅炉，浑身的红绣。在这样荒芜颓败的去处，臧来喜忽然给我讲起北湖农场的那个农业连队。也许，这种苍凉的地方使他想起了从前。割麦、砍苞谷、开拖拉机、铲渠，好像农业连的那些农活他都干过来了。

　　臧来喜回忆北湖农场的那些事是痛苦的，正是这些痛苦往事，激励着他努力考第一。大学四年，他一次也没回北湖农场。从后来他的经历推断，他再也没回到过北湖农场。那个大雪纷纷的早晨，臧来喜坐着高大牙的汽车离开北湖农场，就是永别。

　　省大有个规定，学期放假，所有学生必须离校，宿舍一律锁门。假期里后勤总务处对学生宿舍进行维护修缮。臧来喜竟然悄悄住到校办工厂的一间工房里，四年的寒暑假人不知鬼不觉在那里住着。工房里有张很大的钳工工作台，他把行李铺在工作台上，晚上在里面学习，白天出去打工，这次他没去水泥厂装车，而是到火车站干临时搬运工。一个假期可以挣到一百多块钱。

　　就是冬天放寒假，臧来喜也住在那间工房里。工房后面是供热锅炉房，只有一墙之隔，供热管线从工房里通过。住在里面，比他以前冬天住的房子好多了。

　　后来被班主任梅老师发现了。

　　五

　　梅老师和省大所有的老师都不合群。她总是孤单着，一个人走路，头微微扬起，脸上冷冷的。有一回，在校园的路上碰到她，她脸上现出我熟悉的笑容，在我们告别的一刹那间，瞥见她脸上迅速换上冷冷的表情。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梅老师是一九六六年的上海支边青年，这是从上海来到西部边陲的最后一批。她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一直呆在家里，到西部边地多少有些无奈。落户的那个农场在沙漠边缘，闭塞，交通又极不便，不通班车，出来只有搭乘农场拉货的汽车。后来，一起来的上海知青感到回上海无望，陆续结婚成家。只有她大概想着有一天能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窝在大沙窝农业连队里一直单身。几年前，省大开门办学，一位工宣队出身的校革委会副主任带领工农兵学员去了那个农场，副主任是丧了偶的人，一直想再娶，去了农场就看中了梅老师，农场领导也极力撮合，就成了。梅老师调到省城大学里来。“文革”一结束，这个副主任变成了“三种人”，他以前是汽车司机，又回去干老本行，一次外出出了车祸死了，梅老师成了单身。

　　也许是臧来喜的身世遭遇唤起了梅老师的同情，她对这个学生的关心超出了我们班的所有人。梅老师曾每个月资助他十元钱，阻止了他星期天去水泥装车场扛水泥。

　　发现臧来喜假期住在校办工厂的工房里后，梅老师没有让臧来喜搬出来，甚至没有惊动臧来喜。她的父亲当年从宁波乡下跑到上海，才十三四岁，给人当学徒，晚上住店铺里，白天忙生意，打拼几十年才出人头地。或许从臧来喜身上，她看见了父亲当年的影子。

　　大四第一学期，省大要在我们这一届选拔二十四名留学生。先进行文化课考试，数理化加英语。我们班有十几个去参加考试，臧来喜全校成绩第一名，抛下第二名三十多分去。班长也参加了，没有进入前二十四名之列。 有一天，学校总务处来人找臧来喜，没说找他什么事，只是给他量了一番身高、肩宽、腰围、臂长等等。班里同学私下说，这次出国留学是公派，服装由学校统一订做，看来，臧来喜出国留学是板上钉钉子了。不久，学校把二十四名准备送出国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突击补习英语。臧来喜还住在我们宿舍。一日三餐，我俩一起去食堂。我会问起英语补习班的情况。臧来喜说，校长亲自授课，每次空着两手进教室，读课文，有的发音和我们学过的不一样。他向校长提出疑问，回答说，没错，我读的是美国人的发音。你们将来是去美国留学的。

　　我们出野外进行毕业实习。行前，臧来喜对我说还欠我十块钱，待我返校后一定会还我。我拍着胸脯说，咱俩是哥儿们，甭提还钱的事！

　　三个月后，我们实习归来，臧来喜的床铺空了，只剩下一张铺开的香烟纸箱子和当褥子用的一叠数理化习题演草纸。

　　莫非已出国了？

　　这时，班长来到我们宿舍，简单告诉我们，大概在三四天前，臧来喜与班主任梅老师之间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而且被保衛处的人现场捉到。臧来喜受到了开除学籍的处分，但考虑他学习成绩优秀，按肄业处理，被分配到一个石油勘探新区工作。昨天早晨，臧来喜由学校保卫处两个工作人员护送，坐着学校红旗69汽车出发了。

　　班长说完摊开两手，意思他只知道这些。

　　那个晚上，我早早躺下了。我坚决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毕竟发生了，相信不相信都没用了。心里很乱。想起一九七八年春天的那场大雪，臧来喜背着行李向我走来的情景，现在，臧来喜又在去往遥远石油勘探新区的途中。听班里同学议论，那是一片沙漠区，人迹罕至，坐汽车要走七天。上万人在那里干了好多年了，喝的水夹带泥沙，像苞谷糊糊一样浑浊……我感觉像在做梦。快十二点的时候，宿舍那四位老兄回来了。都在等待分配，四处打探消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躺在床上议论起来臧来喜和梅老师之间发生的事。

　　省大保卫处新调来个保卫科长，瘦高个儿，一身半新的军装，长脸，整天红汪汪的，是个单身多年的男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到我们班转悠，特别是梅老师有事在班上的时候。原来这个男人看上了梅老师。保卫科长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把姓梅的女人娶到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保卫科长是党员、转业军人、贫农成分，根正苗红，是当时多少女人眼热的“三块钢板”啊。虽然保卫科长离过一次婚，但是没有拖油瓶的拖累，而且他才比她大五岁。保卫科长好喝酒，有一天喝了二两小酒，竟闯进梅老师的家里，坦率表白了一番。保卫科长万没想到那次吃了闭门羹。

　　保卫科长为此耿耿于怀。他不明白，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女人，半老徐娘，又是嫁过汽车司机的，竟然看不上他！难道他还比不上那个汽车司机？保卫科长很郁闷，很不甘心。

　　……那个晚上，保卫科长喝了几杯酒，到了值班室，把手枪装进衣袋里，出来巡视，转过校园，出了大门，径直到省大教职工家属区。他背着手走过一排排房舍，经过一幢平房的后面，一扇窗亮着灯，有人拉着手风琴，还有笑声。科长听出是姓梅的笑声，有些愤怒，走过去，站窗前看，窗户有些高，看不见窗户里那女人为何在拉手风琴，又为何在笑。他踩一块砖，踮起脚，看见是两个人，除了姓梅的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两个人小声唱着什么歌子。保卫科长捉拿不正当男女关系很有经验。据说他耐心等了一个时辰，等到琴声和歌子歇了，才转到前门，将门踹开，用手枪指着俩人。保卫科长向学校领导描述当时情景，说两个人搂抱着亲嘴摸胸，那真是不堪入目的一幕……

　　第二天，我跑到梅老师的办公室，在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矮个子的络腮胡须中年男子。他是我们新的班主任。络腮胡正忙着敲定毕业分配名单，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随手把一张报纸盖在名单上。

　　我对他说，我报名去那个石油勘探新区工作。

　　新班主任终于认真起来，深度近视镜片后面射出热烈的光芒，嘴唇边现出笑容，很快扩散到整个脸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赞美我的高尚行为。原来，我们班有两个去那个遥远石油勘探新区的名额。臧来喜已经去了那里，还差一个，新班主任正为这事发愁呢。

　　那个石油勘探新区离省城两千多公里。这几天，班上同学都谈虎色变一般，怕自己被分配去了那里。

　　有人竟向学校打了小报告，说班长和乔玲偷偷谈上了恋爱。大学里谈恋爱属于正常，但在我们学校不行。党委书记是位老革命，对许多事很宽容，独独反对这种事儿。书记认为，大学是专门读书的地方，谈情说爱结婚生子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事。一经发现，绝不宽恕！老头儿在大会上大手一挥：“让他俩去艰苦地方，好好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吧！”于是，学校有了不成文的规矩。新班主任准备把班长和乔玲这般打发了。但是，班长的出身背景让他犯了踌躇，班长的父亲是那个老油区的副局长，昨天刚刚给他打过电话。

　　现在，问题解决了。络腮胡班主任让我写一份志愿书，有口说无凭，立此为据之意。他把椅子让出来，按着我的肩让我坐下，又把纸和笔放在我面前。我眼望着那张被络腮胡子包围的脸，不知怎么写。他滔滔不绝地引导了我一番。

　　“写吧，把自己的崇高动机、高尚愿望和急切盼望学校批准的心情，都充分写出来。踊跃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你还是第一个！保不定，你很有可能会在离校前被批准为党员呢。写啊？”

　　他催促我，眼镜片后面的笑容给我更多鼓励。我拿着笔，不知如何开头。

　　“首先写，你为啥要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络腮胡开导我。

　　我说：“因为我们班的臧来喜去了那里。”

　　他不悦，说：“这个不能写。臧来喜是臧来喜，你是你，你又不是他的影子。”

　　我说：“我就是这个原因。臧来喜上大学第一学期头一个月，借了我十块钱，到现在还没还我。我去了那里，向他讨回十块钱。”

　　班主任一脸愠怒地注视着我，几乎要骂我是个白痴了。终于忍了，摇着头，让我起来。他坐下低头写起来。他是北京大学一九六四年毕业生，文笔流畅，片刻之间一张纸写满了，然后让我签自己的名字：“这个你总会吧。”

　　我在那份志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份志愿书在校报上发表了，还附了一篇评论，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班上的同学知道了，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同宿舍的四位老兄对我说，划不着啊小财主，尽管你比我们都年轻，口袋里有很多岁月和钞票可供你挥霍。但是啊，人生漫长的道路上关键的只那么几步，一步走错了，半生就毁掉了。你這一去，说不定就几十年留在了那里。

　　他们又说，小财主，我们知道你和臧来喜关系特好，你俩是哥儿们。其实，你对他又知道多少啊，别看他平时不说话，心机深着呢，真是咬人的狗不叫。都敢和梅老师睡觉，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呢？

　　我从床铺上跳下来，朝他们大声喊：“别说了，这件事我不相信！坚决不相信！”

　　他们嘿嘿笑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信。”

　　六

　　爷爷来到了省城大学。

　　像严冬里一棵老树终于熬到了春暖花开时节。现在，爷爷很风光。在银行的巨额存款不仅解了冻，连同多年的利息也补发了。爷爷尽管已七十多岁，还是被省城商贸总公司聘为高级顾问，新近又当上了省政协委员。爷爷先去了校长办公室，向校长声明，他只有这个孙子，这次来学校就是想让孙子分配回他蛰居多年的小县城去。校长已在校报上看到了我的志愿书，对爷爷说，这没问题，关键看你孙子的意见。

　　爷爷与我在校园林荫小道上有了一番谈话。

　　这个时光林荫路上已经寻不见边走边朗读英语的人。爷爷松松背起双手，细长的身子落下的影子在树影间缓缓移动着，不时侧目向我投来一瞥。看见我在四年中靠着他按月寄来的钱的滋养，竟长得比他还高，如一棵挺拔的小白杨直指蓝天。他却如河岸边一株衰老的柳树，让重叠的岁月压迫着俯向河面。那侧目一瞥里带着一缕对岁月无情的伤感。

　　望着那些遮住天空的树木，爷爷回忆说：“四十年前它们都不太高。有一批上海的文化人来到这里。我那时还算热血青年吧，经常来听他们演讲，不久结识了一位姓沈的作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光听他演讲，还旁听他的课，去他住处与他彻夜长谈。后来 ，他返回了上海，临行前送我一套脂砚斋点评本《石头记》。这本书从此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经商在外，骑着骆驼走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上，从行囊中取出一册来阅读。孤寂而漫长的旅途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一个浑身散发金钱气味的资本家，竟然从年轻时候起酷爱《红楼梦》，这真让我不可思议。记得我十四岁那年的一个黄昏之后，爷爷把我带到院子一隅的小仓房里。那间小仓房有许多年没人光顾过，里面堆放着旧毡筒、马鞍子、没挂面子的羊皮大衣，都是些陈年旧物。爷爷搬开这些杂物，十几只木箱露出来，是那种没有刷油漆的箱子，散发着樟脑丸的气息。爷爷打开其中一只，里面全是书页泛黄的书，其中就有爷爷说的脂砚斋点评本《石头记》，朱漆木匣盛着的。在爷爷的要求下，我读了一遍。当时班上语文老师正带领我们评《水浒》，批判投降派宋江，我有机会读了《水浒》。还是《水浒》更吸引我。爷爷听了失望地摇着头。多少次看到，昏黄的灯下，爷爷在一张很大的火纸上，描绘出《红楼梦》里人物关系图，并把书里的诗词抄录成册，无事之时，捧着吟哦。

　　爷爷让我跟他回到那座小县城里去，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说读了四十年的《红楼梦》，现在才读出一点味道来。他这一辈子，前半生挣钱，后半生潜心读《红楼梦》。他希望今后和我一起把这部书再读下去。

　　爷爷像个孩子似的兴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

　　“我在银行的存款足够你花一辈子了。不，你一辈子也花不完。”

　　爷爷又说：“在咱们家，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像曹雪芹那样埋头写一部小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胸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用一生的心血写下这样一部书，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况且，你根本不会像曹雪芹那样穷困潦倒。”

　　我拒绝了爷爷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

　　在那天下午的校园林荫路上，爷爷没有说服我，最后不解地摇着头：“为了一个未能辞别的同窗好友，就这样作出人生关键一步的抉择。一个人像影子一样跟随另一人，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

　　第三章

　　一

　　夜半，客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一声。

　　妻子走后，客厅的电话深夜从未响过。突然的一响，如同汽车悄然随行在身后，蓦地打响的一声喇叭，又像阒寂无人的荒庙里突然撞响的钟声。被惊醒来的瞬间，头上冒出汗来，怀疑是在梦中听到的声音。

　　等待它再次响起。

　　仿佛过了很久。第二声才姗姗而至，喑哑，电力不足似的，像失眠者一声无奈的叹息。响到第五声，我离开卧床去接电话。

　　拿起听筒，听见了久违的声音。低沉、沙哑，大量抽着雪茄烟深夜不肯进入睡眠的人才有的嗓音。

　　“是你吗小财主？我以为，你是不是去了太平间的冰柜……”

　　我提醒他：“这里是中国西部边陲。东部太阳升起的时候，这儿正处在黎明前的黑夜，是人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包括失眠症患者。”

　　给我打电话的是臧来喜。

　　臧来喜离开这里已经十年。有时会给我打电话。仿佛没什么事，就是给我打电话聊聊。开始我会问他在哪里，告之洛杉矶、斯德哥尔摩、新加坡或是香港。后来，我不大问起，疑心他可能就在我楼下。

　　这次，第六感觉告诉我，臧来喜一定出了什么事，而且很大。我问：“你现在在哪儿？”

　　“香港。这儿的太阳光已经从窗外照进来。我知道你此刻在床上，可能刚进入睡眠，我还是决定给你打电话。或许一会儿，我就没时间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才能给你打。”

　　他问起我妻子和女儿在新西兰的情况，并问我现在用的什么银行卡。“我想给你打一笔钱，这笔钱你今后用得着。”

　　我笑了。想起他当年借我的十块钱还没还我，后来，又多次向我借钱，一次也没还。问他打算给我打多少。

　　他说：“一千万。”

　　我真的吓了一跳。他说：“小财主，我欠你的钱，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呢，一直带在身边。”他从第一次的十元数起，一笔笔数下去，直到电话里传来连串的咳嗽声。一千万对于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不需要钱，现在没有花钱的地方。

　　他继续说：“别瞒我。我知道你得了不治之症。你应该去北京大医院，那里我有熟人，给你找最好的主治医生。”

　　我突然说：“臧来喜，你是不是在我楼下？”

　　他声音微弱下去：“我真的在香港。不过，我住在醫院里……”

　　电话挂了。

　　枯坐在电话机旁，望着窗外的黑夜一点点让位于黎明。想起当年流行一时的那首歌《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联想起臧来喜曾给我讲的北湖农场旷野上那些狼的故事。

　　现在，我感觉臧来喜就是那只狼。

　　二

　　省大毕业的一个月后，我见到了乔玲。

　　去新区报到路过省城，突然想去看一下省大校园。学校大门锁着，里面像一座废弃的庄园一样安静。人群熙攘的运动场，如今竟长起一绺一绺青草，很多麻雀在那些青草旁自由自在地觅食。总之让我很失望。

　　我踅出校园，却在街道上碰见了乔玲。她此来目的和我相同，此刻彼此的心情也一样。

　　遇见乔玲，我会想起一九七八年三月初那场大雪和雪上那行小巧的脚印。一身绿军装的乔玲从火车站一路走来，她在走进大学校门时向我和臧来喜回眸一笑。她当年下乡去巴里坤草原军马场，当了一名兽医（她说遇上牧民病了她也给看），所以是拿了工资上大学，每月四十多元钱，还寄二十元钱给她孤身一人的母亲。

　　乔玲依然叫我小财主。她身上已寻不见来自草原的气息。想起初来学校后的一段日子，乔玲穿着绿军装出现在教室里。我们班一共八个女同学，乔玲身高一米七，另外七个都在一米六以下，她在身高和气质都显得很另类，如鹤立鸡群。新生入学后，学校举行班级文艺汇演，我们班有个女生舞蹈节目，七位女生身着蒙古族姑娘服装，大概是骑马驰骋草原守边疆。乔玲在幕后伴唱，她站在舞台一角的大幕后，歌声高亢又悠长，礼堂的天花板和窗玻璃都仿佛在震颤，全场观众鸦雀无声，惊叹这首蒙古民歌唱得那样正宗。我们的目光离开那七位做着骑马奔驰舞姿的女生，追寻歌声来自何方，看见乔玲在大幕一侧的身影，手握辫子，目光凝视那边一排窗子，唱得那样沉醉忘我。

　　“喬玲的歌声太美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歌声的余音消失了，臧来喜久久沉醉着，发出一声叹息。

　　如今，我和乔玲在街道上徜徉，后来走进一家小酒馆，在省大放假期间生意清淡。我要了一瓶当地产葡萄酒，点了几样菜，和乔玲对饮起来。乔玲第一口就把高脚杯里的酒喝完，草原生活滋养出的豪爽此刻又回到她身体中来。

　　她说：“我们是来向母校告别，却像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我本来可以从县城火车站直接走，但不知怎么的，觉得应该再来母校一次，就来了。毕竟，我们在这里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

　　一瓶酒很快喝光了，店家又拿来一瓶。我问起乔玲，她是否爱过班长，或者臧来喜，或者其他同学？乔玲知道，班上许多传言和私下的议论一定传进了我的耳朵。如今大家云飞星散，也没什么可掩饰的了。乔玲笑着注视着我，眉骨和睫毛的遮挡，使她双眸深掩在暗影里。

　　乔玲像个老大姐似的，给我上起人生哲学的第一课。

　　“你和我们都不同，你没挨过饿，没下过乡，我们的很多遭遇，你都没经历过。你真的很单纯，很阳光，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你可能还没和哪位姑娘谈过恋爱吧。我发现自己在恋爱是十六岁，暗地里爱上了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年轻，眉清目秀，歌喉更加迷人……有一段时间我陷在单相思里面不能自拔，就在那一年我下乡去了巴里坤草原的军马场。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我把一个少女所有的聪明和智慧都用在了写那些信上，我在暗示我在爱着他。他也给我回信，热情鼓励我在草原努力学习和工作。你知道么，草原上的生活很艰苦，爱情使我坚强地生活下去。可是一年之后，当我满怀憧憬回到城里探亲，我看见音乐老师正与另一位姑娘挽手并肩散步。你能知道我当时的心情么？我整个人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我感觉嘴唇里有咸苦的滋味时，才发现眼泪一直往下流，打湿了胸口一片衣裳……后来我逃走了，回到母亲那里，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慢慢冷静下来，我下乡了，成为地地道道的草原人，我人生归宿就在那里。与城里人的音乐老师谈恋爱，便成为我人生的奢侈品。小财主，你懂吗？我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回到了草原，慢慢地，我学会了喝马奶子酒和白酒，大块吃牛羊肉，喝醉了和那些年轻的牧人在篝火堆旁跳舞唱歌，甚至狂欢到深夜。后来，军马场有位指导员看上了我，我几乎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就打算嫁给他。如果不是突然恢复高考，现在我已成为那位指导员的老婆了，说不定有了好几个孩子。我爱他吗？我现在都想不起他的相貌来。”

　　乔玲对我说，对于臧来喜，班上不少同学一开始心怀嫉妒，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又成为出国留学的人选，他出了事大家又暗自幸灾乐祸，却没有同情心，缺少起码的正义感。

　　乔玲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一次，所以不想再一次被抛弃。当知道班上有两个人要被分配去那个遥远的石油勘探新区的时候，不少人心怀忐忑地睡不着觉，结果臧来喜出事了，他去了那个地方。我知道我是第二个人选。因为关于班长和我谈恋爱的小报告已经递到了党委书记那里。班长很快和我拉开了距离，甚至见面连礼节性的招呼也不打一个。这时候，救星出现了，那就是你，小财主。”

　　乔玲端起酒杯和我相碰：“你是我们的大救星。”

　　乔玲告诉我，臧来喜和梅老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班上没人知道真相，但都宁愿相信确有其事。乔玲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他每过几天要去笼子里抓一只杀了吃掉，久之，猴子们知道了这个规律，一见主人向笼子前走来，它们齐心把一只推到笼子口，让主人很顺手就把它抓走，然后笼子里一片欢呼雀跃。

　　乔玲说，我们就是那群猴子。

　　剩了小半瓶酒，我不再喝，乔玲一个人把它喝完了。我问乔玲要不要再拿一瓶，她摆摆头，身子绵软地靠在椅背上。这时街灯亮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旁边有了不少客人，他们一样饮酒，说着属于他们的话题，没有谁往这边看一眼。

　　乔玲望着我们头上方的那盏灯，投下的灯光使她那脸半明半暗，说话的声音也带着夜色的苍茫和微凉：“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有了记忆，涌入脑海的是饥饿，然后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你能体会到一个十六岁女孩独自在风雪中的破羊房里度过漫漫长夜的心境么？我到现在都感觉到这一切一直尾随我身后，逼迫我拼命往前奔跑，努力摆脱它。与此相比，爱情算得上多重要么？对我来说，爱情只是一件奢侈品，而且在我心里已经凋零了……”

　　第二天，我送乔玲上了火车。她被分配到东部的一个老油区，地处海滨城市，那个油田研究院是一幢八层大楼，乔玲在研究院工作，在工作室里每天可以从落地窗眺望蔚蓝的大海。不久后，乔玲嫁了人，接着又离了婚，辞职去了北京，下海开公司。她凭借在大草原多年练就的坚韧，吃苦耐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乔玲在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把脑袋伸出窗口，说：“见到臧来喜同学，请代我问一声好。”

　　三

　　其实，乔玲并未完全跟我说实话。

　　大二第一学期的一个黄昏后，我曾看见，她和臧来喜并肩走往校办工厂的背影。还有一次，臧来喜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塞进乔玲座位的抽屉里。后来我问臧来喜进展怎么样，他不理会。从他表情上看出，乔玲应当有了回应……

　　在火车站与乔玲告别时，她称臧来喜为同学。从这一点来看，他俩之间已经没戏了，或者曾经有戏而今结束了。

　　送别乔玲的几天后，我坐一辆老解放汽车蹒跚上了前往石油勘探新区的漫长旅途。所经过的是深山峡谷、无人荒野、沙漠、戈壁，每天太阳未出之前即出发，日落之后投宿。石油新探区在沿途设了许多食宿站点。每到一处，我即打问，有没有在一个月前过去一辆红旗69汽车，除司机，还有三个人。有的说见过，有的摇头。

　　一天，走了一个整天的戈壁，没见到一处人家。日暮时分，忽然来到几幢土房子前，是一处石油食宿站。土房前坐着个老头，手里拿把大扇子，扑嗒扑嗒拍着大腿，看见我眼睛细细打量着。我说，老大爷，我向你打听个事儿，一个多月前有辆红旗69汽车，连司机四个人，从这里路过么？老头想了想，说这一个多月经过这里的汽车真不少，红旗69汽车却少，一个多月前是有一辆，上头写着什么大学的，有个小伙晚上睡不着，半夜起来坐那棵老榆树底下，抽着莫合烟，这么坐到天亮。

　　我想，他一定是臧來喜。

　　到了第七天，汽车拐向一片戈壁，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沙丘，路上堆积越来越多的沙子，有的地方铺着卵石，有的地方铺着胡杨树躯体，司机说，这段路他们起名叫万墩路。天上蒙着苍黄的沙尘，走在哪里也辨不出。好像上了一座大桥，又颠簸了一阵，尘土包围着。

　　汽车在黄尘包围中奔突，突然一个刹车，汽车停下来。司机说到了。那汽车也长长放了一通气，像个老黄牛累瘫在田里。

　　眼前是上千顶帐篷，黑压压连绵到很远的地方。我在一间住了下来。入夜之后，许多窗户漏出灯光，上千顶帐篷的灯光看上去蔚为壮观。我打听臧来喜的消息。他只在这片帐篷城里住了一个晚上，便去了勘探一线。这里是石油勘探新区指挥部机关。

　　我急切地想见到臧来喜，要让他知道，我俩是哥儿们，是患难之交！在他孤身一人被命运抛甩到遥远蛮荒之地时，小弟我志愿来此。不为别的，只为兄弟情谊。

　　几天之后，我搭上一辆往勘探一线送物资的汽车去看望臧来喜。汽车依然走着青色的大戈壁。见到远处起伏的沙山，伸向沙漠的是条碎石子铺成的便道。天空苍黄，给我的印象这片沙漠上的天空就是这种颜色。太阳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盏，偏西以后，暮色早早包围过来。汽车把我卸到几间铁皮房前，又开走了。

　　几间铁皮房子的门都没锁。这里没有人烟，不会有外人来。从一间铁皮房里的行李卷认出臧来喜的床铺。有人告诉我，臧来喜还在探井上，那口探井正在试油，要天黑才能回来。颠簸了一天，有些累了，躺在臧来喜床上睡去。臧来喜回来后叫醒了我，打好的饭菜就摆在床铺前的地上，饭菜是凉的。臧来喜把脚上的牛皮工靴脱了，两只脚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都饿了，顾不上说话，埋头吃起来。臧来喜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纸箱子来，取出两只瓶子。天很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把一只瓶子递给我，是瓶啤酒，瓶口插着长长的木塞子，拔下来就可以喝。勘探一线都发这种啤酒，石油家属“五七”啤酒厂生产的。

　　相对坐着喝啤酒。臧来喜没我想象的那么颓唐或萎靡。黑瘦，却还像学校里那样，脸上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平静。只是对我说了句，在井上干了一个多月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我想，一个在兵团农业连队摔打了那么多年的人，不是轻易会被命运击倒的。

　　我对臧来喜说，我在省城见到了乔玲，她让我代她向你问好。

　　“如果要给她写信，我有她的地址……”

　　臧来喜淡淡地说：“写什么信？一切都过去了。”

　　我说起班长。班长替补了留学生名单上臧来喜的位置，已经去内地某大学补习英语，一年后出国。臧来喜只是喝着啤酒。后来我们默默对着喝，一瓶完了再拿一瓶，喝得脑袋沉重，这么坐着，背靠床板睡着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那辆汽车返回又来接我。分手时，臧来喜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头写着北湖农场的详细地址，还有孙秀娣的名字。我猜是她母亲。

　　臧来喜说：“麻烦你给她寄上五十块钱，再附上一句，告诉她我大学毕业工作了。她需要钱。”

　　我回到“帐篷城”后照办了。此后我按月寄出五十元钱，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五年时间。直到我结婚，妻子清理杂物时发现了一叠子寄钱票据，好几千块钱在当时是个大数字，而且都是寄给名叫孙秀娣的女人，这么多钱和一个女人的名字令妻子大为怀疑，甚至想到除她之外我还另有女人，她认为我这个资本家豢养的冠冠雀，一身公子哥习气，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一点不奇怪。我只好老实交待。

　　她愤愤地说：“臧来喜老娘凭什么让你按月寄钱养着？”

　　四

　　整个白天，我坐在客厅的桌子旁，随手翻着那些旧杂志，耳朵却一直专注等待电话再次响起。它一直静默，如一团石头。臧来喜给我来了那次电话后，我相信他说了真话：人在香港，而且真的躺在了医院里。我仔细咀嚼他的每一句话，有了不祥之感。

　　一段时间以来，除了每隔两三天有个好心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张报纸外，我几乎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现在突然想和臧来喜通电话，想知道他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我的电话是很老旧的那种，没有来电显示和储存功能。

　　一本很厚的旧杂志映入眼帘。边缘毛茸茸的，曾经被翻阅过好多遍，像一位曾经很熟悉的故人，多年之后不期而遇地来到我的面前。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青年作家李晓刚报告文学力作《一个人和他的影子》。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形象：瘦长白净，宽大的近视眼镜老是顺鼻梁往下滑，不时用食指和中指往上推一推，他就是李晓刚。

　　刚到勘探新区那段日子，由于勘探停滞了，一口口探井落空，一时谣言蜂起，风传勘探要下马。整日无事可做，在帐篷里看书睡觉。一日下午，帐篷外大雪纷纷，我忽然着了魔似的写起小说来。第一篇小说《孤独的狼》竟然发表了，此后一篇篇制作出来，变成铅字，在帐篷城里一时声名鹊起。

　　《孤独的狼》发表后不久，李晓刚突然有一天登门拜访。那个年代，你只要发表过作品，就可以云游四方，凭着你的作品，到处可以找文学战壕里的战友和同志，不愁吃住。

　　李晓刚在大山深处一个小县城工作，为了离开那里，拼命写小说，凑巧他和我的小说发表在同一期《西域文学》上。他的小说名为《光棍拥抱胡杨树》，写一个知识分子屡遭爱情失败的打击，最后只好每天黄昏去胡杨林里，拥抱一棵胡杨树诉说内心的凄凉。和《孤独的狼》一同放在“苦豆子”栏目下，还附了两篇意见对立的评论。他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的地址。

　　李晓刚甩掉脚上的破旧旅游鞋，盘腿坐我床铺上，说：“我是李晓刚，《光棍拥抱胡杨树》的作者。”

　　就这么简单。李晓刚在我帐篷里吃住了几天，每天喝酒谈文学。不久，他离开那个偏远之地，调到了省城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小说发表也多起来。

　　作家李晓刚第二次来找我，是为了写一个人，回去不久给我寄来这本杂志，里面刊登他的一篇长达五六万字的报告文学《一个人和自己的影子》。

　　“一个人”是臧来喜。作家李晓刚到这里采访，写一篇关于臧来喜的报告文学，我自然成了李晓刚的主要采访对象。第二次见面便是老朋友，寒暄了两句便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并说要在我这里住上十天半月，然后脱了鞋子，摊开四肢，躺在我的床铺上。李晓刚是经过一番努力才从杂志社争来这个差事的。杂志社要推出一批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并且从石油部门了解到了臧来喜的事迹。李晓刚说，他也是军垦农场回乡知青，打倒“四人帮”后考上的大学。“我和臧来喜经历类似，写起来不会费多少力气。报告文学比较好写，而且比较容易写长，这样可以多拿点稿费。我现在缺钱。我爱上一位女诗人，她名气比我大，答应嫁我，可是结婚要花一大笔钱。这笔稿费能得八九百块钱。当然，你们单位也答应给我付一笔辛苦费。”

　　我爱上了去古河滩捡玉石和在湖边垂钓，因为我愿一个人独处，它使我内心安宁。

　　二

　　一天，我到单位上班，感觉气氛不对头。研究室几个人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见我进来立刻停止了，回到各自座位上忙自己的事。

　　我听见他们说话中有“臧来喜”三个字，我怀疑臧来喜出了事。此前他们与我妻子一样，讲到臧来喜都说“臧指挥”。敢直呼其名，意味着这个人已经不再令他们敬畏了。上午我得到可靠消息，臧来喜昨天晚上让反贪局的人带走了。

　　我急忙往他家打电话，希望他老婆糖公鸡能告诉我确切消息。电话一直没人接，或许糖公鸡被一块带走了。中午妻子告诉我，这事他们单位都传疯了。糖公鸡几个月前收下一家工程公司的一笔钱，有说十五万，有说二十万，那个公司想中标一项油建工程项目。糖公鸡收下了钱后，却没有给臧来喜打招呼，所以臧来喜也没和主持招投标的部门打招呼，这家工程公司就没中上标。事后那个公司的经理找糖公鸡，这女人是不会把钱退回去的，而且还很横，眼里瞧不上这家小公司。糖公鸡认为收下的钱哪有退回去的道理，不就一项工程么，下次再说吧。公司经理一怒之下把这事捅给了市反贪局。

　　妻子說：“这个糖公鸡，算是把臧来喜坑到底了。”

　　下午，我去了市反贪局，想见臧来喜一面。局子里的人不让见，追问我和臧来喜什么关系，我说我是臧来喜的同学，当年大学毕业一块分配过来的。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只要告诉臧来喜有个同学来看他，他就知道我是谁了。

　　我把买的两条烟交给他们。一个人厉声喝道：“少来这一套，我们不收受贿赂！”

　　我说：“是请你们转交给臧来喜的。顺便带个话，让他把问题想清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一个星期后，臧来喜被放了出来。那笔钱被糖公鸡藏在席梦思床垫下，反贪局去家里搜查，掀开席梦思床垫，数了数一张不少，全部没收。据说上头打了招呼，臧来喜这个人不能进牢子，这片石油勘探区域除了他没人玩得转。又传说，臧来喜坦白问题比较爽快，进去吸完一包烟就开始谈问题，说他当时不在家，没见到这位送钱的经理，事后老婆给他说了，他准备把钱退给人家，只可惜一段日子工作太忙，没来得及退还。

　　臧来喜被降级使用，安排在指挥部下面的勘探公司当副经理，分管石油勘探。我想，臧来喜这次跟头跌得不轻。四十多岁了，从副指挥降成了副处，今后仕途恐怕很难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

　　我想起李晓刚的预言。

　　有一天，妻子回家来，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兴冲冲地对我说：“告诉你个重大消息，你可能想不到。”

　　我发现，臧来喜倒霉以来，她一直很兴奋。不光是我妻子，周围许多人也是这样。臧来喜没出事之前，他们敬畏他若神明，一旦倒霉，又莫名地兴奋。我想起鲁迅所说的中国一些人的看客心理。

　　我嘲讽说：“不会是你当了副指挥吧。”

　　妻子说：“臧来喜和糖公鸡离婚了！糖公鸡哭哭啼啼找到我，说臧来喜什么都给了她，自己净身出户。”

　　“臧来喜净身出户？”

　　“问题是，糖公鸡不想离婚呀。”

　　“离了也好，她害得臧来喜还不够惨吗？再过下去后半生也只剩下相互精神折磨了……”

　　妻子点头：“不过人家说，你们那个同学臧来喜也不是善茬呢，他早勾搭上了别的女人……”

　　我正色说：“你还嫌臧来喜倒霉不够彻底吗？没根据别乱说……”

　　妻子高声嚷：“谁乱说啦，是糖公鸡亲口告诉我的，她不光发现了，还暗地里跟踪过。那女孩叫吴茜，在指挥部资料室工作……”

　　我冷笑了：“你好像对臧来喜倒霉挺高兴的。臧来喜是罪有应得，但是他当副指挥时，也没怎么我们啊，用得着这样幸灾乐祸么……”

　　妻子反唇相讥：“我心里真的挺高兴。古人不是说，苟富贵，勿相忘。那个糖公鸡，以前一个班的，学习一直在后十名里混，自打嫁了个臧来喜，一天天仰鼻子扛脸的，街上遇着了，你不先和她招呼，她硬是冷着脸不做声地擦你肩膀过去。还有你那同学臧来喜，自打当了副指挥，我们家来过一次么？好像我们家门槛有晦气似的……”

　　这时有人敲门，妻子去开门。

　　来人是臧来喜。

　　三

　　那晚上我俩坐下喝酒。

　　尽管妻子翻了几回白眼，来者毕竟是原副指挥臧来喜，虎落平阳威犹在，她没敢进一步发作。我把那两瓶五粮液拿了出来。臧来喜对我说，他辞职不干了，准备去东部。以前有一家东部的公司曾来探区搞过工程，合作中认识了，听说他最近出了事，邀请他加盟他们公司，年薪二十五万元。

　　“李晓刚是个高人，那次他来写关于我那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请他喝酒，他对我说，有一天我这个老婆会给我惹麻烦，这话说了没几年……”

　　第二天我送臧来喜去火车站，他手里提了只不大的皮箱。不到四十五岁，他头发已经花白了。站在火车站台上，他眺望着这座被滚滚石油催生出的现代化城市，感慨地说：“我们来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帐篷。李晓刚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影子。其实你和我是两种人，当年你志愿来到这里，是一腔热血和真诚，是哥儿们的真挚情谊，换成我怕做不到。为此我在心里感谢你这个朋友。这些年我奋斗着，如今却又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再来。我要再拼十年。”

　　他沉默了一阵，轻轻地像是对我说，又像喃喃自语：“等着，我还会回来的。”

　　臧来喜去了东部后，不到一年就和那个公司闹翻了，曾一度身无分文，后来又听说很快就东山再起，自己有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他除了偶尔与我通个电话外，和这里断了一切联系。糖公鸡自打离婚后，也不再去单位上班，没事在街上闲逛，怀里抱只白色小狗，见了我会站下说几句话，一边用手抚摸小狗，很像个优雅的贵夫人。我不敢和他提臧来喜。一回，她主动说起来。她不知怎么知道了他的外号，说：“这个独头蒜，心又狠又毒辣，一门心思地想向上爬，却不知别人也在算计他呢！一个小公司的破经理，没有后台敢去告我们么？借他三个胆！”

　　我说嫂子，事情过去了就甭再提了。她自顾说下去，说独头蒜走之前跑去找那个叫吴茜的女人，可是人家根本不愿意跟他走。

　　糖公鸡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肯嫁给他。”

　　糖公鸡又说：“独头蒜看上的不是我，是我老爸。老爸死了，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就狠心甩了我。”

　　她在我面前呜呜哭起来。

　　糖公鸡心里还丢不下臧来喜，或许她是在怀念从前的日子吧。

　　近来，在我们探区怀念从前日子的有很多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臧来喜走后的几年，探区不再有新的油气田发现，石油增长速度迅速下跌，到后来只能维持原有产量。奖金少了，许多福利取消了，人们开始怀念昨天的日子，念叨起臧来喜。

　　他们叹气说：“臧来喜在的时候……”

　　从某一年起，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总部对这片石油探区的投资锐减，工作量也大为减少了，单位上的人又开始下棋打牌。探区领导为了制止这一现象，决定裁员，鼓励大家买断工龄另谋职业，动员一部分人内部退养。

　　四

　　客厅电话终于响了。

　　我放下正在翻阅的老旧杂志，过去拿起电话。我和对方都静默着，似乎在这瞬息里猜想对方是谁。

　　“小财主，是你吗？”

　　一个女人的声音，低沉，冰冷，我终于想出她是谁。

　　“你是……是玲姐？”

　　乔玲轻轻笑了，大概和话筒贴得很近，能听得见她的呼吸：“你还行，许多同学已听不出我的声音了……老了。”

　　我问她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她提醒我，那次二十五周年同学聚会，我俩坐着喝酒，我告诉她的。

　　我却忘了。那次聚会是班长搞起来的。班长已经为西部石油勘探总部的领导，省城大学早把他列为师弟师妹的楷模。风度翩翩的照片，和有关他奋斗成长的文字，出现在省大印制的各种图书里。班长头发稀少了，肚子那里隆起一点，人还像当年一样低调。可是，有几个同学没来，其中就有臧来喜。乔玲来了。在女同学里，只有她变化不大，那七位则已几乎变成赘肉堆砌的油桶。那晚乔玲和我在散席之后，去了街头酒吧又坐了好长时间。

　　乔玲说：“二十五年前，你在这条街上请我喝酒，是两瓶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今天我请你。”

　　她向酒吧要了两瓶法国葡萄酒，是人头马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因为此前已经喝得头有些昏沉。

　　我大着舌头说：“乔玲姐，我还要告诉你，当年臧来喜心里真的很爱你，但……他胆怯……自卑……，可惜……”

　　乔玲优雅地举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一仰脖子喝完。“有什么可惜的，时光不会倒流。”

　　我摇着头，说：“很遗憾，臧来喜他没来……”

　　乔玲笑了，一朵鲜艳的花朵绽放，露出洁白如贝的牙齿，灯光下润泽发亮。她一点不显老，二十五年的岁月却把她雕刻出别一样的美丽优雅。

　　“你错了。臧来喜来了。”

　　我吃惊地张大眼睛，以为在做梦：“他……他在哪儿？”

　　乔玲取出一支烟，细长的那种，很熟练地点了，夹在细长的手指间，小手指挑成兰花状：“他正看着我们喝酒，或许他身边有位妖冶的女人正偎依着他，而他手里同样有一杯葡萄美酒，戴着大钻戒的手指间夹着一根古巴雪茄……”

　　乔玲在拨手机，然后静静放桌上，片刻飘出臧来喜的声音：“乔玲，同学聚会玩得好吗？可惜我抽不出身……”

　　乔玲问：“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新加坡，正忙着谈一笔生意……”

　　喬玲说：“你应该在西部，就在离省大校园不远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臧来喜，同学的情谊在你心中就那么薄吗？”

　　臧来喜沉默了一会儿，直到乔玲对着手机喂喂几声，才说：“我有必要和班长争着出风头么？这一天让他风光吧……”

　　里面传来了忙音。乔玲说，我说得没错吧。我问乔玲她和臧来喜怎么联系上的，是否见过面。乔玲说，看来你小财主真的变成旧社会的小财主了，现在只要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你想找的人，臧来喜是商界挺有名的人物。不过，他们偶尔打个电话，发个邮件或短信，没见过面。

　　那个晚上，乔玲几乎喝光了那两瓶酒。她说了一句话被我记住了。她说从前她感觉身后有什么追着她往前跑，后来觉得自己在爬一座高山，到了山顶会有无限风光等着她。现在却时常梦见巴里坤那片大草原，美丽，让人忧伤又感动。

　　她说：“我五十岁了，常常想起去世的母亲和巴里坤草原。我感觉自己太累了……”

　　……又是几年没有联系，我感觉出乔玲老了，她的声音告诉了我。

　　“没什么事，忽然想到了你，就给你打个电话。”

　　我说谢谢。乔玲说，这些年同学们都变化很大。她讲到班长和臧来喜，说几年前两个人还势同水火，现在走到了一起。

　　“你们那儿这些年石油生产一直不景气，班长决定引进民营公司入股，就引进了香港一家名叫新月的公司，勘探开发资金由总部出，新月公司出技术。香港的公司会有什么技术呢，说白了这个公司后面有个臧来喜，他知道你们那片地方哪里有油，怎么能开发出来。那个新月公司的老板叫李晓刚，听说也从西部来的……”

　　新月公司？李晓刚？

　　乔玲说：“新月公司去了不到三年，每年产量七十多万吨，油价又这么好……”

　　我听了后，感到太阳穴那里有条冰凉的虫子往下爬，摸了一把，是汗。

　　乔玲轻轻地一声叹息：“你如果和臧来喜有联系，劝他赶快收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注意他们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说：“你不是有臧来喜的电话吗？你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的。”

　　乔玲说：“他不会信我。他这些年不信很多人。但，他信你。”

　　乔玲放下了电话。

　　五

　　电话再一次响起，是在半个月之后。

　　我没想到，这次打电话的会是张文学。那年平房区被拆除，养鸡场宣告关张，张文学也一同在人们视野里消失。我后来偶然在街头见过他一次，开着一辆客货车，一身蓝大褂工服，见我点头笑笑，说是现在打游击，看上一宗买卖就做一趟。看样子，是去火车站提什么货。只知道他后来买断了工龄，又和老婆离了婚，单位上分的房子给了老婆，自己在新开发区租了屋子住，白天躺屋里睡觉，夜晚出来活动，生活习惯和寻常人倒了个个儿，所以见他不着。

　　我去接电话的时候，门缝底下往里塞什么东西，我问了声，门外答“送报纸”，接着听见下楼梯的脚步声。我拿起电话，立刻传来张文学底气很足的声音：“喂，我让人给你送去今天的报纸看到了吗？”

　　免费送我的那份报纸原来是他这位好心人出钱给订的。

　　“刚送到。还没……”

　　张文学告诉我，臧来喜在香港坠楼身亡。

　　“二十一层高楼，就这么跳下去了……啧啧，多恐怖！”

　　一刹那间，浑身冰凉地站着。我眼前一幢白亮的高楼利剑般插在蓝天里，通身闪着凛凛寒光，臧来喜舒展双臂飞翔，飞翔……我用力握住电话，在颤抖，没有听张文学说什么。许久，把听筒放到耳边，里面是张文学的呼吸。

　　我说：“张文学，我想问你借点钱。”

　　张文学在电话里愣了一下，说：“借钱？你该不会去香港给他收尸吧，那倒真用不着。钱么，多了没有，十万八万还行。”

　　我说，用不了那么多，有两三万够了。他说，你有银行卡吗，我给你打进去就是了。我说没有，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到你那里去取。他说他在新开发区西海岸小区58号。我说那不是居民小区吗，我要去你办公室。

　　“这就是我办公室。西海岸小区58号，空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文学的办公室兼住宅。”

　　我放下了电话，拿了那份报纸看。在最后一版上刊登着臧来喜坠楼身亡的消息。里面有一行字引起我的注意，说他此前被查出患有肺癌住院手术，后来发现癌细胞扩散云云。

　　想起那次他给我打来的电话，我的不祥预感被证实。

　　我去见张文学。当年建造这片小区时，房地产商别出心裁，不是建造高楼，而是一幢一幢带小花园的别墅，在楼盘每平方米不足一千元时，每幢别墅却以80万元出售。一开售时门可罗雀，两年之后突然火爆起来。一群富豪荒原鼠那样深藏在某处洞穴里，被洪水灌了出来，一夜之间把西海岸的上百幢别墅购买一空。

　　我找见58号别墅。门前与众别墅不同的是，停了辆满身泥浆的客货车。多年前我碰上张文学的那次，开得好像就是这辆。与那些门前停了一辆或两辆豪车相比，这辆客货车很扎眼。周围很安静，见不到走动的人，富豪们大概习惯于深居简出。

　　我望着门牌号，忽然怀疑张文学可能不在，迟疑着走上台阶。正想敲响门，门开个缝儿，并且听见男人粗喘的声音，猜想这家伙在拉扩胸器锻炼呢。推开门，却看见张文学正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忙碌，就在寬大的办公桌上。张文学站那里，上身俯仰着，粗糙黧黑的屁股朝着我，裤子堆到脚踝上。

　　张文学回头看见我，满不在乎地笑了。这瞬间那女人长发盖着脸，一闪进里内室，门随即关上。

　　我窘迫不已。张文学已提上了裤子，整理衣服，说：“想着你不来了呢。这是女房东，来讨房租的。说好年底一块儿付清，还差好几个月呢，来了就吵，气不过，教训教训……”

　　他说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他偏头朝内室紧闭的门喊：“没事儿，是老熟人了。”

　　那个女人款款走出来，衣着华贵而端庄，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我看着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觉得有些眼熟，什么地方见过却一点也想不起来。她笑着把手朝我伸出，我握了握，移开了。

　　张文学说：“介绍一下，这是我文学上的挚友，有很多小说发表，还引起过不少的反响呢。这位是我的房东，叫吴茜。”

　　她就是吴茜……

　　吴茜随口说了些恭维的话。并说她也是文学爱好者，这些年闲在家里没事读了不少小说和诗歌，随口说了几位文坛上正在走红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只是讪讪而笑，心里惭愧这几年没读过什么书了。

　　吴茜说你们谈事，从那边沙发拿起手包，朝我优雅地点下头，离开了。

　　我问张文学：“这个吴茜是那个吴茜吗？就是臧来喜离开时要带走的那个？”

　　张文学说正是她。臧来喜认识吴茜很早，认识的时候吴茜虚岁才十八，刚参加工作。吴茜后来把她和臧来喜的事都给张文学说了，大概在鱼水之欢后也未可知。说俩人是臧来喜去资料室查阅资料时认识的，吴茜当时被这位正牌大学生给迷住了。后来臧来喜突然和糖公鸡结了婚，吴茜为此暗暗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问：“臧来喜后来离了婚，要带她一块儿离开这地方，她为什么又不肯呢？”

　　张文学说：“此吴茜非彼吴茜了。她说，当初臧来喜玩弄了她的感情，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这是吴茜亲口对我说的。这女人很不简单，结了三次婚离了三次，每次都像股票大涨时出手一样，赚了一大笔，光房子就有三套。第三次嫁给一个老板，这套别墅就是与那老板离婚时判给她的。她说臧来喜心机很深，不会把哪个女人当回事的，她要嫁臧来喜，过不了三年就会被甩。”

　　张文学从口袋里掏出个洁白的信封，里面装了张银行卡，信封写着密码和他的手机号。

　　“贤弟，交往这么多年，我佩服你。君子固穷，君子安贫乐道。这里有五万，不够了给我打电话。”

　　我拿了银行卡不好意思马上走人，闲聊了几句，问张文学近来做什么生意，张文学说他现在做驴皮生意。沿河下游那些乡村，家家户户都养着好几头毛驴，可是当地风俗不吃毛驴肉。他去收购驴皮，日子久了，那些村庄上的老乡都认识他，听说他去了，车在村头停下，他们就主动送来了。

　　我说：“驴皮有什么用？”

　　张文学说：“内地不是有一种用于滋补养血的名贵中药阿胶么，就是用驴皮熬制的。内地现在哪还有那么多的毛驴，所以驴皮很贵的。现在通了火车，我收来驴皮，够一车皮就发过去了，有多少要多少。”

　　张文学虽说读大学期间大都“开门办学”，又埋头写小说，但在研究院毕竟干了好多年，石油勘探还是懂一些。说起臧来喜的死，直啧嘴巴，不知是惋惜还是感叹。“臧来喜当官是个人物，下海搞公司也有大手笔。那个香港新月公司老板是李晓刚，背后是臧来喜。李晓刚，一个摇笔杆子的，一肚子易经八卦，懂什么石油勘探开发。你看他们中标的风险勘探区块，原来地震做了好几遍，资料井打了不下五口，他们装神弄鬼地钻了两口探井，探明储量一下子拿到八亿多吨！不说开发分成，就是卖储量也是好几百亿！如此说来，臧来喜该死，是老天爷让他死的。他这样的人要活得长了，这世道得不安宁……”

　　张文学做生意能赚钱自有他的道理。我以前看错了他，以为他只会吃苦养鸡，白拿鸡腿和酒贡奉我这样的所谓“作家”。

　　出了58号别墅，我终于想起吴茜长得像乔玲。她的身材，特别是那双眼睛，深掩在浓密睫毛后面，看人总是微微眯着，有点斜视，却隐藏着万般风情。

　　第五章

　　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十九岁的孙秀娣穿上黄军装，从大上海来到西部军垦农场，与从前烫着波浪披肩长发、身着花旗袍判若两人。

　　十六岁那年，孙秀娣被爹娘许配给大财主徐老爷当妾。徐老爷已六十多岁，下巴上的山羊胡子成了白山羊的尾巴。在一个晚上，她和村里玩得好的陆阿根逃走了，跑到上海。先在棉纱厂当女工，受不了女工头摩拿温的打骂，陆阿根带她去了舞厅陪有钱人跳舞。陆阿根说，他在那里当差，认识几位“吃白相”的兄弟，不会有人欺侮她。到舞厅里跳舞的那些有钱人西装革履的，灯光里那么斯文，身上散发着高级香水味儿，到了舞池里，在灯光明明暗暗时会变得不老实，手在她身上乱摸，热烘烘的嘴巴凑近她腮边说些让人难以启齿的话。她在陆阿根面前流下委屈的眼泪，把舞池里的遭遇说给他。陆阿根会温存地安慰她，说总是不用出苦力，又能挣大把的钱吧。

　　阿根说：“纱厂那胖婆子摩拿温打得你身上青紫，上趟厕所迟到一分钟就扣半天工钱，那日子晓得你不会忘的。还有那个徐老爷，整个是棺材瓤子，夜晚被他压在身底怕会吓死人的……”

　　好在不久上海解放了。听说西部招一部分人，她和陆阿根都报了名。一路高高兴兴，她和陆阿根有空就凑到一起，商量说一到地方，安定下来，就结婚成家。

　　孙秀娣到了北湖农场不久，听说她们是要嫁给那些胡子拉碴老兵的。接下来组织上找她谈话，把她介绍给臧同贵，她茫然地摇头。组织却说，先认识一下嘛，谈一谈看看。于是她一个人坐在宿舍里，臧同贵进来，远远坐在条凳上，抽着莫合烟，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她只是哭，甚至连这个老光棍长什么模样都没认真看一眼。后来组织上问她同意么，她不回答。他俩已经在宿舍谈了一个星期了。她不知怎么，有些熬不住，竟点了点头。于是，她和臧同贵入了洞房。

　　和臧同贵的第一夜，她没脱衣服，坐在炕头上。她说：你别过来，我怀里揣着剪刀呢，你敢强来，我就死给你看！臧同贵真的没有强来，离她远远的一人蜷在炕角睡去。这样相安无事有一个多月，她终于熬不住，也睡着了。有天深夜，她被下身刺心的疼痛惊醒来，发现臧同贵趴在了她身上……

　　她哭了，一直流泪到天亮。臧同贵像被主人狠狠踢了一脚的老狗，早早起来做早饭，低头端到小炕桌上，然后一个人去上班了。从此，臧同贵再没能够近孙秀娣的身子。而只那一次，她竟懷了孕，后来生下臧来喜。

　　老独头蒜臧同贵，竟抱着刚出生不久的臧来喜扑通跪在她面前，说：“你是我的女菩萨！菩萨啊，我臧同贵没敢想后半生还能有自己的骨血。我知足了，我要做牛做马，让你和儿子不受一点委屈……”

　　臧同贵从此像头强壮有力的犍牛，上班出大力干连队上的活，回来挑上一担梭梭柴火，进了家门做饭洗衣，给臧来喜洗尿布。臧来喜刚会走路，臧同贵就趴地上让他骑马，出门把他扛在肩头。有时回家来，看到臧来喜在炕上睡觉，臧同贵会悄悄退到门口，把鞋子脱下拎手里，蹑手蹑脚进来。

　　可是，陆阿根被分配去了最偏远的连队。陆阿根小时候进过村子学堂，家里上头有几个哥哥，没有怎么让他做过农活，那双手长得白净细长，每个月还去镇子上让剃头匠给他剪个时髦的分头。去了上海后在舞厅当个跑堂，给客人递毛巾、沏茶。来到了北湖农场，吃不了田里的苦，不久知道孙秀娣嫁了人，更加自暴自弃，经常喝酒、旷工，还和人悄悄赌钱，名声很不好。孙秀娣知道这些，觉得对不住他，原是说好俩人成夫妻的。

　　后来臧同贵死了，孙秀娣见到了陆阿根，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孙秀娣咬着牙，不顾丈夫那些战友劝阻，嫁给了陆阿根，并且很快有了两个女儿。陆阿根和臧同贵原本完全是两种人，好吃懒做，那副水蛇腰不光挑不起一担柴火，而且根本挑不起这个家庭的责任。自己工资月月挥霍净尽，还问她要钱，偷着出去喝酒赌钱。

　　更让孙秀娣伤心的是，自从她和陆阿根结婚后，十五岁的儿子臧来喜离家出走了。而且，陆阿根最恨她和前夫生的这个儿子，像天生是他的仇人，臧来喜偶尔来看她，陆阿根就骂他“野杂种”。一次两个人打起来，陆阿根竟然打不过……

　　陆阿根后来也离家出走了。这个曾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听说妻子的儿子考上大学走了，一路唱着回家，夺了妻子那600元钱，先痛快赌了一场，再高兴地在小酒店里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搭乘一辆拉石子的拖拉机回家去。大雪飘飘，当拖拉机在连队路口停下，驾驶员喊他下车时，陆阿根双手袖着，腰间束了一根草绳，面带微笑望着远方，人已冻硬了。

　　以上是乔玲给我讲的故事。

　　二

　　我离开那座石油城市，来到了省城。仿佛不约而同似的，我和乔玲在省大校门前，彼此相遇。

　　她刚从北湖农场返回到省城，如果不是她叫我“小财主”，我不会马上认出她来。我俩饮酒谈笑的酒吧依在，门面还是老模样，站在我面前的乔玲已是满头银发，眼皮浮肿，皱纹像蛛网织在了眉眼之间。记不起哪本书中说，女人是在一个晚上苍老的……

　　我们相对而坐的时光，只把手里的酒杯握着，默默陷入对一个故人的沉思。

　　“……他在跳楼的前一天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很忙，托我抽点时间去看看他母亲。他还很郑重其事地给我发了短信，告诉了他母亲姓名、地址。他从来没求我办过一件事。我想毕竟是四年同学。只是想，过上一段时间再去吧。心里很奇怪，他应该让你去的，几十年来我们班上同学都认为你是他的影子……我在得知他跳楼的消息后，一下子明白过来。”

　　乔玲举起杯，喝了一大口。

　　乔玲自作聪明地认为，臧来喜是让她扮演一次孙秀娣的儿媳妇。乔玲甘心情愿地这么做了，她扮演得天衣无缝，非常成功。已经走入风烛残年的孙秀娣住在北湖农场的敬老院里，条件说不上多么好，那里却有很多与孙秀娣混得很熟的老头老太太，可以看得出他们都很快乐很满足。臧来喜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都在农场种地，过一个月到敬老院看她一回。孙秀娣眼睛里长着严重的白内障，看人只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当知道“儿媳妇”来看她，很久没有流过眼泪的她又滚出两行混浊的泪水。老太太大概心里清楚，自己不会活得多久，可能活着见不到这个儿子了，像个基督徒对着牧师做忏悔那样，把往事中的许多秘密都告诉了乔玲。大概是想通过她转告给儿子，求得一点谅解。老太太说，她命不好（孙秀娣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说她的儿子阿毛一样），一连克死了两个丈夫。有一段时间她在想着死后跟哪个丈夫葬在一起，也像祥林嫂一样为死后两个丈夫为她起纠纷而内心不安。老太太对乔玲说，现在她想通了，死后把尸体烧了，骨灰扬到沙漠里。

　　“我听说，人肉身烧了，灵魂就化成一缕青烟去了天堂。”老太太微微仰着脸，笑眯眯地充满着神往。

　　乔玲说：“一个男人，几十年不去见一下他生身母亲，这是一副多么冷酷的心肠！只有在知道自己将告别这个尘世，才想到母亲，又知道见上最后一面已是不可能的了……”

　　乔玲说：“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班长失踪了。”

　　我不解：“怎么会？”

　　乔玲淡淡一笑：“也就是说，他在某个场合被纪委的人带走了，以前对此有个名称叫‘双规。这件事与臧来喜及那个新月公司肯定有关。真想不到，臧来喜和班长在学校就暗里较着劲，学习成绩他俩排前两名，势不两立，这几年竟然走到了一起。”

　　乔玲冷笑一声，喝尽杯里的酒，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半晌才问我：“你怎么到省城来了？”

　　我说，知道臧来喜死了，我本打算去北湖农场看一下他母亲，现在用不着了。明天打算去小时候生活的小县城看看，如果方便的话，在那里住些日子。

　　乔玲说：“我也是。母亲只我这个女儿，她去世多年。我要去给老人家扫扫墓，然后去巴里坤草原，我越来越怀念她了……”

　　我说：“去巴里坤草原应该是夏天，那里绿茵如绒毯，百花盛开，现在马上要到冬天了……”

　　乔玲说：“对我来说，那儿是故乡，无论哪个季节都值得我思念。”

　　三

　　如果说我居住了十六年的小县城还有什么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就是爷爷当年居住的那座宅院。

　　一路走来，记忆仿佛总在对我撒着谎似的：当年从省城去石油探区走了七天，而我乘火车清晨出发，黄昏即到了省城，从省城坐大巴两个多小时到了小县城。汽车站当然面目全非，街道也多了，当年只有四条街组成井字形状，红旗商店啦，工农兵饭店啦，大众理发馆啦，红星照相馆啦，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来到爷爷的故居前面，我才返回到当年。

　　除了爷爷奶奶已作古多年，一切如旧。院中那棵胡杨树，粗壮了许多，叶子全部金黄了。目光停留在邻居家门前的那棵老榆树前，如爷爷活着时告诉我的那样，树下坐着一位胖老太太，一瞬间我把她错认成玛哈古丽的母亲，理智告诉我，她可能是玛哈古丽本人。我不敢确定，慢慢向她走过去。

　　胖老太太看见我，吃惊地站起来，张开了嘴巴：“您是……”

　　我说我是您的邻居，后来去省城读大学去了的那个男孩。

　　她拍一下手：“我差一点把你认成邻居的老爷子，原来是他孙子回来啦。你和老爷子那时候真像。日子哟，像大风刮得一样快……”

　　她就是玛哈古丽。她说，丈夫几年前死了，几个孩子也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她就回来了。托我爷爷的福，他们家的房子保留下来，而且政府还给认真修缮了。我把爷爷托付的那个小箱子交给她。玛哈古丽打开箱子，笑得合不拢嘴巴，眼泪跟着出来了，用手背去揩：“真叫我伤心，多么好的老爷子，像父亲一样疼爱我……”

　　我说要去自己家看看。瑪哈古丽嘱咐我，一会儿去她家吃饭，最好在这里住些日子。爷爷是当地名人。他后来为县城做了不少好事，把外资引进来，建了一座啤酒花颗粒厂、葡萄酒厂和棉纱厂。听说爷爷这套住宅，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将军府，一位王爷住过的，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建筑，省文物保护部门批准将它保留了下来。

　　“这是你的家，回来了住进自己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玛哈古丽说。

　　我走进爷爷家的院门，有工作人员上前询问。 我指着墙上挂着的爷爷照片说：“这个老头儿是我的爷爷。我生下来刚满月就在这里生活，一直长到十六岁。”

　　得到工作人员允许，我在当年属于我的房间住了下来，吃饭就在玛哈古丽家。入夜，我躺在那张还散发着我少年时气味的床上，觉得像躺在梦中，只觉得非常疲乏，想着缺少了什么东西时，忽然想到满树的冠冠雀。它们怎么不叫了呢？它们是对住进陌生人感到害怕，还是早已返回荒原了？

　　还没想清楚，就很快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