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

　　塞外孤城的交响曲
——张红军《无法说再见》读后

　　■王甫

　　一

　　张红军的散文集 《无法说再见》甫出，即被 《南方周末》作为文学新作精品推介于世。以 《南方周末》知名度和影响力，类似事件是每个作家梦寐以求的幸运之事。

　　张红军却从来就不是幸运儿。读他自传性质的散文集 《无法说再见》，便知道厄运总是时时来袭，如鬼缠身，如魅附影，甩不脱抖不掉。尽管他自己是以阳光眼自我观照，以正能量层层包裹，但还是明明白白地让读者感觉到了——不只是厄运，还有他在与厄运纠缠中的孤独与愤懑。

　　读罢掩卷之后是迷蒙，迷蒙之中眼前展开的是旷漠无垠的戈壁，背景是龙卷风及因风而起的沙暴的壁立。而作者独处天地之间，背负过重的行囊，弓身行进，刀刻塑的眉棱和鼻梁，述说着坚韧、勇毅、沧桑、孤独和忧郁。

　　二

　　细观全书，说作者遭遇的厄运甩不脱抖不掉并不全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不抖不甩，甚而是自己找上门的。如作者叙说上小学时 “劝架”，在 “同学甲”打人打得正高兴时出面阻拦，受到威胁不退缩，被猛揍一顿不说，他的腰椎因被猛压而严重受损，差点致残。还有初上高中选班委干部的事，他主动放弃当班长或学习委员而要求当劳动委员，“组织大家劳动，而且自己每次都拼命地干活，以至于有几次累伤了身体”，原因 “是我没有干过劳动委员，这样可以锻炼自己”。对 “文革”武斗中挨打的经历，作者这样叙述：

　　“其他同学闻讯跑了，唯独我留了下来。我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 《怎么办？》中的革命者，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主动滚铁钉的故事；想起了 《红岩》中的江姐；想起了许多战场上的英雄；不禁热血沸腾，十分渴望自己经受一次考验，经受一次被严刑拷打的感觉。

　　……然后进来几个外地的学生，可能就是乌鲁木齐的学生。为首的学生又高又壮，见我就是一个直拳，把我的眼镜打碎了。我随即也狠狠地给了他脸上一拳。只听他痛叫一声，我便被围上来的人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一声不吭，任他们打。他们打得最多的是我的眼睛，用脚狠狠地踢。我当时想眼睛这下肯定瞎了。他们打够了打累了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在地上躺了很久，才爬得起来。”

　　这次挨打，不幸之中也有幸运，就是几乎要瞎掉的双眼治好了，没有瞎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自找的。

　　在汉语语言系统中，与 “自找的”直接关联的词语是 “活该”！但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两个字，而且想到有这种词语关联就心痛。

　　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郑州市某饭店门前，见一晒太阳的八九岁小孩，竹杖，粗瓷碗，肚圆骨瘦，分明是个小乞丐。他唱的是当时新流行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其后多年，一直在为这种笑不出来的滑稽而感到可悲。但想不到的是，同样滑稽的事，竟然在 《无法说再见》一书中俯拾皆是：作者记述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捉“蚂蚱”的事：

　　“后来我发现同学在戈壁滩上抓蚂蚱，用来炒着吃。那也是肉啊，我就学着这个样子，也去抓蚂蚱。没有油，就把锅烧热了干炒，炒熟的蚂蚱黄油油的，真是美极了，吃着也是香喷喷的，很解馋。”

　　戈壁滩应无 “蚂蚱”，我疑心作者所说的“蚂蚱”其实是蝗虫，“好看极了”“香喷喷”“解馋”等语，应该是作者当时的真实感受，真是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作者记述白杨河知青掏羊粪的情景也是这样：

　　“羊圈不是露天的，带有顶棚，比较低矮。我们挖羊粪只能跪在羊粪上用十字镐挖。镐不能举过头顶，无法用力，挖起来挺别扭。尽管如此，一镐挖下去，羊粪也会溅到脸上、脖子里、皮帽上、衣服上。干活时间长了，还会出汗；溅起的羊粪粘贴在脸上，跟化妆似的。老职工们都有过经历，不在乎羊粪。我也不在乎。我心里想的是要牢记毛主席让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教导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锻炼好自己，才能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样，就充满了激情，就有使不完的力气。人在牧区，无澡可洗，每天只好脏兮兮地钻被窝，最多洗洗脸洗洗脚。几天后，被窝里，衣裤口袋里，帽子缝隙里，鼻孔里，耳朵里，全都有羊粪，任你怎样抖也抖不干净。后来，就由无奈化作了习惯，即使吃饭，也只是拍拍手，不干不净地抓啥吃啥。”

　　一切都 “不在乎”，而且 “充满了激情，有使不完的力气”。其后对掏厕所的描写：“我逞起英雄，光脚走进粪池，屎尿漫到大腿处”，“不戴口罩，戴口罩被公认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我们边干边喊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不会知道 “天热发酵”的屎尿坑是怎样的“格外熏人”，粪池里的烷氢气体有毒，是真的会熏死人的。哪怕死，也不能戴口罩，死也不要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这样把 “不怕牺牲”落到实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时流行最广的革命口号，但是大多数人仅仅是喊喊而已，内心往往另有小九九。而且往往是喊得愈凶，小九九占的成分会愈大。仅只在张红军同类的极少数那里是真的，并且执行起来，常常 “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 “不怕苦”之语，还是承认有 “苦”的。而张红军他们是以苦为乐的。干炒 “蝗虫”是 “佳肴”，羊粪是 “化妆品”，熏蒸在烷氢的毒气里是远离资产阶级成为革命战士的难得 “机遇”。苦难和不幸当然与 “厄运”无关，即使牺牲生命，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也是无比重要的，值得的。

　　这种 “高尚的思想情操”引导着作者做了很多极荒唐的事。如作者在昆仑山流石中 “自觉锻炼”的一幕：

　　“我的双脚随砾石碎粒滚动，身体东摇西晃地平衡着。我知道砾石碎粒再滚动不久我就会摔下悬崖。此刻，求生的本能让我伏身趴下，双手紧握住地质锤，再用上身压上它。地质锤一头是扁形的，我想让它抓住地面救我。

　　我的身体还在下滑，而且越来越快。我想完了。我绝望地等待着那最后的一瞬。

　　突然，我的身体猛地一震，不动了。

　　我慢慢地抬头向地质锤看去，原来它插在了一个岩缝里。这时我的双脚离悬崖只有三四米远了。”

　　“三四米远”是作者与死神亲近的实实在在的距离。而其原因仅仅是 “坡上是砾石的风化层，脚踩上去，就像踩上滚动的珠玑。我为了提高自己的爬山能力，就想征服它。”

　　同类的荒唐事件绝非一次两次。如在翻越天山的路上，把本属于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权利让与别人；在归途另一车上一个和自己处境相同的青年人冻死了。作者在悲悯死者的同时也在自悯——那冻死的青年人与作者相同到无异是另外一个自己。

　　多么荒唐的高尚啊，拟或是高尚的荒唐！

　　三

　　作者的足迹遍及新疆三山两盆土地，他以诗人的独特目光，对他眼前脚下的山川大地雄奇壮丽的美有独到的领悟。如他笔下的天池：

　　“而天池就是大自然完美无缺的维纳斯。她在阳光下落落大方裸露无遗，坦然而从容，像在享受阳光浴，无一点羞意，也无一点矫情，悄然张扬着自己的美，那没有一处瑕疵，瑕疵也是美的美。她是那样亲近，但绝不是脉脉含情，而是洋溢着热烈的爱意。她在我面前，仿佛就是恋人，就是爱人。此刻，我们都不是月亮，而是燃烧的太阳。”

　　这真是灵魂皆附于物上的描写，更是真挚而热烈的赞颂。

　　作者以同样的生花妙笔和博爱胸怀写了帐篷沟、火烧山、恐龙沟、黄泥潭等地，野马、硅化木林、玛瑙滩的玛瑙等珍奇事物。

　　雪峰、冰川、戈壁、珍奇等等，是美丽的，美得要命。作者是这样的爱它们，以清澈无碍的纯真和无法计量的热度爱它们，爱得要命。

　　“美得要命”中的 “要命”一词，在这里不仅是程度副词，而是有时会真的要人性命。在山川戈壁美丽神奇的怀抱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旷漠无垠的戈壁不光是一个欣赏孤烟落日的地方，也是一个无法靠双脚走出去的地方。作者记载，他们的勘探队在一个名叫将军戈壁的地方，嘎斯车的一个小零件丢了，在戈壁的黄昏和暮色里，全队动员，硬是在茫茫戈壁找着了那个小零件，必须找着它，因为那就是一车人的命啊！如果找不着，就无法走出去，又没有电台，无法与外界联络。后果是不堪设想。还有作者深情赞颂过的大美天山，作者在出差时却差点死在那里：

　　“海拔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寒冷。

　　我早已全副武装：头戴大皮帽，帽带系得紧紧的；嘴捂上了个大口罩，这口罩不知是什么时候放在衣服口袋，被我发现了；身裹光板短皮大衣，竖起了皮领；腿上是棉裤；脚穿的是棉工作皮鞋。即使这样，我也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我不断地摇头、起身、跺脚，防止自己把命丢在这个车上，丢在这个路上。我没有想很多，只有一个很理性的声音从心中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不能死。此时的颠簸和晃荡成了好事，不断地让我清醒；如果是平直的大道，我可能在悄然无声中和这个世界永别了。”

　　还有上文提到的昆仑山上的流石，作者说它们踩上去像 “珠玑”，“珠玑”是很美的，但它的美差点要了作者的命。又如雪峰冰川，多美啊，那里有仙境般的 “琼楼玉宇”，但却是作者出差往返两次经过的 “鬼门关”。更有那些美丽神秘却暗藏更大凶险的地方，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平坦处：“平展展的地面之下会隐藏着不知有多大的空洞”，“而一旦陷入空洞，便无法生还”。

　　这就是作者工作、生活、成长的自然环境。真是要命的美啊！这种 “要命的美”给作者笔底注入深不可测的神秘。

　　四

　　西域的大自然是一种辽阔宏伟的美丽，它的伟力之中自然会包含一些不测的凶险。这会给人带来种种的艰苦甚至灾难。读 《无法说再见》一书，作者经受的艰苦和遭受的灾难，究其原因固然有大自然的因素，但都不是纯自然的，往往是 “人工合成”的，而且大多数是“纯人工”的。

　　书中给人的大致印象，是作者在做知青时，满头满脸满鼻孔满耳眼满衣服满床铺都是羊粪；在地调处时，满头满脸满鼻孔满耳眼满衣服满床铺都是沙子，不仅如此，沙子还进到了饭碗里：“每天正儿八经吃一顿饭，——没有菜和肉”，“天天吃饭时硌牙，而面汤喝到最后都是一层沙”。羊圈低矮为哈萨克族牧民特有，风沙大也是新疆独特的物候。这些好像有关自然的事，仔细看来更大成分却是人为或“人不为”的因素。试想，如果能给他们的嘎斯车配上一部简单电台，怎么会因为丢失一个零件，就会使一车人丢掉生命呢？

　　还有作者僵而未死天山路的事，仅仅是因为王领导的一句话，是 “轻轻”的一句话：“这位搭便车，你年轻，坐上边吧。”而习惯了“把坏处留给自己，好处让给别人”的他自然遵命。当他在极稀薄极寒冷的空气里 “兜风”，和死神拼命时，“司机和那个其实只有三十多岁搭便车的从来未关注一下我”。回来交差时，“王领导漫不经心地听完我的工作汇报，一句话也没有说”。

　　作者后面加了一句话：“我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言难尽啊，后面作者又加两字：“走人！”

　　对这样视人的生命如无物的人，我自愧不谙作者的仁恕之道，总觉得 “走人”二字应该换成一句国骂：“去他妈的！”

　　王领导，司机，搭便车的，也是人啊，可是怎么能这样做人呢？高寒的天山冰川自有它美丽的一面，可是人啊，人啊，除了让人心寒之外还有什么呢？真是任凭是谁也无话可说了。

　　还有更卑劣更荒唐的事，还有更冷漠更下作的人。

　　一个不怕死不怕苦，辛勤扎实的工作者，又善于学习极富工作能力的人，忽然被单位人事科说的坏得一塌糊涂：“表现很坏，不听从领导分配，偷奸耍滑，光知道吃喝玩乐，一身的毛病，需要在野外好好接受再教育。”究其真正的原因，是他所在的单位不愿让他这头“老黄牛”调往别处。同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另一次是更严重，他调往北京某文化单位的商调函始终没有消息，事后方知拟调入单位得到关于他的评语是：“同情支持反革命组织，革命路线极不端正。”而且高处有话：“张红军是敌我矛盾——不好好当工人，调什么北京——”作者曾记述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见闻，在刘少奇已死多年尸骨已朽之后，那里的群众开会还在高呼打倒大叛徒大工贼刘少奇的口号，这使作者感到荒唐可笑。可是，类似的扣帽子打棍子的 “文革”做派，却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莫名其妙的荒唐事常是一连串的发生。

　　“文革”后 《诗刊》复刊，《诗刊》负责人孟伟哉给作者的 “特约稿”的约稿信件莫名其妙地被扣压，在多日后才从党委宣传部办公室的废纸篓中被发现，当然已经过期，成为真正的废纸一团了。新疆自治区特给的让作者上复旦大学，意在培养作家的特招班，通知不知被哪个部门封锁了，反正是 “泥牛入海无消息”。甚至连作者1977年参加高考，人民大学新闻系给作者的通知书也遭扣押，消息被封锁，几年后才渐有消息流露。“上面”的保密工作做得够好，令人猜想当然还会有消息被封锁死了的别的事，如孟伟哉的约稿信假若不是碰巧被作者发现，自然会成为永久的秘密。那些消息被封锁死了的事有多少？鬼知道。

　　看他鼠窃，教我狐疑，毕竟还有干坏事感到理亏，必得藏着掖着不可的成分，只要看那些秘密明了之后，受到作者指责的领导或办事员，大都吊着马脸一言不发，或做不知是真是假的向上推诿，便知他们的理亏心虚。

　　但还有令人发指的更多的事。

　　作者在调往北京被阻真相大白之后，接下来的一幕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奖状摞在一起，找到了党委y书记。

　　我说：‘为什么要把我写得那么坏？’

　　y大声地训斥道：‘你是在搞黑材料！’

　　我听了一愣。我搞黑材料？便说：‘你们写的评语，怎么成了我搞黑材料？’

　　y一时语塞，便瞪了我一眼，不屑地轻蔑地转身扬长而去。”

　　做了坏事遭质问毫无理亏之态，罔顾事实仍用大帽子扣压，把狐偷鼠窃变成了明火执仗，仅仅因为他是 “官”，张红军虽不普通，但其时仍然只是个 “工人”。而且明火执仗绝非一人，而是一群。作者的电影文学剧本 《魔鬼城之魂》的写作与拍摄，从头到尾受到种种阻挠与重重封锁，其中便夹杂着暗箭与明枪。文中的 “c部长”更是赤膊上阵。虽然天山电影制片厂 《魔鬼城之魂》摄制组在几乎进不了克拉玛依一招大门的情况下，艰难拍摄成功并获好评，但作者此后表现并赞美克拉玛依人的，更出色更有意义的电影电视剧本均未能成功拍摄。

　　“我终于把张红军的电视剧干掉了！”

　　这件祸国殃城的事和自我炫耀的话，是一个张红军 “熟悉而且尊重”的人做的讲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特定的地域——戈壁大漠中的一座孤城，特定的时段——史无前例的 “文革”时期及其前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啊。

　　六

　　沧海桑田的阅历一般不能容纳未泯童心。《无法说再见》一书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这二者难能可贵的结合。这样的作品可以从阴谋和横暴之下召唤出无穷的正能量，给每一个怀有希望的人一个有彩虹跨越的天空。尘世给予好人的也许只有厄运，而艺术给予好人的却一定是成功。做好人，天不负！

　　但 “天”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有负这样的好人。这无疑超出了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的认知之外，造成古往今来独特的社会现象，叫 “好人悲剧”！

　　因为你工作表现得十分优秀，所以不能从我的手下调离，所以在商调函的回件评语里，你必须坏到十分；因为你的作品十分优秀，所以约稿的信函必须扣押，剧本的拍摄必须 “干掉”，你超出了这个圈子，那么谁在下面支撑我的高度呢？你光彩夺目了，那么我的注目点呢？这是一部分悲剧制造者的心态，但大部分的悲剧制造者并不是都这么坏，他们或许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文化生态里顺势而为而已。

　　“好人悲剧”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悲剧人物自然不是作者一人。作者记叙一个技术员，拟了一份有关车间技术改革的报告，过了一段时间，技术员去找指导员问消息，“指导员正在精心地擦拭着一杆步枪，理都没理他”。

　　张红军，一个悟性很高的人，天天学认真学，只领悟了其中的一半。而只领悟另一半的人却成了 “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选择的是“斗争哲学”，文斗武斗，天天在斗，张红军们自然成了斗争对象。“张红军是敌我矛盾”本来就是一句大实话。所谓 “文化大革命”就是 “这一半”和 “另一半”的充满血腥的斗争，当然不是对等的争斗，而是 “整人”和 “挨整”。这真是极可悲的人间趣事:挨整的自然窝囊，甘于挨整的大多是英雄；而专务整人的不管因为傻，还是因为坏，则都是小丑，无一例外。

　　作者爱天山，爱大漠，爱及一草一木。通过他调离地调处时的心态变化，可知他爱极了极艰苦而且充满了生命危险的工作。爱周围的一切人，这是他的责任和担当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总在宽宥 “敌人”和忘记他们所作所为的原因。爱，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爱使这本记叙厄运的书充满阳光，使人在感动中思索人生的道路。

　　为了不断前行，作者已忘却和正在忘却那些制造厄运和悲剧的个人，虽然记着他们的面孔和名字，但他们是否和自己过去的厄运相关？作者已不再向自己的大脑发问，当然也没有 “白刃战”，作者已经明白，不断减轻那些不必要的行李，才能更好地前行，而前行才是最好的 “斗争”。

　　读着张红军的记述自己经历的文字，耳边似乎响起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 （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奏鸣，雄浑、激昂和不失壮丽的混响波涛的层进之后，圆号吹出变奏，是舒徐而坚定的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