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俊德

　　大庆记忆

　　■ 许俊德

少年红二站

我喜欢把要述说的故事放到很远的一个地方，让它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我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它朦胧的魅力。在很远的地方，它吸引着我。我的记忆像一条船，在时间的河流里航行。我听到了字里行间流动着潺潺水声。

　　红二站就是这样，它就在我少年时代的一个地方等待着我。

　　红二站是一个职工集中的生活区、油田工业的后方，农业是它基本的特征，所以它更像一个村庄。红二站的家属管理站，就像当年公社的生产队，管理着上百亩的耕地。玉米的长势像蓬勃的夏天，火一样热烈。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那度过的。20世纪70年代，那个地方很热闹。那里有大庆油建指挥部十一中队。年节时，油建职工文艺宣传队在十一中队的大食堂演节目，红二站的大人孩子蜂拥着争相观看，大食堂里挤满了人。当时没有更多的文艺活动，这类演出倍受欢迎。

　　从红二站公交车站牌拐下公路，就可以看见远处那一排排、一栋栋整齐的干打垒房子，它们构成了70年代大庆油区所有新村的特点。每栋房子的结构、布局都是一样的。进屋是半间厨房，锅灶连着火墙。一个大屋一个小屋，小屋是卧室，大屋一般是卧室兼客厅。家家门前都有一个冬天储存白菜、土豆的菜窖。

　　每栋房子住两家。我家在靠路边的那栋房子的二号门。房子的门是木头的，外面包了一层毛毡，毛毡外面钉了层油毡纸，又保暖又防雨。家门前有两棵杨树，树脚下是菜窖的口，用一个木制的盖子盖着。

　　我家房后是锅炉房，高高的烟囱耸立着。每到冬天，锅炉房排出的废水流淌到不远处的荒原上，慢慢形成一个很大的滑冰场。我们这些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拿着自制的各种样式的冰车去滑冰。

　　红二站下边有几个生产队，我的母亲在其中的一个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生产队有好几栋大棚，冬天，大棚里春意盎然，家属们栽种的小白菜、葱、菠菜、黄瓜等蔬菜茂盛地生长着。

　　邻居王伯伯夫妇是双职工，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条件比我们家要好许多。王伯伯的两个儿子是我要好的伙伴，我常常看见他们吃着一种叫光头饼的饼干，非常羡慕。

　　在我少年的印象里，红二站很大，我始终没有走出它的方圆，没有走出它的视野。最远不过是到附近的树林中用弹弓打鸟或者到不远处的草地上割猪草。在这些经历里，常常回荡着我少年伙伴的说笑声，比如阿昌、小东。

　　夏季的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家中唯一的那个木箱子的锁被撬掉了，家里仅有的20元钱和爸爸的一个墨镜不见了。查看现场，发现小偷是从窗户进来的。窗户没有护栏，其中一块玻璃是拼成的，可以用手慢慢抠掉，把手伸进去打开插销。窗户外面有脚印，左邻右舍的孩子都过来看，把现场给破坏了。妈妈首先怀疑和我要好的同学阿昌，因为阿昌经常来我家玩。妈妈回忆说，有一次她开箱子时，阿昌就在跟前。

　　阿昌再来我家，妈妈就话里话外地说起此事。阿昌听出我妈怀疑他，有一次就对我妈说，姨，你是不是怀疑我偷了你家的钱？妈妈很难堪，为了面子就和阿昌吵了起来。阿昌生气走了，再也不来我家了。

　　后来，红二站的商店也发生了偷窃案件，派出所终于抓获了那个人，确实是我们班的学生，但不是阿昌，是阿军。红二站的几起偷窃案件都是他一人所为。我家的20元钱和爸爸的墨镜都物归原主。妈妈对阿昌深感歉意。

　　那时候上学总有劳动伴随着。寒暑假，学校总要给学生留点劳动方面的作业。比如冬天要求每个学生捡多少斤粪交给学校，夏天打多少斤羊草交给学校。此外，平时还要给学校的土豆地除草，收土豆时也要和教师一起干。繁重的劳动作业，逼得我们不得不想别的办法。

　　有一年寒假，学校给每个学生下达完成捡80斤粪的任务，我和阿昌在大雪覆盖的荒原上转了一天也没捡几块冻牛粪。我犯愁80斤的粪怎么完成。晚上，小东来找我，问我白天干什么去了。我说和阿昌捡粪没捡到多少。他说，还用那样吗！晚上你跟我出去，我已经踩好点了。

　　小东在学校低我一届，因为是老乡，我们很自然地玩到一起。我们一起干过许多淘气的事。他悄悄对我说，管理站牛圈里的牛，白天拉的粪，晚上就冻得硬梆梆，用手一抠就掉。我兴奋得很，恨不得天马上黑下来。晚饭后，我和小东各拉一个大冰车，冰车上绑着大粪筐，像鬼子偷地雷似的出发了。四周很静，但我的耳边好像响起了电影中鬼子进村时的音乐。

　　红二站的广场上冬天堆了一个很大的粪堆，粪堆下面埋着两根粗铁管子，里面的天然气火昼夜燃烧着给粪堆加热，使之发酵，好到了春天用。粪堆旁的一个电线杆上亮着一盏大水银灯，没有人敢去粪堆偷粪。灯光也照到了不远处的牛圈，但牛圈的墙把灯光给挡在外面了。我们把冰车放在牛圈外。小东说，咱俩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他先跳了进去。他在里面把冻在地上的牛粪抠下来递给我，我接过来装进筐里。很快两个筐就满了。我们拉着冰车回家，卸下后，又来一趟。两天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交粪任务。

　　小东聪明又淘气，刚到红二站的那个冬天，是他教会了我滑冰车，教会了我制作冰车。

　　在冰场，我和小东遇见了邻居杜彬。杜彬的爸爸是家属管理站赶马车的，他母亲身体不好，在家呆着。他的两个姐姐都上班了。杜彬和小东是一届生，但不一个班。小东看不上他，滑冰时故意撞他，杜彬吓得躲开了。

　　其实我不喜欢小东这一套。好多年龄大点的学生都有这仗势欺人的毛病。

　　第二天晚上，妈妈突然披头盖脑地教训我，以后不要惹事。尤其是和邻居处好关系。我说，我没有惹事啊。妈妈说，你昨天滑冰时是不是跟杜彬吵架了。我说，都是小东的事，与我一点关系没有。妈妈说，因为你是和小东在一起，你们是一伙的。我知道我说服不了妈妈。我就问是谁告诉她的，她说，是碰见了杜彬的妈妈。

　　我很生气，杜彬的妈妈怎么不去找小东，她一定是不敢。小东能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我把这事跟小东说了，小东说不用理她。

　　几天后，我放学回来，杜彬的妈在外面站着，看见我，她就故意大声骂道：哪个王八羔子把我家自行车给扎了！我一看杜彬他妈那刁样，就不像好人。自行车被扎了，活该。我像没看见她似的进了屋。后来妈妈回来了，杜彬的母亲还在外面骂。妈妈也感到不自在，进屋就问我，是你扎的吗。我发誓说不是。

　　但杜彬家的人一直怀疑是我和小东干的。杜彬的两个姐姐用瞧不起的眼光看我们。

　　后来，小东承认，杜彬家的自行车是他扎的。我说你可把我坑苦了。后来，小东还向我透露，他喜欢杜彬的二姐，他说杜彬的二姐虽然个子矮点，但长得小巧玲珑。不过，杜彬的二姐从不正眼看他。小东说，她瞧不上我，我就让她家的自行车漏气。有一年夏天，小东用弹弓把杜彬家的大酱缸给打了个小眼，大酱淌了一地，杜彬的妈气得不得了。她终于知道了是小东干的，就告到了小东的爸爸那，小东最怕的就是爸爸。他爸把他一顿狠揍，他疼得边哭边骂：杜彬，我操你姐姐，操你二姐……

　　多少年后，我想，那时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已经有了最初的性意识。

　　夏天，红二站广场上的粪堆消失了，广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电影都是在那放映的。每次放电影，我们特高兴，早早去占地方。

　　那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老师动员我们参加高考。老师说，现在恢复高考了，国家缺人才，多好的机会啊。我们班50名学生只有6个人报名，一个也没考上。我们都去了知青点，边劳动边等待招工的机会。从此以后，我每周的周末才回一次红二站。第二年，我考上了油田南部的一个采油技校，离红二站越来越远了。技校毕业后被分到油田更南的高台子，回一次家很不容易。每次到家，红二站已是万家灯火。

　　1978年，大庆油田开始盖楼，职工陆续搬入新居。红二站没有楼，因为下面有油，地面要服从地下。之后红二站的居民逐渐减少，干打垒的土房慢慢消失了。

　　20年后的一天，为了写一篇红二站的文章，我一个人开车去了趟红二站。竟然找到两栋干打垒的土房，里面住着外来的流动人口。一条柏油马路的两侧盖了50多栋红砖的平房。因为是冬天，很少见到人影。我的车一直开进一个二层楼的小院，大门上挂着单位的牌匾：大庆油田油建公司农工商红二站家属管理站。当年的锅炉房还在。车绕着红二站转了一大圈，我看到的是收割后的玉米地里，散布着一个个的抽油机和泵站。也看到一个小酒厂和肥牛坊，大概这就是管理站的多种经营了。我没有找到当年的十一中队，却看到油建公司第七分公司下属的一个队的队部设在那。

　　当年热闹的人气不见了。在红二站两侧的不远处，是采油六厂和红卫星密集的住宅楼，它们让我看到的是油田工业社会的一面，以及社会变化的影子。

　　红二站，夹在它们中间，我的车稍快些，它就一闪而过。如果是夏天，红二站就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绿色里。

　　记忆，都是在最隐秘的地方，只有寻找，才能显现。红二站就是这样。

告别南知青

南知青是大庆油田的青年点之一。油田各青年点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那时候，油田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青年点，各指挥部的职工子女高中毕业后就到青年点劳动锻炼，并等待油田招工的机会。

　　南知青是建材指挥部的青年点，位于建材指挥部之南，故名南知青。

　　高中毕业到南知青那一年我16岁，个头不到一米六，说话还是孩子腔。走出校门的我顿感浑身轻松，再也没有学习的压力了。但由于我个头太小，力气小，天天干活感觉累。掰包米时，那长长的垄怎么都走不到头。包米叶子剌得胳膊火辣辣的。别人把一垄的包米都掰完了，我负责的那垄还看不到头。

　　粮食收到场院，晚上要在场院轮流值宿。我们在一个大麦秸垛上掏出一个大洞，值宿时就住在里面。值宿是不允许睡觉的，必须盯住场院中的粮食堆。有一天夜里，我熬不住，就睡着了。半夜，被指导员叫醒：“粮食丢了！”我吓得睡意全无，急忙钻出去。见粮食还在，就说：“指导员，你别吓唬我啊！”

　　指导员说：“还困吗？”

　　我说：“不困了。”

　　“当你困得想睡觉时，就想想粮食丢了，就不困了。”

　　估计，领导挺可怜我人小，第二天就让我到猪场报到，当了猪倌儿。猪场共四个人，两位三十多岁的工人，两名学徒工。除了我之外，另一名学徒工叫小钟。

　　猪场养了两大圈大大小小的猪。猪们在圈里不停地叫唤着，像一群淘气的孩子，一看见我们，抬起头张嘴要食。我们的任务就是喂饱它们。

　　每天上午，我和小钟推着空空的车子去酒厂拉酒糟，两位师傅跟在我们身后。从猪场往酒厂去，是一条轧得很硬的土路，有的地方被师傅们垫了砖头。我们推着空车去，回来时装满了酒糟，就由师傅推。

　　酒厂离猪场不远。进了酒厂的院子就闻到浓郁的酒香。

　　走进酿酒车间，就看见一个高高的大蒸笼，四周冒着热气。刚出锅的酒糟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让人陶醉。我喝酒过敏，但特别喜欢闻冒着热气的酒糟的味道。

　　酒从一个小细管里流出来时也是热的，两位师傅就蹲到酒管旁，用一个瓢接酒慢慢品尝。师傅们说，刚流出来的酒叫酒头，比以后流出来的酒度数高。有一次，两位师傅竟然品尝多了，回到猪场就呼呼大睡。

　　我们把酒糟拉回猪场，放到每个猪槽里，大猪、小猪们抢着吃，吃得很香。我们完成任务后，就在屋里打扑克。我感觉这日子挺好，比掰包米轻松多了。

　　遇见好的天气，我们也把几十头猪放出圈，让它们到附近的草地上散心。猪场的四周是草原和林带。猪们一般不会往远跑。

　　记忆中的南知青坐落在一片密林中。当时住帐篷，大通铺，晚上睡觉时，人挨人。地中央是一个很长的烧油取暖的粗铁管子。早上，年轻人嗜睡不愿意起床。队长进屋放开嗓子喊，或者敲击取暖管线，我们才不得不爬起来。帐篷外瞬间站满了洗脸刷牙的青年人。

　　在记忆里，早餐始终是玉米面糊糊和玉米面窝头，一块5分钱的豆腐乳。中午饭时不到，胃肠便感到饥饿。

　　在青年点，有一批年龄比我们大的伊春合同工。其中一位姓李的大姐在食堂做饭，她很善良，见我和羊倌年龄小，就认我们做干弟弟，我们每次见面叫她“姐”时，她特别高兴。她给我俩打饭时，量会给得多些。食堂喂养了一群鹅，一次我们到食堂看望李姐时，到鹅圈里偷着捡拾了两枚蛋。把鹅蛋放进一个铁皮水桶，到茶炉房用开水烫，烫几遍，以为熟了，打开蛋壳，只熟了一层，没法吃。李姐知道了，就埋怨我们笨。后来她偷着给我们煮了两个，并说：“尝尝就行了，下不为例。”还说，鹅蛋不腌不好吃。

　　那年冬天，伊春合同工合同期满要返回伊春。李姐很想留下来，她觉得大庆这地方挺好，生活稳定。他们是坐青年点的解放牌卡车去火车站的，那时候也没有别的车。李姐上车的时候心里挺难过的，她朝我们挥挥手就转过身去了。

　　那年冬天，青年点的领导给我们召开大会，传达上级文件，说是油田各指挥部都要成立技工学校了，要我们年轻人好好复习复习，准备参加考试。青年点领导还专门请来老师，晚上在大食堂给我们辅导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石油知识。

　　其实从走进青年点那天起，我就以为以后再不用上学了，没想到还要让我们考技校。每天晚上，领导都在食堂点名，要求我们必须去听课。但我实在听不进去，因为听不懂。

　　技校录取分数很低，大部分都考上了。我被一所采油技校录取了。

　　年节前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拿到通知书的人兴高采烈。临近春节时，青年点会餐。食堂杀了几头我们养的肥猪和羊。同事就开玩笑地问我和羊倌儿，杀你们的猪和羊，你们不心疼吗。我说，不是我们的，是青年点儿的。

　　30年过去了，我竟然找不到南知青的位置了。父亲说，就在独立屯那个地方。我找不到独立屯，只看到那个地方崛起一大片楼房。新楼连成片，人们叫它东湖小区、银亿阳光城、丽水华城……

实习簸箕山

簸箕山不是山，它是我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高岗。当我和同学们走上那片高岗的时候，我发现远处的旷野、近处的村庄都在我的视野中。我似乎明白了这个名字对于我所处的位置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盛夏，我们十几名技校实习生来到了簸箕山的那个“山岗”。采油七区一队四合院的队部就设在“山岗”上面。男生住在西厢房中的一个临时腾出的会议室里。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这个采油小队成立以来获得的各种先进荣誉的奖状和锦旗。女同学分住在对面东厢房的两间屋子。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窗里女同学朦胧的身影。

　　小队院子后面是养鱼塘。淘气的田力同学去街里买来鱼钩和杆，晚上就领着我们去鱼塘钓鱼。由于放养的时间短，鱼都还没有长大。第二天早上，指导员和队长在我们宿舍的撮子里发现了鱼鳞，问我们是不是钓鱼了。大家用沉默来承认。指导员说，鱼还没长大，你们就钓上来，是不是败家啊！问我们谁带的头。大家把目光投向田力。

　　我们来小队实习参加的第一个大会，是由田力做检查的会。

　　队领导一直让我们上大班，打杂。收土豆、白菜，盖塑料大棚，拉运冬防保温物资等，全是体力活。那时候，国家仍然处于物资短缺的时代，油田生活仍然很艰苦，各采油队不但要管好生产，还要自己种菜搞副业，保证职工生活。由于小队职工少，人力不足，工作确实紧张。我们实习生的到来，无疑给小队增加了有生力量，但我们当时并不理解小队的难处，更不懂得为小队分忧。

　　一天，队长让我们男生去物资仓库拉冬天给油管线保温用的玻璃丝棉被，因为玻璃丝棉扎手，粘在皮肤上刺痒，拉回一车后大家就受不了了。田力、大李说：“这活哪是人干的！这不是拿我们当苦力吗？这么下去能学到什么技术啊！”大家商量后说：“我们罢工，不干了，回家休息。”中途，大家一起跳车逃离。我回家后，休息了几天，无所事事，心里空虚，就去了同学阿新家。阿新告诉我说，他已经上班，被分配到井组倒班。还说：“那天的事儿，让队领导很生气，说咱们不听话，以后不管咱们了。”并认真地告诉我说：“来年开学返校，小队还要给咱们做鉴定呢。”于是我也返回小队，队长把我也安排到一个井组跟着三班倒。

　　从那以后，终于体会到采油工的辛苦。每天开两个会，早上班前会，晚上班后会，各井组汇报所管辖的油水井的生产情况。每班都要取油样，巡井检查，打扫井场卫生。记忆最深的是夜班，在一个狭小的井口房里坐着，定时观察油温、油压，填写报表，沉重的困意不时袭来，让人难熬。那时候，油井的流程不像现在这样，一个计量间带几口井，而且不用值夜班，只有联合站才有夜班工人值守。那时候每口油井都有一个水套炉，每天都要检查里面的循环水够不够，要注意火别太大，也别太小，更不要熄灭。我所在的那个井组，管理着11口油井，其中一口油井的水套炉漏水，需要天天加水。由于没有水管线，就天天提着水桶到附近的一个水泡子拎水，感到特别累。

　　田力后来也回队了，队长也把他分配到一个井组，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候，小青年中比较时兴戴军帽、穿军大衣。一天，公安局的一辆吉普车开到小队，停在我们宿舍外。两名警察进屋后，来到田力的床前，把床下的几块红砖起出来，从下边取出一把很长的刺刀，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警察告诉我们，前天田力在车站抢别人的军帽，而且用这把刺刀把人刺伤。田力已被拘留。指导员生气地说：“这孩子，一点不听话，我就感到他早晚要惹事！”

　　采油七区二队在簸箕山公路西边，我们两个队的实习生经常互相串门。一天，同学晓杰从七区二队回来，带回一封男同学阿涛写给女同学小兰的信。信是封着的，晓杰神秘地告诉我们，是求爱信。因为阿涛跟他说了，特别喜欢小兰。小兰苗条、个高，皮肤又白。晓杰不想捎信，让阿涛自己送。阿涛说，自己送，万一小兰给回绝了，特没面子。晓杰去女生宿舍送信，小兰没收，说你拿回去吧，我不想看。晓杰尴尬地说，你总不能让我大老远的再送回去吧。小兰说，那我不管。

　　我也经常去簸箕山公路西边的七区二队找同学庆福，我们一起去簸箕山邮电局买《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打倒“四人帮”，许多文学杂志都复刊了。庆福喜欢读书，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有了这方面的爱好。

　　春节放假前，小队在食堂会餐，队长让我们都参加，说一年到头了，大家在一起乐和乐和。我们不好意思参加，觉得没尽心尽力干活，而且总认为实习是暂时的，没有从心里把小队当成家，很对不起领导。但队领导并没有拿我们当外人。也许在领导的眼里，我们始终是孩子，从父辈的角度看，他们怎能跟孩子计较呢。尤其是第二年开春，我们返校时，实习期间每月五块钱的补助仍然发给了我们。

　　多少年之后，我回忆起自己16岁那年在簸箕山的实习生活，首先想到的是队领导对我们的宽容，那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时刻提醒并修正着我人生的坐标。

难忘高台子

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秋天，我和我的同学们背着行李坐上一辆大客车，从学习了两年的技校校园出发了。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我们从此要工作的地方。那个单位的具体位置，同学们都不清楚。

　　车载着我们一直往南走。公路两侧开始萧条的树木在我们的心里涌起些许悲凉的秋意。越往南，建筑物越少，树木也越少。

　　中午十二点，车拐下一个丁字型的石子路口，停在几栋板房和帐篷围成的四合院中。司机说：“到站了！到站了！”同学们拎着行李、脸盆下车了。

　　帐篷上的铁环在风中哗啦哗啦地响着。那天的风很大。那天的风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刮着。

　　“师傅，这是什么地方啊？”女同学带着哭腔问。

　　司机说：“这就是新成立的采油四大队。这个地方叫高台子。”

　　“有交通车吗？回家方便吗？”

　　“路还没修好呢，哪有车啊。”

　　我听见一位女同学嘤嘤的哭声。

　　放下行李，打量四周，只感觉一片荒凉。石子路对面是一片收割后的玉米地。玉米地头是一个破旧的村庄。低矮的民房在风中显得灰朦朦的。

　　几十名同学大部分被分配到四个采油队、一座联合站，个别同学被分配到维修队、车队、服务队。

　　午饭是高梁米干饭，土豆炖白菜。那顿饭，许多同学感觉寡淡无味。

　　晚上，我和几位男同学去看望女同学。几位家在市中心的女同学根本无心在这里，她们说明天就回家，回头让父母想办法给她们调回去。

　　第二天上午，几名女同学和几名男同学果然到高台子的公路上截车回去了。他们再没回来。

　　剩下的我们，开始了这个新油区的开发建设。

　　那年，我18岁，心中揣着朦胧的梦想……

　　那个油区是茫茫旷野，周围没有地方可去，空闲时只能去高台子村逛逛。据说高台子得名于古代的烽火台。明末清初年间，当地每9华里修筑一座烽火台，四座烽火台分别坐落在台地、李卜、高台子、威宁四个村，坐落在高台子村的这座烽火台最高、最大，因此，这座最高的烽火台叫高台子，这个村子也就被人们称呼为高台子了。我们没有找到烽火台的遗址，看到的是收割后的庄稼地里，三三两两的鸡鸭鹅们在觅食，于是顿生偷盗之念。暮色降临，大家假装从庄稼地里穿过，见那傻鹅伸长脖子不知道危险降临，心中窃喜，于是一个健步上去……那时候，粗粮多，缺油水，总感到吃不饱，所以才有这小偷小摸的行为。

　　第二天，队领导发现了房屋外面的鹅毛，就在大会上无情地训斥起来。随后，大队调度室派车，拉上我们这些小青年来到高台子西村村边的一口油井旁，开始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会战传统教育。油井旁立着一个砖砌的简易纪念碑，上面写着“松基三井”。

　　一位副大队长喊道：“知道这口井怎么回事吗？1959年9月26日，因为这口井的喷油，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当时，为什么没有开采这里？因为后来萨66井出油了，才知道萨尔图地下的石油比这里厚，比这里多，所以一直等到今天才开采。能到大庆油田的发现井所在地——高台子来当工人，应该感到是一种光荣。打这口井时，高台子村的老百姓们帮了不少忙。他们给咱们钻工提供食宿，工农关系亲如兄弟。如果都像你们，偷鸡摸狗，这井还能出油到现在？我们的创业才开始，就受不了啦？受不了你提出来，背背包走人……”

　　有一天，电焊车司机黄师傅拉着我去高台子一农民家，帮助焊接磨粉条的磨的拉杆。主人姓倪，不到40岁，脸很黑。一看就知道天天在野外劳动，风吹日晒的。黄师傅说，老倪这人不错，勤快能干，而且待人大方。不像有的农民，老想从别人那里占便宜。

　　焊接完，老倪把家里的干粉条拿了两捆放进车里，说不留你们吃饭了，拿点粉条表示谢意。

　　黄师傅把粉条给我一份，我说我单身住宿用不上，你都拿回去吧。黄师傅说：“你什么时候回家，拿回去给你爸爸妈妈吃吗。”

　　我说，不用。那么老远，拿回家都戳磨碎了。黄师傅高兴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年节前的一天，黄师傅说：“老倪晚上请咱们去吃饭，他家杀头猪，让咱们吃猪下水去。”

　　黄师傅还叫上队里和他关系不错的李师傅、杨师傅。我们四个人去了老倪家。杨师傅喜欢烹调，他说农民不会做，还是咱们自己动手吧。他卷起袖子亲自下厨，做了“溜肥肠”、“炒猪肝”、“红烧肉”等。

　　老倪三个孩子，都是女孩。老大霞，17岁，高中毕业。老二15岁，老三10岁，都在念书。霞中等个，白白净净的，那举止倒像个城里人。霞嘴特别甜，一口一个哥地叫我，叫得我很不好意思。可是吃饭时，她爸爸却叫我老弟，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问霞：“上次来你家焊磨，怎么没看见你。”她说去姥姥家了。停顿了半天，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笑问：“你想说什么？”她有点害羞地说：“我姥姥给我介绍个对象，我相亲去了。”

　　我说：“农村你这个年龄该处对象了。感觉怎么样？到时候喝喜酒别忘了我。”

　　她望着远处说：“我没看上。我爸看上了，说他家条件挺好。”

　　“你怎么没看上呢？他长得不英俊？”我好奇地问。

　　“不是。感觉他不正经……不像好人。”她的脸上有点忧愁。

　　“感觉有时不一定准啊。”我安慰她。

　　“反正我不想干。”她说。

　　黄师傅喊我吃饭了。大家盘腿坐到炕上。三位师傅和老倪都喜欢喝酒。霞的妈妈把小酒盅摆到桌子上，又端上一盘剥好的蒜瓣。

　　我不喝酒，很快就吃完饭，来到院子里。霞不知不觉地也站到我身边。我说：“你吃饭了吗？”她说：“吃过了。杨师傅做的菜真好吃。将来我成家了也要好好学学。”

　　院子里有棵树，感觉像果树，就问霞。她说：“是杏树，春天满树的花，可好看了。哥，明年开春时，我叫你来看花。”

　　我说：“到时候我借个照相机来。”

　　她高兴地说：“我还没照过相呢。”

　　我们酒足饭饱离开时，霞和她父母一直送出院外。霞挥着手怅然地望着我们的车远去。

　　在车上，杨师傅开玩笑地对我说：“老倪家的大丫头喜欢上你了，你可小心啊。”

　　李师傅说：“那丫头人不错，模样好看，嘴还甜。就是找个农村老婆没有户口，这不好办。”

　　黄师傅说：“你们别瞎逗。老倪已经给大丫头选好女婿了。”

　　第二年“五一节”刚过，一天上午，黄师傅对我说：“出事了，老倪家的大丫头小霞死了，咱们去看看。”

　　我大吃一惊：什么！

　　路上，黄师傅对我说，霞的姥姥给霞介绍的那个对象，霞没有相中，就没同意。但是那小子以为只有“生米煮成熟饭”，霞才能就范，就强暴了霞。没想到霞是个刚烈的女孩子，就上吊自杀了。我突然想起霞当时说的话：“感觉他不正经……不像好人。”

　　进了高台子村，远远地听见老倪家传来悲伤的哭喊声。老倪家的院子里挤满了左邻右舍的乡亲。见我们来，乡亲们让出一条道。

　　死去的霞躺在我们上次盘腿吃饭的炕上，一张白色的床单蒙住了她的全身。床头点着一盏灯。霞的姥姥、妈妈、妹妹在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黄师傅握住老倪的手说：“老倪啊，你可得清醒啊。别太难过了。好好劝劝孩子她姥、她妈，别哭坏了身体。”

　　第一次离一个死去的人这么近，我的心非常紧张。可是想到霞活泼的样子，心突然的宁静了。

　　看到院子里那棵已经含苞欲放的杏树，突然想起霞年前说过的话：“春天满树的花，可好看了。哥，明年开春时，我叫你来看花。”甜甜的声音好像就在眼前。泪水突然涌出我的眼眶，我没有擦，任它淌满我的脸。

　　青春的我，幻想着未来世界的美好，从来没想过死亡离我们这么近。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怎么突然就死去了，就再也听不到她甜甜的声音了。

　　“哥，明年开春时，我叫你来看花。”那青春的回响，一直荡漾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到春天的冷以及伤怀。

　　许多年后，我离开了高台子。又许多年后，高台子的土房换成了红砖房。公路边，也耸立起了楼房。饭店、商铺沿街排开。当年荒凉的样子不见了。

　　老倪，这个不甘寂寞的人，靠做粉条，开粉坊积累了些资金。听说他已经离开了高台子，到南方从事别的生意去了。

　　有一年，我特意开车去高台子，特意找到老倪的家，当年的房子早就不在了。原地盖起一栋新砖房。那棵杏树还在，新房的主人说，每年春天，它的花都开得很繁茂，很鲜艳。远远看去，如满树红霞。

感受让胡路

当我回忆某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它总是和记忆中的某个具体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某个具体的东西已经成为那个地方的化身。比如，一说起让胡路，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香甜的玉米面饼。

　　爸爸的单位坐落在让胡路最繁华的地段，少年的我去那里玩，喜欢在爸爸单位的食堂吃饭。那个物资、商品短缺的时代，家家都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总感觉爸爸单位的食堂做出的饭特别香。比如玉米面饼，圆圆的、被火烤得焦黄焦黄的，样子像现在的月饼，里面掺了糖，吃起来又香又甜。可能这在当时就是粗粮细做了。

　　那时爸爸的单位是蒸气取暖，屋内又热又干燥。晚上，我的嗓子又干又疼，早上鼻子出了血。爸爸单位的同事洗衣服时，就把水池放满水，把蒸气管子插进水池子里，打开阀门，蒸气在水池里噗噗冒泡，很快一池子凉水就变热了。

　　在红二站住了近10年，我们的家搬到了让胡路，而且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原来住的是干打垒，到让胡路住上了红砖房。在红二站时家里没有暖气，得自己烧火墙，让胡路的家里有了暖气管线。在红二站时，家里没有自来水管线，要到集中供水的水房去挑水，让胡路的家里有了自来水。

　　我家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是现在的公交车站，出行很方便。往西过了十字路口（现在的红绿灯岗）走不远，就是粮店。

　　当我周末从遥远的高台子回家时，不但少倒了一趟车，而且下车几分钟就到家，特别方便。

　　对爸爸来说，他也不用经常骑自行车从让胡路往返红二站了。

　　在我不经意的注视里，让胡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天，我家的门前突然耸立起一座立交桥，它就是庆虹桥。我的一位文友晨时先生，为此赋文《虹起天地间》。记得这篇散文当时刊登在很有影响的《散文》杂志上，让文友们刮目相看。周末，我和弟弟有了散步的地方。我们漫步在桥上，望着桥下流线似的铁轨伸向远方，便感到有个梦想在天边等待着我们，那是青春的憧憬。

　　不远处的让胡路火车站，笼罩在迷蒙的烟雾里。不时有一辆火车头缓慢地驶来又驶去，大人们说，那是在掉头，或者在换轨。

　　后来，当我家再次搬离庆虹桥下的那片平房住宅时，让胡路已经楼房成片了。我家当年居住的那个住宅区如今成了九楼区。爸爸的许多战友、同事的家都在那个楼区。每年初一，退休的父亲和他退休的战友、老乡们聚集在一起步行到那个楼区，敲开另一批战友、老乡家的门，一家家地拜年问候。

　　在让胡路不知不觉的变化中，我从少年走向青年。20世纪80年代一个金黄的秋天，我的儿子出生在让胡路。在儿子童年的记忆中，让胡路就是他奶奶的家，他奶奶的家就是让胡路。

　　是的，让胡路就是我心中的城。当我周末从工作的边远油田回到父母身边，我发现让胡路是那么陌生。它已经不是我少年时代的样子了，它的任何变化似乎都和我没有关系。我感觉自己已经游离它的生活，甚至难以和它的生活融合到一起。我像个游子。我的大部分中学同学都在让胡路区所辖的区域工作，我却无法见到他们，甚至不敢见到他们。

　　当我每月一次携妻、子从偏远的油田回到父母身边，就像在走亲戚。父母像招待远方的客人那样招待我们。我们返回时，父母把我们送到车站，送上车。他们给他的孙子买了大包小包的食品。当汽车开动，我看见父母在车窗外向我们挥手。儿子把手伸向窗外，大声地喊着“爷爷、奶奶再见！”

　　后来，我会经常在让胡路的大街上，遇见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们，才发现当年鼻涕涟涟的他们都长大了，有的变成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有的变成美丽漂亮的大姑娘。我突然意识到，许多美好的岁月载着我们当年的活泼、当年的欢笑流逝了。

　　在我人生盛年的一个早春，我的母亲在让胡路的大街上，随着一场车祸的发生告别了我们，也告别了让胡路。我的泪水在那个春天凝固成永恒的记忆。

　　让胡路，它给了我新生的欢喜，也给了我死亡的悲痛。

　　我知道，生活在让胡路的人们，会和我一样经历并感受着人世的悲欢。我知道，这是真实的让胡路，充满烟火气的让胡路。

　　当我驾车行驶在让胡路宽阔、干净的街道上，当我夜晚站在高处欣赏着让胡路的万家灯火，当我穿行在人流如潮的商场，当我路过正在拔地而起的一栋栋高楼前，我听到了让胡路前进的脚步声。在整个中国都市化的进程中，让胡路用它巨大的胃吞噬着我少年的记忆，然后吐出它精心编织的城市之网。我们心甘情愿地做它网中的鱼，劳累并快乐地游荡。

向往萨尔图

无论是“月亮升起的地方”，还是“多风沙的地方”，萨尔图都像游牧民族的名字，都饱含着游牧文化的基因。

　　萨尔图，会让我联想到萨尔浒。两个很相似的名字。萨尔浒在抚顺。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他的6万多名八旗铁骑，在萨尔浒一举战胜了以杨镐为统率的10万明朝军队（号称47万大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

　　公元1960年，萨尔图也发生了一场大战——一场改变中国石油落后面貌的石油大会战。

　　1960年3月11日，部署在萨尔图构造上的萨1井（即萨66井）喷出高产油流，证明萨尔图一带是含油富集区。于是，会战领导挥师北上，会战大军从油田南部的葡萄花、高台子迅速聚集到萨尔图。萨尔图从此成为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战场。

　　大会战的指挥中心二号院设在萨尔图。1960年4月29日的万人誓师大会也是在萨尔图火车站附近召开的。那里如今是一所中学的操场。想当年，康世恩决定在三探区召开石油会战誓师大会，就找到三探区指挥宋振明，让宋指挥具体落实地方。宋振明在铁路附近转悠半天，最后选中了那个地方，并安排人因陋就简，搭了个简易的主席台，悬挂上自己亲自拟定的标语口号，把会场布置得红旗招展，热闹非凡。多少年之后，宋振明还很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此赋诗《万人广场作证》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大庆油田的前30年，萨尔图一直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了油田的办公大楼、市政府的办公大楼盖在萨尔图外，火车站、汽车站、第一中学、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生活、文化场所也都设立在萨尔图。

　　学生时代，我和同学们常常以能去趟萨尔图为一件幸事。有一次，和几名同学在红卫星冒险扒一辆停靠在路边的解放牌汽车去萨尔图，因汽车开动，我没有扒上去，只好看着其他同学远去。

　　那时候喜欢逛萨尔图，喜欢去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书。其次过天桥去铁西买金鱼。当时还没有大的百货商场，我一般喜欢在打虎庄下车，从第五百货商店逛起，依次到团结路的两个小商店，再转到火车站旁的两个小商店，好像一个叫油城商店，一个叫迎宾路商店。1978年之后，市图书馆、青少年宫、儿童公园等逐渐在萨尔图崛起，让我感到萨尔图正悄然向城市的模样变化。我到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每次去萨尔图，都要去图书馆。每年五四青年节，单位团委都组织我们到儿童公园开展一些活动。那时候，大庆也没有其它能玩的地方，儿童公园成为人们的首选。

　　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建市后，萨尔图作为市中心，它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如果能在萨尔图区域内的单位上班，那是很自豪的事情。

　　我当时的一位工友一直想调到萨尔图上班。他父亲是二号院小灶食堂的厨师，专给油田领导做饭的。按说跟哪位领导说一声，调转的事应该是举手之劳。但是工友的父亲很正直，不好意思张口求领导。后来，工友就让人在百货大楼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女朋友的两只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工友为了能调转成功，心里虽不如意，只好将就。没想到，那女孩子和工友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提出分手，原因只有一个：你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啊？我总不能和你婚后独居吧？

　　工友无奈，只好依从。

　　当年，我们技校毕业一起被分配到高台子那个偏远油田的几十名同学，大部分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向往萨尔图一直是大家心中的梦想。

　　自从市政府办公大楼搬迁到东风新村，石油管理局办公大楼搬迁到龙南，商业、文化、娱乐等城市建设也开始重点围绕东城区、西城区进行，萨尔图已经失去了市中心的地位。但萨尔图仍然是人们往来东西城区办事的必经之路。由于大庆火车站和百货大楼的存在，萨尔图仍然人流如潮。

　　每次路过萨尔图，我就会想起会战年代。在“老会战”们的心里，萨尔图留给他们的记忆更多，更刻骨铭心。许多内容等待我们去挖掘。有一年我采访大庆第一中学，老校长就说，当年八百垧的学生都是步行来萨尔图老一中上学，他们常常在荒原上遇见狼群。

　　我甚至突发奇想，如果萨尔图区政府办个“萨尔图展览馆”，就应该能充分展示出萨尔图所包含的地域文化方面的内容。

　　萨尔图油田，仍然是大庆的主力油田之一。大会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会战文化也已沉淀在萨尔图的深处，当我每次走过会战大街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人拉肩扛的号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