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

　　过年记

　　■彭康

　　我陪过许多人过过年，陪过亲人、朋友、同事、领导和病人，当然也陪过我自己。一个人过年。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满十八岁，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就独自一人过了年。是在海拔接近三千公尺的柴达木高原，守着一个火柴盒似的铁皮房过的年。

　　铁皮房就是值班室。只能摆放一张不大的桌子，两把椅子的铁皮房，里外都是铁皮包裹的，夹层里一般都是锯末，起个填充和保温的作用。大年三十那天，刚好轮到我值班，值班就是看管十几口采油井。油井不在一起，这个山头一个，那个沟壑一个，星星点点，散兵游勇般地分布在光秃秃的一片大山中。

　　所谓看管就是每隔两个小时，背着管钳扳手之类的硬家伙，插上钢笔，装好报表，提着水壶，抓着棉纱，挂着保险丝，像行军那样，步行到各个井上，查看抽油机是否运转正常，有无机械事故出现。有了就得处理，暂时处理不了的，就得赶快返回值班室，通过手摇电话通告队上，再派有关人员上来处理。检查时，还要看油井的油压和气压表，将压力数填在报表上。每两个小时一次的检查，是采油工值班的主要内容。其中，不包括保养设备，油井大修，打扫井场之类的重活脏活。每检查一次，来回就是两个多小时。

　　那年三十，天刚蒙蒙亮，班车将我丢下后，就拉着上个班的值班员下山了。这天的早晨七点到第二天早晨的七点，是我值班的时间，年三十就在值班中度过。看着解放牌卡车腾起的黄色尘埃，长久地弥漫在蛋黄般的太阳下，我便明白，在我值班的这个期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不会有任何东西再来，山上除了我，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没有任何植被的这片高原，灰黄得格外干净，干净得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与萧条。

　　我将饭盒蹲在桌上，发出一阵“丁铃哐啷”的声响。饭盒是铝制的，状如猪腰子，有着好看的弧线，里面有两层，可将饭菜分开放。但由于上班时间较长，要装下一天的伙食，就得取出隔层，不然装不下四个馒头和一份洋芋丝。因为还没到过年时间，食堂还没配好过年的饭菜，加之我一大早就得上班，所以不得不提前一天买好饭，这就决定大年三十，我只能吃平时供应的饭菜。这样，我就将馒头捏扁摁在洋芋丝里，制造出一种不同的花样，吃起来有些黏口。元月份的柴达木，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三十多度，加上早上坐车，饭盒里的饭菜冻得像冰块，往铁皮焊成的桌子上一蹲，响声就格外地大，听起来，竟然有些生动，逼仄的铁皮房里也就有了回声。

　　我裹紧了有着四十八道杠杠的棉工服，背着需用的工具，沿着浮尘松软蓬勃的羊肠小道，开始了值班后的第一次巡查。幸好平安无事。感谢上苍，整整一天六次的巡查，都没查出问题。很快，太阳回家过年去了，留下暮霭和寒风，迎接着慢慢到来的新年钟声。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值班室，卸下披挂一身的那堆杂碎，弄出一些动听的响声，用棉纱沾了消防桶里的浊水，开始装模作样地擦洗手脸。但不管怎么擦洗，手和脸上都有油污，而且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这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味道。因为棉纱和桶里的水，早已染上了这些物质，擦洗只是个仪式和习惯，不能与下班后的清洗相比。但不管如何，都得清洗，这是脸面问题，虽然山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年也是年，犹如一个人的脸也是脸。洗与不洗不一样，何况马上就要过年了。

　　将自己这样简单地收拾过后，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过年要穿的新衣，鼻子里就有了想往外流淌的鼻涕，瞬间就到了裂开的嘴里，味道怪怪的有些说不清楚。顺手抓起桌上那团漆黑的棉纱，一边呸呸地吐着，一边胡乱地擦了一把，脸上像有什么硬器划过，火辣辣地生疼，摊开巴掌轻轻一摸，拿到眼前一看，竟有淡淡的血迹，沾在了粗糙的手心里。于是翻看棉纱，里面果然有一细小的铁屑，白白的有些晃眼，用拇指和食指将其摘下，再用力地曲指弹掉，骂一句狗日的，便开始去点炉子，准备热饭过年。

　　谁知打开炉子的阀门，却没有天然气过来，原来两天前就断掉的管线，至今都没有修复。所以井口的气不会长了腿，像人似的自己走过来。炉子自然也冷着。于是，我想打个电话，让队上派人来修。明明知道不大可能，很不现实，但还是想打个电话。电话一直没人接，可能都在吃团圆饭，包括队上值班的人。于是，我又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只是想想罢了，因为这个电话根本打不了长途，何况老家的家中也没有电话。

　　起身关闭铁皮门时，我看了一眼黑透的夜空，没有星星和月亮，深远的黑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强劲的漠风，在黑灯瞎火的寒冷里，打着滚地闹得正欢。将门关闭，风声骤减下来，就听到沙子扑打值班室的声音，唰拉拉，唰拉拉。拉过一个铁凳，顶住被风推开的铁门，我就坐在了另一个铁凳上，胸部紧贴铁桌，拽过饭盒，就着昏暗的灯光，准备吃年夜饭。

　　我一手扶着饭盒，一手去开盖子，竟然一下没有打开，用劲再开，还是没有打开，盖子与饭盒咬得紧紧的，冻得严丝合缝，像是一个天然的整体。其实，我中午打开过，吃了一次，还剩下两个馒头和不多的洋芋丝，留着晚上吃。哪想到查井去，值班室洞开着，天黑后气温下降，全都冻住了。但我还得再开，因为肚子早已饿了，有饥寒交迫似的感觉。

　　用同样的方法试过两次，仍然无效，就想采取极端行为强行开启，但我忍了忍，暂时没有动粗。因为舍不得损坏饭盒漂亮的弧形，这是我吃饭的家伙，一人只配一个，一年只换发一次，虽然过了这个年就是第二年了。无奈之下，我将饭盒捧在手中，结果不一会儿，我的手像针扎般地开始疼痛。于是，我又将饭盒塞进棉衣，想用体温去化冻。隔着一层内衣的肚皮，一接触到冰凉的饭盒，我就倒吸一口凉气，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比先前感到更加饥饿，更加寒冷。随之情绪变得有些烦躁，有些迫不及待，逼得我拎起饭盒，开始在桌子上摔打，只摔打了那么几下，并不算太重，但响声很大，那饭盒好看的弧形线条就没了，我愤怒了，有些难以自控，抬手猛劈下去，“咣当”一声，饭盒开了，盖子飞到值班室的铁皮上，碰撞着掉到了地上。一个馒头沾着洋芋丝，欢快地奔了出来，在桌子上滚了两滚，就纹丝不动地停住了，等待着我的享用。

　　用力地啃着冰冷的馒头，像是吞下自己洁白的牙齿，有种难言的潜流冲上鼻头，奔向眼眶，模糊了我的天空。就在这时，我想起了父母和亲人，想起了家乡和同学，想起了繁华热闹的城市。而所想起的这些，离我有多么的遥远，遥远得令我生畏，令我胆怯，直到身体开始不停地发抖……

　　迄今我都记得，那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饭菜，被我吃出了许多滋味，吃出了许多内容，也被我吃出了惊天动地的响声，就在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不能细嚼慢咽，慢慢享受，因为去井上检查的时间要到了。每隔两个小时就得检查一次的时间到了。我颤抖着身子，背起物件，迎着寒风，开始了雷打不动的查井工作。

　　这是我成人后，走上工作岗位，独自过的一个年。这样的年过了多少个，我记不清了，像是查井时被冻僵的手脚，麻木得没了感觉，但这个年被我记下了，就像我记下的另外两个年。

　　由于过年谁都想回家与亲人团聚，所以队上控制得很死，轻易不批假放人，如果大家都想请假回家过年，那还有谁看管从不过年的油井？正常的生产不能耽搁。何况队上的人手本来就紧张，一个萝卜一个坑。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个别家中遇到不幸的人才能准假回家，而回了家的人却不是为了过年。按照队长宣布的条件就是：家中死了人的才能回家。魔咒似的条件，残酷而晦气，没有谁平白无故地去找晦气，去拿亲人的性命作赌注，那是违背良心与道义的行径，不能因要回家过年，就以此为借口去损害亲人健康而又长寿的生命。

　　所以自从参加工作后，虽然隔几年就回一趟老家，看看父母和亲人，但总是没有机会和他们再在一起过过年。年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流走了。同时流走的还有亲人慈祥的面孔和亲切的话语。一直盼着能与我一起过个年却未能如愿的母亲，终于在一年的冬天，在离过年不远的一个日子里，永远地离开了我。那一年，我回家了，但没有在家过年，因为离过年还有二十多天，我的假期已经到了，不得不返回单位，留下悲痛欲绝而又苍老的父亲。离开家的头天晚上，姐姐说不能等过完了年再走吗？在我欲言又止的时候，父亲开口了，他说工作要紧，路上当心些，到单位写封信回来。说完他站起来又说，早些睡吧，你明天还得坐车，就独自睡觉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柴达木高原，却没有给家写信，而是在一个叫花土沟的小镇上，给家发了一封电报，报告我已平安抵达。平时都是写信，信走得很慢，一个月才能收到，我不想让家中的父亲在伤感中再多出一份牵挂。

　　说话间，一晃又过去了几年，我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陪父亲过年。这期间，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这期间，我也由一名采油工变成了厂办秘书，天天跟随领导东奔西跑，不是加班加点，赶写材料，就是宴请陪客，迎来送往，忙得晕头转向，也忙得不亦乐乎。从此，结束了独自一人在荒山秃岭中过年，可以与家人在人气较旺的花土沟享受年味了。

　　就在又一个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要来看望我的孩子他的孙子，并且直截了当地说，要在油田陪我们过年。从信中得知，父亲已经启程，两天之后就可到达。那年，父亲六十五岁。

　　八十年代末的花土沟，物质生活依然贫乏，就像它寸草不生的贫瘠地貌，一年四季都见不到一丝绿色。饭桌上平时见不到任何新鲜蔬菜，吃的全是陈年干货，比如粉条、海带、木耳、腐竹、黄花等等，全得用水泡开才能食用，无论清洗得多么干净，总有霉味和沙子，入口就能发现。逢年过节供应的大肉，几乎全是用盐腌制过的，同样得用清水泡洗过几遍，才能切下与泡过的干货炒菜，如果炒时多放入几片咸肉，那这菜便咸得难以入口，根本不用担心翻炒时忘了放盐。这是说有肉的荤菜。就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六十五岁的老父亲要来陪我们过年，让我既高兴又心寒。

　　按照咱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过年的一个重要形式，或主要内容，其实就是过个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团圆圆的年夜饭，就算是过了年了。这年也就过得欢快有味了。因此，准备这顿年夜饭，就成了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显得有些庄严而神圣。我的家庭也不例外，特别是父亲的到来，年夜饭准备得更要像个样子，虽然也没有什么准备的，都是一些并不新鲜的东西，早已泡在了大小不一的盆子里，甚至连洗衣盆里泡的也是咸肉。

　　吃完早饭，我去办公室打了个转身，就回家着手收拾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清洗，一样一样地摆放，临到中午时，十个手指变得又粗又白，像极了家乡养眼可口的水萝卜，只是我的手上没有水萝卜的清香，有的却是一时无法清除掉的腥臭气。看着灶台案板上搭配出来的菜谱，可以凑够一个吉祥的双数时，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腰酸背痛的感觉也随之消失。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做好这顿年夜饭，而且我要亲自操刀，为得就是我的老父亲！

　　可是没有想到，事情就像花土沟的天气，风沙说来就来了，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刚洗过手，接过赖在父亲怀里的儿子，坐下与父亲聊了没几句，家中的电话就响了，是厂办主任打给我的。他说厂长家中的老父亲突然生病，要求我陪同厂长一起回家，车马上到家来接我。我支吾着不知道如何是好，主任又说，怎么的，有困难？我说我父亲过年来了，大老远地来，又这么大的年龄，不容易。秘书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为领导服务的，随时随地服务，你懂吗？主任说，是厂长亲自点的名，这也是领导对你的信任，你就克服克服吧！我还想说点什么，主任就挂了电话。他的口气不容置疑。

　　我紧握话筒，扭头看了一眼父亲，没想到父亲也正在看着我，半张着嘴盯着看我。我嗫嚅着叫了一声爸，父亲就试探性地小声问：有事了？我嗯了一声，父亲就抬高了声音说，工作第一，有事就去吧，不要影响工作。我说我不想去，是陪厂长回家过年。父亲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也应该去，我当年在部队给首长当勤务员，也是随叫随到，叫干啥就干啥，哪有不听首长话的兵蛋子？去吧去吧！我见到我孙子已经很高兴了，比过年还高兴呢，你就痛痛快快地去吧，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工作！然后搂过他的孙子，嘻嘻哈哈地逗了起来。

　　厂长父母的家在大柴旦，也是一个小镇，离花土沟四个小时的车程。晚上七点我们就到了。进家一看，厂长的父亲正坐在一个大大的圆桌前，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挺直着身体，显得很精神，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桌上已经摆满了酒菜，大盘小碟的，堆得满满当当，就等着厂长到家了。厂长的家人忙着端来洗脸水，分别摆在厂长、司机和我的面前，厂长的父亲说，洗一把吧，完了咱们吃饭，就等着你们呢！

　　那年三十我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原因是我不想清醒，不想在厂长的家里想我的父亲。开始喝时，我就表现积极，主动出击，给厂长的父亲连敬了三大杯，又给厂长的母亲、弟弟、弟媳，还有厂长、厂长夫人以及他的其他亲人都三杯三杯地敬，不管别人喝干没有，我每一次都喝得杯底朝天，结果不一会儿，不胜酒力的我就跑到屋外，“哇哇啦啦”地吐了起来，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坐车返回时，我的头还晕乎乎的。厂长很高兴，说我一口菜都没吃，就醉倒在他家的大门口了。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回到家，父亲就说，肯定喝酒没吃好吧，昨晚的年夜饭都给你留着，一会儿都尝尝。我看着父亲，想对他说点什么，但话没出口。他就问我，领导还满意吧？我不置可否地哼哈了一声，父亲连忙说道，那就好，那就好，只要领导满意就好！父亲的脸上堆满了笑意，好像昨晚我陪他喝多了酒，把自己喝醉了，他看着我的醉态模样，露出了开怀的微笑。

　　年很快就在消失的鞭炮声中过去，父亲也要准备回乡了。他在我们这儿待不住，我们白天上班，儿子上托儿所，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些不大习惯。我们想让他多住些日子，但看到他人生地不熟的，没有说笑的朋友，显得有些孤独，便不再勉强他。再说风季已经来临，铺天盖地的风沙，一刮就是一天，根本就出不了门，就是能出门，建设在戈壁上的一个小镇，又有什么地方可玩的？父亲走了，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专门来陪我们过年的父亲，却没能与我吃个大年三十的团圆饭，就在寒冷与大风交集的日子里走了。他千里迢迢地来，又千里迢迢地去，来来回回就他一个人。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这一走，真的就走远了，再也没有回来。那年的秋天，父亲与世长辞了，没有等到我们回家陪他过年。其实，父亲离开花土沟的三个月后，我又去工艺室当了水质化验员，这工作干净轻松，过年也能放假。于是，我在信中给父亲说好了回家过年，结果收到来信时，却不是父亲的回信，而是姐姐的来信，传来了令我肝肠寸断、悔恨终身的噩耗……

　　姐姐在来信中说，父亲回家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不让姐姐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还小，工作又忙，不要打扰我们，临终时，也不肯让我们知道。收到姐姐的来信，父亲已经走了一个月了。

　　人的一生不知要过多少个年，但有多少个年是为亲人过的，有多少个年是为自己过的，有多少个年是在后悔与悲伤中度过。我经常想过年的事情，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但过年总像梦魇，始终缠绕着我。

　　那是一个狗年。是陪狗过的一个狗年。狗是真正的狗。就是狗年的那个年。当然是多年后的一个狗年，我记得相当清楚，那个狗年，一个叫杨志军的人，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藏獒》，给那个狗年献上了一份独特而厚重的大礼。当然了，藏獒也是狗，只是不同于一般的狗罢了，看得我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所以，我记下了那个狗年。

　　地点就在我工作后独自过年的那个荒山上。在这个狗年之前的几年前，那片荒山上的油井已经关停了不少，原因是井里的油水不多了，开采价值已经不大，大量的采油工转移到新油田上去了，仅存下来的一些油井，又没有完全枯竭，像患哮喘病的老人，时不时还能喘息几声，冒出几个泡，产出几滴油，这就犹如鸡肋，随手放弃，有点可惜，上面也不同意，因为国际油价一直都在飙升。

　　如何看管这些曾经出过大力，现在有些不中用的油井，一时就成了问题。后来上级决定，采取夫妻承包的看管办法，既解决了人手不够的困难，又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照顾了夫妻团圆，有利于油井的正常运行，真是一箭几雕。这种新的工作制度，当时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一种创新的标识，格外引人注目。因此，过年的时候，领导慰问值班人员，这块断然是不能少的，甚至是必须。已经成为单位宣传工作者的我，在这个狗年的大年三十，便有幸随同上级领导前往慰问。驱车到达那片荒山时，正值夕阳西下，毫无热度的残阳，竭力地渲染着灰黄的山岭，却怎么也驱赶不走寒风中的苍茫和萧瑟。

　　我们来到一个铁皮房前，房门紧闭着，铁丝拧紧了门扣，充当了锁子。我们喊了几声，却无人应答，只有短暂的回声，很快被风吹散。在我们准备前往另外一个井站时，房后突然发出“咝咝咝”的叫声，清晰而低沉。绕到房后一看，一只肮脏的大黄狗，正支撑着两只前腿，半卧在尘土当中，努力地向后缩着身体。它泪眼汪汪地盯着我们，尾巴像个有力的扫帚，格外活跃地来回摆动着，激起阵阵尘土。它的身边放着一个废弃的空脸盆，脸盆底下有一块沾满石油的毛毡，一根巨大的骨头，灰头土脸地躺在毛毡上，恰似一截硬邦邦的铁管子。

　　我怯怯地走向前去，那狗不仅没有扑咬，反而调头后退，毛刷似的尾巴摇摆得更加起劲，打在地上竟然发出了“咚咚咚”的声响，嘴里也发出类似婴儿般的“嘤嘤”声。这时，有人说这站上无人，就去别的站再看看，于是大家准备上车，没想到，那狗猛然站了起来，抖动着身体，一团尘土飞起，像是它身体上冒出的烟雾。在我们上车离开时，它紧紧地尾随车后，疯狂地奔跑起来，尘土弥漫中，它的身影时隐时现，但却一直跟着我们翻过了两个山头。

　　透过车后的玻璃，看着它狂奔的姿势，我突然想起了它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想起了我以前在这山上过年的往事，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言的激荡，迫使我产生留下来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大喊着停车，车便在我突如其来的喊叫声中，吓得一愣停了下来。待到尘土飞散远去，我站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它，看着它也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我就向领导提出了不可思议的要求，在我似是而非地回答完领导提出的疑问后，便果断地带着火腿肠等慰问品，慢慢向它走去，向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房走去……

　　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当我拧开门上的铁丝，步入房内时，一直远远跟着我的它，箭一般地射了过来，几乎是与我同时奔进房内，摇头摆尾地向我大献殷勤，不断发出“嘤嘤”的叫声，连扑带爬地用前爪抱着我的双腿，又舔又蹭，又蹦又跳，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显得活泼至极。我蹲下搂抱它，它像泥鳅一样溜掉，就在这个空隙，它舔到了我的脸，迅捷而快速。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又快速绕到我的背后，爬了上去，我刚想转身，它一下子又跑到我的面前，将前爪搭在我的怀里，我趁机抓住了它的两只前腿，来回扯拉着，仔细地观察起它来。这时，它停止了后腿的踢踏挪动，伸出长长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着我的双手，没有一刻的停顿。它的眼里放射出欣喜的光芒，亮晶晶地却没有泪水溢出，而先前的泪水，已将脸颊上的黄毛打湿，紧紧地贴在那里，像是阴沟旁边的苔藓，潮湿而又乱杂。

　　我不记得与它这样对视了多久，与它这样玩了多久，只记得当我打开纸箱，取出火腿肠时，它像个懂事的孩子，静静地坐在地上，不时地扇动一下两只尖尖的耳朵，肮脏的尾巴一刻不停地摇摆着，眼睛紧紧盯着我的每个动作，乖巧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我将火腿肠递过去时，它小心翼翼地用鼻子嗅了嗅，就猛然张开大嘴叼了过去，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囫囵地咽了下去，嗓子里发出“咕咚”的一声响，我就看见它伸出了舌头，极快地将嘴的四周舔了一圈，然后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渴望的神情。我捏着它的双耳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吗？你的主人到哪去了？它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话，喉咙里发出吱吱声，并不断地扭头想舔我，屁股转着圈地碰撞纸箱，不停摆动的尾巴将纸箱拍打得“砰砰”响。我笑了一下，用额头碰了碰它的狗头，它的舌头不失时机地又舔到我的脸上。十根火腿肠喂完后，我带着它走出门来，趁着漆黑的夜色，开始了多年后的查井工作。

　　在那只黄狗的陪伴下，查井工作很快进行完了，回到冰冷的值班室，已临近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刻，我对黄狗说，马上就翻过新的一年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不如咱们睡觉吧，睡醒了，明天就会有新一轮的太阳升起。

　　黄狗说，没问题，可是咱们咋睡呢？

　　我说，把毛毡铺在地上，我搂着你睡。

　　黄狗说，好的。你就放心地睡吧，有我看着门呢。

　　我说，你不用看门，这荒山野岭的，不会有人来。

　　黄狗说，好的。我看门只是我的习惯和秉性。

　　我说，今年是狗年你知道吗？

　　黄狗说，我知道，今年还是我的本命年呢。

　　我说，今年也是《藏獒》年。你知道藏獒吧？

　　黄狗说，这狗日的很厉害，虽然是我们的同类，但很凶狠。

　　我说，是的。不过藏獒很勇猛，从不向一切敌对势力低头，直到把对方撕碎。它同你一样，非常忠诚，这是你们骨子里的东西，永远也改变不了。

　　黄狗说，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黄狗说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有沙子扑打着铁皮房，唰拉拉，唰拉拉。

　　我又说，这是我过得最特别的一个年，因为有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黄狗对我说，这也是我过得最有滋味的一个年，因为有你，我也不会忘记。

　　我说，谢谢你大黄狗，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感觉到很温暖。

　　黄狗说，也谢谢你，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再也感觉不到寂寞与寒冷。

　　那个狗年的大年三十以及三十晚上做的梦，到现在我都记得，像梦中说的一样，这辈子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