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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柱饰研究——以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为例

时间:2023/11/9 作者: 艺术与设计·理论 热度: 20534
李丽,范嘉

  (内蒙古工业大学,呼和浩特 010051)

  漠南蒙古地区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藏传佛教建筑,基于特有的地域文化背景,当地大部分藏传佛教建筑呈现出明显的蒙古族地域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建筑形态及建筑装饰方面。柱式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承重构件,不仅具有功能性,其装饰性也十分突出。课题组通过大量调研了解到藏传佛教召庙建筑中柱头装饰受到地域、民族文化影响,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形态样式。文章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建筑群中的柱头装饰为例,对蒙古族地域文化背景下藏传佛教召庙建筑装饰形态特征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一、前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领域相关学者不断加强对文物古建保护的力度,对传统建筑的相关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宗教类建筑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数量较多、装饰样式较为精美的建筑类型,其建筑装饰形态是体现宗教类建筑文化特征的重要载体。藏传佛教建筑是宗教类建筑的一个类型,通过相关文献研究,目前针对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建筑空间形态方面,对建筑装饰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此,课题组针对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召庙建筑装饰开展了系统性研究。文章作为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建筑柱头装饰图案形态进行探究,以期以点带面,挖掘地域建筑装饰形态成因。席力图召是一座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藏传佛教召庙①,其柱头装饰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研究其柱头装饰图案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漠南蒙古地区地域建筑文化具有实际意义。

二、藏传佛教建筑

(一)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公元七世纪从印度、尼泊尔传入藏区后与藏区的苯教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藏、汉、印特色的前弘期藏传佛教。到了后弘期藏传佛教,逐渐形成各自的宗派。“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藏传佛教建筑及其装饰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藏传佛教建筑样式有藏式平顶寺庙建筑、藏汉风格结合寺庙建筑、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等。藏传佛教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在发展过程中广泛传播到各地,与各地习俗文化进行融合发展。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筑不仅具有藏式风格,同时融入了当地的蒙古族文化元素,形成本地域特有的建筑形式。

(二)席力图召

席力图召位于素有“召城”之名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是一座融合蒙、藏、汉三种民族文化的藏传佛教召庙建筑。席力图召始建于1585年,兴建初期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召寺,后经不断发展与加建形成现在的建筑规模。清朝康熙帝时赐名席力图召为“延寿寺”,至今两座御制“康熙纪功碑”还被完好保存在召庙内。

  席力图召建筑平面采用汉式传统寺庙“伽蓝七堂”建筑形式,以牌坊—天王殿—菩提过殿—大经堂—九间楼为中轴线,两侧对称排列钟楼、鼓楼、西厢房、东厢房,西碑亭、东碑亭,西配殿、东配殿等建筑(图1)。席力图召建筑装饰华丽庄严,虽几经破坏修葺但依旧保留着独特的建筑艺术研究价值。席力图召建筑“柱式”依据建筑空间位置的不同呈现出特有的柱式形态及装饰样式。

  

  > 图1 席力图召平面图

三、柱头装饰成因分析

席力图召地处蒙古族聚居地,受到多元文化、地域因素的影响,与藏地传统藏传佛教建筑装饰相比较,席力图召建筑装饰呈现出许多不同之处,其柱头装饰不仅保留着传统的藏式装饰形式,同时受到蒙古族文化及中原文化渗透,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建筑柱头装饰形式。

(一)政治因素

席力图召在万历十二年由僧格都楞始建,僧格都楞由西藏游学回到“库库和屯”(后译为呼和浩特),最初只营建了藏式建筑古佛殿,因此古佛殿柱式装饰为传统藏式风格。万历三十年(1602年),希迪图噶布楚对席力图召进行扩建,将建筑形态改造为藏汉混合形制,建筑装饰样式也发生了变化。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统治蒙古地区,大力发展藏传佛教,在此期间不断翻新修葺席力图召,使其规模不断扩大。雍正年间,席力图召更是发展为归化城(现呼和浩特市旧城区)规模最大的寺庙之一。康熙帝时赐名席力图召为“延寿寺”,并赐予多种经书。光绪十三年席力图召发生火灾,仓庙尽毁,光绪十七年重修席力图召,修建成果大致为当下所见形制。康熙三十三年,厄鲁特蒙古南进使得边塞动荡,席力图四世曾发动六召喇嘛和蒙汉人民一起加筑了当时归化城的外垣,增强了归化城的防守能力,获得清廷赞赏,并在朝廷的支持下开始修葺扩建席力图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席力图召建筑柱头装饰上大量使用龙纹,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政府再次修葺席力图召,但具有典型政治特色的龙纹图案一直被沿用。龙作为我国古代传说中及神勇与身份象征意义于一身的造型图案,一直以来备受百姓尊崇。汉朝时为了巩固封建王权,统治者将龙作为自身的象征,出现“真龙天子”“君权神授”等说法,自此龙纹成为专属于皇家的装饰图案,除皇家赐予外禁止他人使用。席力图召作为远离京城的边塞召庙,柱式装饰多处运用龙纹,这与清政府对席力图召的重视密不可分。在席力图召众多殿宇中,可以根据建筑柱头上龙纹的不同分辨所在殿宇的形制与功能。每一个龙纹样式从装饰手法、装饰色彩、装饰形态上都有自身的特点,但并不会因为装饰繁复使得建筑突兀。合理的共同点、精致的区分点将单独的建筑聚为一体形成一脉相传的宗教建筑群。龙纹图案题材的广泛使用正是政治因素对席力图召建筑装饰的深刻影响。

(二)多元文化因素

席力图召是西藏传入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衍生建筑,因此在装饰中不仅运用了藏族特有的佛教图案,同时与当地蒙古族文化的装饰图案进行了融合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图案样式。

  通过对席力图召建筑柱头装饰图案进行调研测绘、提取、比较发现,古佛殿柱头装饰上大量运用了蒙古族传统的哈木尔云纹,哈木尔云纹是蒙古族传统纹样,蒙古语中哈木尔是“牛鼻子”的意思,哈木尔云纹因与“牛鼻子”相似而得名,它体现了蒙古族人民致敬自然又期望幸福如意的美好愿望。将哈木尔纹与弧线形及圆形结合,同时应用二方连续的构成方法让装饰图案样式与柱式结构形态相吻合,形成适合于古佛殿的柱式装饰图案形式。席力图召护法殿柱头上出现了造型独特的组合植物装饰纹样,不同于其他召庙中植物装饰纹样常用的团花排列组合形式,而是结合了蒙古族苏鲁锭造型,苏鲁锭在蒙古族是战神的标志,也有民族部落的含义,标志着战争胜利、国泰民安,这与护法殿的佛教寓意吻合。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图形根据需求进行新的重组糅合,既丰富了装饰图案的造型,也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内涵。(表1)

  

  > 表1 蒙古族图案元素在藏传佛教建筑中的具体运用

  席力图召柱头装饰图案的色彩也体现了浓厚的蒙古民族地域特色,蒙古族文化中白色代表白云、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土地、蓝色代表天空、绿色代表水流,席力图召柱头装饰在用色上多采用蓝色、绿色、黄色。如古佛殿柱头装饰运用传统蒙古族纹样,色彩则更为配合,蓝色似天,绿色似草,点缀的白色则为草原上的蒙古包,展现了蒙古族地域文化特征,这一点在与席力图召内喇嘛的访谈对话中也得到了证实:席力图召因地处呼和浩特,这里又名“青城”,因此以前的墙体、柱式都用到青色,虽然墙体经过修葺已变为红色,但柱体上使用蓝色、绿色被保留了下来,与藏传佛教建筑形成明显的色彩对比。

四、柱式装饰特征分析

柱式是建筑的承重构件,在建筑的演变发展中,对柱式不断加以装饰,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各式装饰精美的柱式样式。柱式由柱头、柱身、柱础三部分组成(表2)。柱头作为连接柱与建筑的结构构件,由于所处位置的显著,通常也是建筑装饰的重点部位;我国传统建筑的柱身形式有圆柱、方柱、梭柱、棱柱等,柱身大多以纯色涂饰;柱础的主要作用是防潮防腐、向地面传递建筑重量,柱础形式主要取决于柱身的样式,同时上面附有装饰。

  

  > 表2 席力图召柱身、柱础样式

  柱式装饰在藏传佛教召庙建筑装饰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装饰样式既与构件形态相吻合,同时兼顾建筑在平面格局中的位置关系,柱头装饰图案不仅具有装饰性,也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一点在席力图召建筑整体装饰中具有突出表现,依据庙宇在建筑平面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建筑柱头上所绘图案、所用色彩也皆有不同,建筑群中依据建筑形制的差异,柱头装饰图案具有明显变化。

(一)中轴线建筑

席力图召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有菩提过殿与大经堂。中轴线建筑在整个建筑群中建筑形制最高、规模也较为宏大。菩提过殿是典型汉式建筑,柱式为圆形,柱头装饰图案为龙头造型,此处见到的“龙”装饰图案与传统汉式“龙”图案有所不同,是汉、藏文化交流中融入藏文化后的龙鳌图案造型。将完整的龙头造型填满整个柱头,与圆形柱式形态相吻合。柱头与檐板的连接处运用黑色、白色、湖蓝色、钴蓝色、浅绿色、墨绿色、粉色、红色八种颜色依次排列形成连续的波浪形,与下方的龙头形成配合,龙头为蓝色,鳞片为绿色,局部胡须眉毛运用金色点缀,造型威严大气。菩提过殿柱头装饰图案沿用宋代绘法规律,色彩使用上以朱红色系为主,点翠了青、绿色系,色彩丰富,绘制严谨。

  大经堂作为召庙中的主体建筑,在整个建筑群中建筑形制最高,其装饰与其他殿宇有明显差别。大经堂平面依据传统藏式风格的都纲法式形式营建,故柱式也采用传统藏式棱柱结构,建筑外部正立面柱式为十二棱柱,柱头部分运用莲花造型,运用高浮雕技法将莲花叶片处理成收分有致的立体造型,莲花造型上的长方形连续纹样的使用让变化丰富的装饰图案更有秩序。莲花造型下方的云纹与植物纹相结合的图案,同棱柱造型相吻合,整体柱头装饰精美细致。莲花造型图案是佛教传统图案“佛八宝”之一,层层相套的矩形图案体现出中原汉文化的“中正”思想,位于装饰最下方的哈木尔云纹则来自于蒙古族传统装饰图案。三种文化的碰撞糅合形成装饰元素丰富又符合柱式结构的特有的图案形态。大经堂内部的柱头装饰依照外部柱式的装饰形式,最上方运用矩形,中间以莲花造型,下部为云纹与植物纹结合,但较外部的华丽柱头装饰,内部柱头装饰相对平面化。大经堂外立面侧后方的柱头装饰图案与前面介绍的图案排序相同,不同点在于柱式形制为圆形,上方的矩形则随着圆形柱式做出八片折叠排序,削弱了整体圆形的单薄感使得造型丰富厚重(表3)。大经堂建筑内外柱式装饰采用统一的制作手法,雕刻连续的装饰图案上叠加彩绘,整筑装饰恢弘统一。

  

  > 表3 中轴线建筑柱头装饰图案样式

(二)附属建筑

活佛府邸是旧时召庙中活佛居住、办公的场所,柱式采用了圆形,简单大方。柱头上以立体浮雕形式雕刻了金色的龙头,并将龙角进行浮雕处理,金色在佛教中代表着尊重,在汉族观念中又有着皇家的高贵含义。相对于柱身的尺度,龙头造型更加突出。席力图召活佛在清朝时期受到清政府重视,一直作为掌管整个“归化城”喇嘛教务的掌事,活佛府邸装饰的金色龙头直观地展现了当时活佛的尊贵身份,同时体现了汉文化对蒙藏文化的深度影响。

  美岱庙的规模尺度较小,柱身的尺度缩小使得柱头的装饰等比例缩小。柱头上采用平面彩绘的手法绘制龙头,色彩使用蓝色、绿色和白色,形态与菩提过殿建筑柱式的装饰极像,但因为二者功能、等级的差异美岱庙龙头上没有用到金色,通过柱头装饰形态与色彩的差别可以清晰分辨出两座殿宇形制的不同。

  古佛殿是席力图召存在年代最久的建筑,据传最初席力图召建筑群是围绕古佛殿建造的,由于后期损毁、扩大再修建现已不存在其他建筑,只保留了古佛殿,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建筑装饰精美、功能完善,仍体现了其建筑等级的不同。其柱式为棱柱,但柱头装饰却运用曲面包裹整个柱身,在曲面上应用哈木尔云纹、火焰纹装饰,同时借助圆形、圆环形组合形成菱形图样,将这些元素按顺序排列并进行二方连续组合,整体装饰图案效果简洁而富有节奏感,这样的装饰形式与同是棱柱的大经堂柱头装饰形成明显差别。古佛殿建筑侧立面的柱式装饰有两种形式:在起始处的柱式装饰为朱红色的柱身,柱头上绘有上短下长两种比例的8色S纹装饰;从起始柱式之后排列的其他柱式,则为柱式宽度小于起始柱式的朱红色柱身,配以同起始柱头装饰相同的短八色S纹装饰,并在S纹下方彩绘蓝色龙头造型,这里的龙头为蓝色,龙鳞为绿色,龙鼻则为金色,金色的使用将美岱庙与古佛殿的彩绘龙头明显地做出区分。

  护法殿与观音殿、度母殿在同一建筑中,三者的柱式装饰相同,均为绿色的龙头在柱头最上端。此处绿色的龙与前面介绍的蓝色龙头不同,在此装饰中雕刻出了龙的两只前爪与臂膀,龙的形象威武勇猛,绿色作为蒙古族崇尚的色彩,它体现了生命的蓬勃向上,更体现了对和平的美好期望,绿色与金色的搭配使得浮雕更立体化。龙下方的宝相花根据龙纹的形态改变了花形大小,宝相花下将拱形、圆形、植物纹按顺序进行整体的连续排列,彩绘的平面图案衬托了浮雕龙纹造型的气势,同时体现出建筑的政治文化内涵。

  除召庙中柱头的装饰图案,席力图召中两座康熙纪功碑的六角亭也应用了丰富的装饰图案。御碑亭中的柱式通体朱红色,柱头上运用深浅两种绿色绘制单体莲花纹样,记录皇帝功德的亭子运用了佛教中最尊贵的莲花纹。这样的装饰既体现了康熙的尊贵皇室身份,又歌颂其功德永世流传。而莲花单体的尺寸也符合亭子整体的规模,装饰使得亭子与建筑更加融为一体。(表4)

  

  > 表4 两侧附属建筑柱头装饰图案样式

  柱头装饰的差异来源于文化、政治、民俗等多方面因素,更依据柱所处建筑单体在完整建筑群中等级地位的不同而展示出多元的艺术特征。席力图召建筑群柱头装饰运用多种装饰元素以不同色彩、不同构图组合方式形成既符合建筑自身特征及建筑功能,又符合建筑群等级要求的装饰图案样式。以柱头装饰图案作为切入点进行建筑装饰研究可反映出建筑背后的文化、历史、建筑阶级划分等多方面内容。

结语

多样的民族文化造就了独特的建筑装饰图案形式,席力图召作为多元文化融合的载体,以特有的建筑装饰形式展示了漫漫历史长河对建筑的影响与改变。本文以实地调研测绘数据为基础,以本地域代表性藏传佛教召庙——“席力图召”建筑群中建筑柱头装饰图案为例,对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装饰成因及规律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建筑装饰图案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阐释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装饰艺术形式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通过分析建筑装饰图案与建筑的空间布局及建筑形制的关系,解读装饰图案与建筑间的关联。本文是当前所做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后续研究中将对漠南蒙古地区其他类型建筑装饰图案进行相关研究分析,以期更全面地反映本地域的建筑装饰文化特征,实现对漠南蒙古地区建筑装饰文化的深度研究。■

  注释:

  ①孙悟湖.藏传佛教[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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