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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造物设计的适应性特征研究

时间:2023/11/9 作者: 艺术与设计·理论 热度: 20032
李宏文,董书旭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061)

  对客观条件进行主动、积极的适应,是中国古代造物行为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它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适应现有的自然资源条件,如根据当地盛产自然资源的特性进行相宜地选材用材与造物设计;二是适应目前的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如对某一种造物品类的技术或器型进行主动地承传与更新;三是适应当时的使用习惯与社会风俗,如依据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社会潮流进行自我革新。造物行为能动地、积极地主动适应自然、社会条件的变化,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目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造物设计是国家文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等都没能延续下来,象征其文明程度的造物设计艺术也随之烟消云散。而中国传统造物艺术秉持能动适应的造物理念,在对客观条件的适应中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尽力与之取得协调与和谐的关系,成就了源源不绝的中华造物文明。数千年来,老祖宗们恪守的这一终极造物理念,使中国传统造物艺术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世界造物史上的伟大成功典范。当前有关传统造物对自然材料、技艺造型、使用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能动适应性特征研究,对现代造物设计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现有自然资源条件的适应

在古代,塑料、橡胶等易于成型的人造合成材料尚未被发明,早期人类大都利用木、石等天然材料进行简单的造物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在不经意间的烧成,是人类第一次聚集土、水、火等天然材料进行造物新材料的创造与尝试。与陶器几乎同一时代,植物漆的使用①、青铜等合金的创制②等等使人类造物的品类愈加丰富起来,人类凭借现有自然资源与科技水平,对原材料进行了最大限度的选择与利用。

  在被古人伟大创造力深深折服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数千年来的造物活动还是受到自然材料条件的极大制约。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尚无制造大型器械与先进仪器的科技水平,日常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对自然资源的采取、运输、应用程度也很是有限。由于当时的这种现实条件,在对现有自然材料条件的适应中产生了根据当地盛产自然资源的特性进行相宜的选材用材与造物设计,即“因地制宜”的造物设计原则。因地制宜,可解释为根据当地纬度、海拔、干湿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当地盛产自然资源的特性进行相宜的选材用材与造物设计活动,这一原则尊重自然规律,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传统造物理念,并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造物设计。下面以南北方棕编、草编蓑衣不同的选材用材为例进行论述。

  雨天,农民在田间耕作时,由于农业活动对肢体灵活度的要求所以不便携带雨具,蓑衣便应运而生。其作为雨具的历史十分悠久,唐代诗人柳宗元《江雪》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可见蓑衣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十分普遍了,而且可以相信,蓑衣的出现时间可能更早,只是因为其草、木材质的特性使得实物难以保存至今。按地域与原材料划分,我国蓑衣主要分为南方棕编蓑衣与北方草编蓑衣两大体系,这里以江西吉安棕编蓑衣与山东莒南草编蓑衣为具体案例。

  江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600毫米左右,棕树是随处可见的树种。棕树的树干坚韧挺拔但质地疏松,几乎派不上造物用途,被人类利用较多的部位是棕叶和棕皮,棕编蓑衣多以棕皮为原材料进行设计制作。蓑衣的设计巧妙利用棕皮的质地肌理,经过割、搓、编、挑、织等工艺制作成既防雨又保暖的实用器具,同现代的塑料雨具相比较,具有保暖、透气、防水、防虫的功效,棕编蓑衣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蓑衣品类。

  山东莒南草编蓑衣,以当地所产龙须草叶为原材料,编织出一种用来挡雨、避风、遮阳的农作用具。龙须草又名蓑草,其根系发达,因木质素含量低、纤维素含量高,且纤维细长、质韧、易成浆、易漂白,是多种手工编制品的上乘原料。莒南草编蓑衣,扣子覆在蓑衣内侧,扣扣相连成菱形块,而且扣在里边,外层看到的只是草。当地用十分形象的一句话形容草编蓑衣:“奇怪奇怪真奇怪,疙瘩朝里毛朝外”。草编蓑衣③呈现出一种与棕编蓑衣完全不同的形式与韵味,体现出南北方相异的自然条件与人文风情。

  因地制宜地在造物设计的选材用材中适应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就好比现代社会中,虽然存在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企业,但仍然存有形形色色的地方性、区域性企业一样,古代不便的交通运输条件及廉价的制作材料,注定了不同地区的蓑衣器具会呈现出不同的设计特色。古人针对雨天作业的生产生活需要,秉持因地制宜的造物设计原则,结合当地盛产的自然资源进行选材用材与造物设计,这是敬畏自然法则、遵守社会准则的科学合理的造物行为,彰显了传统造物设计适应性特征的优越性。

二、对目前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的适应

中国传统造物设计能够绵延不绝数千年,关键在于其各个造物品类的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能够不断地适应与传承。李立新在《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中曾提道:“知识与文化的积累为新造物提供了两种途径: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的延续。新造物正是找到了与造物先例相一致的技术与形式,以延续的方式并不断超越其功能目的,表现出造物设计新的飞跃。”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个领域的造物设计遇到了瓶颈,造物者们往往都是从现有的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中汲取灵感,突破当前桎梏,完成造物设计的蜕变,这一现象被现代人类学家称为“借壳现象”(模仿遗留赘物延续了过去造物的外形形式)④。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适应目前的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对某一种造物品类的技术或器型进行主动的承传与更新。这里以魏晋时期夹纻工艺在佛教塑像上的革新运用为例进行论述。

  式中:Ml为由载荷引起的摩擦力矩;Mv为由润滑剂粘性引起的摩擦力矩;f1是一个与轴承结构和载荷有关的系数,P1取决于轴承载荷的大小和方向,它们的计算方法可以从文献[9] 中的表格查得;dm为轴承节圆直径;v为润滑油运动粘度;f0是一个与轴承类型和润滑方式有关的系数,其值也可以从文献[9] 中的表格查得。

  《说文》中记载道:“属,细者为絟,布白而细曰纻。”按字面意思解释,夹纻,就是夹杂着漆层糊裱亚麻布。从出土实物来看,夹纻技术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汉代初期初具雏形,进入汉中期才渐渐成熟。漆器在西汉初期至中期逐渐由木胎向夹纻胎转变,夹纻工艺在这期间得到大量应用,因此在漆器技法中,夹纻工艺也被称为“汉夹纻”,是中华民族古代漆工艺技法的五大发明之一⑤。郭沫若有一叹赞脱胎漆器的诗句:“精巧叹加工,玲珑生万物。举之一羽轻,视之九鼎兀。”他所赞美的脱胎器就是在夹纻器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夹纻工艺自公元四世纪就已成熟,一直承传有序,广泛应用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夹纻工艺迎来了它的大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漆工艺技法。夹纻工艺之兴,与六朝时期佛教造像这一造型样式的极盛密切相关。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早在东汉前期已传入中国,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有了适于其滋长漫延的社会土壤和政治需要,于是在统治阶级的尊崇与倡导之下,迅速普遍地传播开来,整个社会自上至下掀起一阵修寺造像的热潮。当时盛行迎请、敬奉佛像的宗教仪式,《魏书·释老志》称:“世祖焘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敬礼。”这种宗教活动,需要用人力抬着宏大的佛像走遍八街九陌,以示对佛祖的虔敬。与此同时,另一个现实情况是佛像大都以铜材、石材或木材为原料制作,质量巨大,移动起来非常不便;而缩小佛像体积又会大大“损害”佛像的庄严。这样一来如何使佛像的体积不受影响,同时尽可能地减轻佛像质量,成为当时十分头疼的问题。

  这个难题在东晋时期得到了解决,唐代佛学高僧法琳在《辩正论》中记载道:“晋常侍戴(逵)安道,学艺优远,造招隐寺,手自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据此史料,东晋著名雕塑家戴逵,在南京瓦官寺造夹纻佛像五躯,谓之“行像”,创造性地将历史悠久的夹纻工艺与现有佛教塑像的造型样式完美结合起来,造就了夹纻佛像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采用夹纻工艺制成的佛像,质量轻便、易于运输,同时塑像柔和逼真,坚固耐用,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夹纻漆像由此盛极一时。

  经典夹纻工艺与新兴佛教“行像”完美契合的例子,是传统造物设计适应性特征的生动体现。纵观造物史上各个设计品类的改良与突破,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运用新技术工艺或新造型样式与彼此相互适应、结合交替发展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上升过程。中国的造物设计者们,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科学规律,善于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从技艺、造型两个方面的适应结合对器物进行选择性地改良与革新,这对现代造物设计的发展是十分有启示意义的。

三、对当时使用习惯与社会风俗的适应

在我国古代,皇帝象征着天命,拥有无上的权力,《尚书·召诰》中即有“有夏服(受)天命。”的记载,这是最早的关于君权神授的文字记录。皇帝掌握着国家与百姓的命运,甚至能够靠一己之力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活习俗与社会风尚,进而对整个社会的造物设计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上,因为皇帝的个人喜好而形成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例不胜枚举,如汉明帝与佛教发展普及、唐玄宗与“千秋节”铜镜、宋徽宗与“瘦金体”书法等等,都对当时造物艺术的流行样式与发展趋势形成了重大影响。造物设计在应对这些新兴社会风俗时,是十分主动、积极的。设计者们往往能够根据当前社会风俗所需的客观设计要求,在原有的技术条件基础上,进行造物的改良与革新,使造物设计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生活习惯与社会风俗。下面以宋代饮茶文化对黑釉茶盏的设计影响为例进行论述。

  宋代茶饮文化的时代特征明显,原因在于市民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饮食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繁荣。宋人视茶如米如盐,上自帝王贵胄,下至群众百姓,都将茶视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饮茶这一生活习惯的风靡使宋代形成了洋洋大观的饮茶文化,而其中最具特点、影响最为深远的即是“斗茶”文化。

  斗茶也叫“点茶”或“茗战”,斗茶无他法,点茶而已。斗茶采用“点茶法”⑥的加工方式,这一茶饮习俗直接影响衍生了独特的斗茶文化。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的诗句“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即是对宋代建瓯北苑茶斗茶文化的真实写照。宋代斗茶成风的社会风俗,既体现了达官贵人对品茶艺术的雅趣追求,又促使陶瓷茶具的发展紧紧顺应着社会潮流的方向。

  黑釉茶盏受到宋代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被人们所喜爱,建阳窑所创制的黑釉茶盏更是一时间成为贡瓷。宋代建阳窑的茶具设计者在斗茶蔚然成风的社会习俗背景下,并在充分领会斗茶方法与品饮方式的前提下,极富创造性地设计出兔毫、油滴等黑釉茶盏。一系列“斗茶专用”的黑釉茶盏,其设计理念紧紧围绕斗茶各个环节的实用需要,专用茶具的欣欣发展使得斗茶这一趣味性十足的茶饮活动集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为一体,与饮茶人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人、茶、器三者的有机统一。

  上文提到因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在全社会形成流行风俗的情况,在封建社会时期屡见不鲜。一个新兴的社会流行往往带给人们对于器物新颖的操作与使用需求,如若器物不能相应的适应更新,就会被时代所遗弃。中国传统造物设计因其优秀的适应性特征,面对这一情况时,能够很好地根据需求进行自身的改良与革新,达到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人与社会协调统一的终极目标。

四、结语

主动、积极地对客观条件进行适应是传统造物设计一个根本性的特征。造物设计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生存方式,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统一,造物行为对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进行了能动的适应。这一适应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适应现有的自然资源条件;二是适应目前的技术工艺与造型样式;三是适应当时的使用习惯与社会风俗。

  适应性特征,是中国传统造物设计能够积厚流光数千年,并缔造伟大造物艺术成就的关键性因素。传统造物设计对于自然材料、技艺形制、使用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能动适应,实现了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现代设计的发展大有裨益。

  注释:

  ①漆液,为漆树科植物漆树的树脂,生物分类学的拉丁名是“Rhus verniciflua Stokes”,中国发现有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朱漆大椀。

  ②冶金法是在陶器烧成的技术基础上诞生的,已知最早铸造青铜器的是距今约5000年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

  ③莒南地区还有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汗蓑衣,供农民炎热季节在野外耕作时穿用。汗蓑衣编得薄薄的,穿起来轻轻的,起着遮阳吸汗的作用,也可以把汗蓑衣铺在地上当凉席使用。

  ④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117.

  ⑤“汉夹纻”“晋彰髹”“唐平脱”“宋素髹”“元雕漆”为中国古代漆工艺技法的五大发明。

  ⑥宋代点茶法是将茶叶也碾磨成极细的茶粉,点茶时先注汤少许,混合茶粉调成浓稠状,然后用茶笼在茶盏中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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