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方舟

　　摘 要：生命史理论目前是进化心理学众多理论中代表之一。生命史理论强调的是人们在有限的资源中做出权衡，来使自己的利益在当時最大化。而这种最大化的权衡其实就是一种生命史策略。又因为生命史的权衡是有倾向性的，根据倾向性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快”策略和“慢”策略。

　　关键词：生命史理论;生命史策略;生命史权衡

　　一、生命史理论

　　在地球生活的所有生物都会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即如何在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须的各种任务之间成功地分配时间、资源和精力。由于自然选择倾向于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优化资源使用的分配策略，在进化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的努力下，生命史理论应运而生，以帮助解释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体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将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目标。生命史理论已成为进化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有用。但是，目前来看生命史理论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确切来说它现在是一个有待充实的庞大理论框架。这个庞大的理论框架的基本逻辑和假设为：早期的社会经验为个体提供了生存环境的线索，个体据此形成和调整其关于资源分配策略的发展模式，从而更有效地适应于环境。

　　（一）生命史策略

　　我们每个生物体的精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每个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任务又都是复杂的。为了在这些任务中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权衡。而生命史权衡的倾向或者过程可以被概念化为生命史策略或繁衍策略，它是一个以“快策略”和“慢策略”为两极的连续谱系。

　　（二）个体在资源分配中的权衡

　　Roff（2002）从多个角度对权衡分配进行了说明，但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种权衡是由来Kaplan和Gangestad（2005）所整理提出的。这三种权衡分别是“现在与未来生育权衡”“求偶与养育权衡”以及“后代数量与质量权衡”。而Ellis Figueredo Brumbach和Schlomer（2009）进一步提出，在现在–未来生育权衡之前，个体首先需要在维系与成长之间进行权衡。而“维系与生长的权衡”应该是“现在与未来生育权衡”的前提。毕竟，只有当生物具备了生存的条件下，作为个体的生物才有繁衍后代的精力与资源。

　　在维系与生长的权衡中，Bogin Silva和Rios（2007）认为在童年时期所进行的维系与生长的权衡，其实早在人们还处于胎儿时便已经开始。生命史理论在分析这一权衡时的焦点在于身体的成长与发育。而人类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决策节点便是你愿意耗费多少能量来用于你自身身体的成长。Kuzawa（2005）指出较快的成长意外着你将会更早的成熟，拥有更强健的身躯，并可在在未来中更好地繁衍后代。但是，过快的生长带来的也是更多的能量消耗。当人体机能无法提供充足的能量时，势必会造成人们的身体上的损伤。因此，“维系与成长的权衡”是“现在与未来生育权衡”的前提与基础。

　　所有生物体都面临着如何在重要目标之间分配能量和精力的权衡。而生命史理论强调，所有的生物体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权衡取舍，即投入到躯体努力和生殖努力之间的取舍。躯体努力包括对生理系统的生长和维持以及具体资本（如知识、技能）的投资。生殖努力是指在同性竞争、繁衍后代和养育后代上的投资。

　　这种基本的生活史权衡可以用与银行账户的类比来说明。身体上的努力类似于建立一个银行账户来进行存款，而生育努力类似于利用这个账户进行取款。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只有账户没有钱，也不能只有钱而没有账户。然而，就好像人们不会为了银行账户而去存钱一样，生物体也不会为了生长、维持和学习而在身体上进行投资。相反，对身体努力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生育的投资。例如，一个人想要日后更多的取款，那么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人的银行账户中拥有足够的取款。而这里的取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们的生殖努力。因此，生殖努力和身体努力之间的根本平衡是可以在当前生育和未来生育上的资源投入之间的权衡。而一个人权衡这两种努力的方式，便构成了他的生活是策略。

　　Kaplan和Gangestad（2005）指出，有性繁殖为生命史分配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为了繁衍后代，个体需要找到潜在的配偶，由特定的配偶选择和被选择，并确保繁衍后代的安全。对于许多有性生物来说，求偶与养育子女的权衡显然与后代质量和数量的权衡重叠。例如，当一个人将他的精力投入到求偶时，势必他的后代数量就会得到一定的增长。但这只是部分重叠，因为除了交配频率之外，后代的数量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来调节，如女性的自然流产或者是婴幼儿的夭折。而个体会根据当时所处的情境来做出最符合当时利益的权衡。

　　后代数量与质量的这一权衡是指在涉及到繁衍后代的的资源时所进行的一种权衡，所以说它也是一种繁衍策略。人们利用自身所现有的资源去权衡，是将现有的资源多用于后代的数量上，即更多的繁衍后代，还是更加注重后代的质量，减少生育，而花更多的精力去用于后代的培养。

　　（三）生命史策略中的“快”策略与“慢”策略

　　每个生物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去完成自己复杂的生育与繁衍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每个生物个体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权衡倾向。而根据这些倾向的不同，我们将生命史策略划分为了“快”策略和“慢”策略。Nettle（2010）也认为每个个体在如何最优地解决生命历史权衡上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生命史策略也各不相同，这些策略都是从慢到快的连续过程中变化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史策略一个很大的特点，即适应性。首先，人们的生命历程就是被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其次，我们的生命史策略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化过程之上。所以，生命史策略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历程的变化，注定也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点并不单单局限于人身上，同样也是适用于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身上。例如，有些生物体性成熟迅速，相对于繁殖而言，在维持和寿命方面投入甚少;另一些则缓慢而安全地成熟，建立身体和精神资本，并推迟繁殖，直到个体足够有能力应对风险。例如，兔子老鼠这些体态较小的动物普遍遵循着较“快”的生命史策略，而大一些的动物则遵循着较“慢”的生命史策略，如蹄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

　　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是“慢”策略。然而，人类也有不同类型的生命史策略。对儿童而言，个人生命史策略的选择受童年经历的影响。童年时家庭生活贫困的个体更有可能采取快速策略，更愿意采取冒险行为来获得利益，更有可能不遵守社会规范，长大后更有可能出现消极冒险行为。然而，在优越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更有可能遵循缓慢的策略，更多地关注未来的发展，拒绝承担风险，并遵守社会秩序。早期环境越极端或越不可预测，一个人形成快速策略就越容易，生理上越成熟。此外，生活环境常常发生变化也会促使快速生命史策略的形成。一般而言，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人类使用快速策略模型通过快速传播获得基因传递。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采取缓慢的策略，更加注重自己的投资，然后进行再生产的投资。

　　Griskevicius等人又将生命史策略划分了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生理层面的生命史策略更多的是和生物的胜利发育和性成熟联系起来。心理层面的生命史策略将“快”策略更多的和短期机会主义和短期利益相联系，这类策略很少考虑长期的利益，更加注重当下立即获得短期利益;而“慢”策略与长期规划和延迟满足相关，这类策略更加看重的是长远的回报。

　　（四）生命史策略的影响因素

　　生命史策略被划分为了“快”策略和“慢”策略。那么我们何时采用“快”策略又何时采用“慢”策略呢？林镇超和王燕指出：不同的影响因素会影响人们采用何种生命史策略。他们将生命史策略的研究因素主要归结为三类：环境因素、童年经历及生物因素。

　　1.环境因素

　　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生物体采用更快的策略，而另一些生物体采用更慢的策略？生命史理论强调策略的发展是对环境因素的反应。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严酷性、不可预测性及资源短缺。由于环境的严酷性和资源短缺二者有重合，所以彭芸爽等人将资源短缺这一因素归纳到了严酷性中。经过归纳后环境的严酷性具体可以表现为在死亡率上。例如，LeeDebruine和Jones指出导致个体采用加速策略的另一个外部因素是局部高死亡率，这被认为是在死亡率较高的环境中人们会倾向于加速自己的生活史策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高死亡率的环境下，人们在进行生活史权衡时，会把原先用于躯体上的努力改用到生殖努力上。就好比在动乱的环境下，人们在取款和存款中，更傾向于取款进行消费，进而导致了生活史策略的加速。

　　2.童年经历

　　虽然早期的生活经历可以将个体从不同且明显的生命历史轨迹中分流出来，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童年的经历也可能使人们的生命史策略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生长相比于其他环境中成长，会在生命史策略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权衡倾向。因为社会经济地位是资源可用性的现代指标，Griskevicius和Tybur）表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早期生活环境使人们敏感地采用更快的生活史策略，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早期生活环境使人们敏感地采用更慢的生活史策略。Griskevicius等人通过让人们暴露于中性环境或有死亡暗示的环境下来测试快速和缓慢策略的表达是否取决于当前的压力水平然后观察生育时间偏好。在没有逆境的良性条件下，无论童年背景如何，人们都有相似的生育时间偏好。然而，Griskevicius和Delton等人发现死亡线索会导致人们在生育时间偏好上产生分歧，这些分歧是建立于他们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想要更快地生孩子（符合更快的生活史策略），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想要推迟生育（符合更慢的生活史策略）。

　　3.生物因素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将生理指标反应应用到心理学研究中。Griskevicius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氧化应激水平可以作为衡量生命史策略的一个指标。他们发现氧化应激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会将能量分配给躯体维持和延迟衰老（与较慢的生活史策略相关），高氧化应激水平的个体可能将能量资源引导到生殖努力上，如进行更多的同性内的求偶竞争（与更快的生活史策略相关的分配）。而Rosvall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睾丸酮水平对于个体在求偶和养育间的权衡起到关键作用。例如，在实验中，雌性树燕被注射睾丸酮后，它的攻击性会明显提升，同时它的体温会降低，以影响到孵化率。这表明睾丸酮会通过损害养育行为来影响生命史策略的发展。但是Aronoff和DeCaro的最新研究发现，睾酮与环境严酷程度或生活史策略指标之间没有显著关联。所以，我们以后再将睾丸酮作为生命策略的生理指标时，要慎重。因为，现在看来这一指标目前是有争议的。

　　二、不足与展望

　　生命史理论发展至今，有大量前人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间接测量个体的生命史策略。但是个体的生命史策略涉及到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仅仅通过问卷间接测量的方式无法明晰个体生命史中的诸多影响因素，也无法排除诸多无关影响因素，如个体生命中的重大变故等。同样，在对跨期决策的研究中，目前鲜有论述生命史策略视角下的跨期决策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存在研究手段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研究视野的局限。未来的研究不仅需要继续探索生命史理论的研究范式，以更精确的量化标准界定个体的“快策略”与“慢策略”，同样也需要继续寻找生命史策略与跨期决策理论之间的衔接变量，构建合理的研究模型。

　　个体的发展根植于生存环境，并不仅仅是生活环境，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熏陶。生命史策略中，倾向于使用“快策略”的个体往往面对更早的养育行为，更短期的消费。但是这些总结往往是源于西方研究，而我们现在做的更多是运用西方已有的成熟测量方式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验证性研究。此类研究究竟是否适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推广，在我国独生子女现象以及高居民储蓄行为的文化背景下，是否能作为严格的界定标准，依旧值得研究者反思。相同的问题依旧存在于跨期决策的相关研究中。未来的研究可以更针对性地面对中国，根植于中国特有地文化土壤，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史策略以及跨期决策的不同选择。

　　參考文献：

　　[1]林镇超，王燕.生命史理论：进化视角下的生命发展观[J].心理科学进展，2015（4）.

　　[2]彭芸爽，王雪，吴嵩，等.生命史理论概述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以道德行为为例[J].心理科学进展，2016（3）.

　　[3]索涛.个体人格特质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D].重庆：西南大学，2012.

　　[4]王燕，林镇超，侯博文，等.生命史权衡的内在机制：动机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报，2017（6）.

　　[5]Aronoff J E，DeCaro J. A. Life History Theory and Human Behavior： Test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Harshness，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and Testosteron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9（139）.

　　[6]Ellis B J， Figueredo A J， Brumbach B H，et al.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The Impact of Harsh versus Unpredictable Environments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J]. Human Nature，2009（2）.

　　[7]Frederick S， Loewenstein G.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92）.

　　[8]Griskevicius V， Ackerman J M， Cantú S M， et al. When the Economy Falters， Do People Spend or Save？ Responses to Resource Scarcity Depend on Childhood Environment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2）.

　　[9]Griskevicius V， Delton A W， Robertson T E，et al.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in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eproductive Tim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2）.

　　[10]Griskevicius V， Tybur J M， Delton A W，et al.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isk and Delayed Rewards：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6）.

　　[11]Lee A J， Debruine L M，Jones B C. Individual-specific Mort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How Individuals Evaluate Future Discounting Decis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8（285）.

　　[12]Miller A A， Rucas S L. Sleep-wake State Tradeoffs， Impulsivity and Life History Theory[J].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to Psychology & Behavior， 2012（2）.

　　[13]Rosvall K A. Life History Trade-offs and Behavioral Sensitivity to Testosterone： An Experimental Test When Female Aggression and Maternal Care co-occur[J]. Plos One， 1932（1）.

　　[14]Williams G C （）.Pleiotropy，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enescence[J]. Evolution， 19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