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摘 要：农村社会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内部权力状态也形成了对应的形式结构。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受到了大量社会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对于精准扶贫的必要性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文章将从农村社会内部的话语权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在当下农村社会扶贫中的必要性。

　　关键词：農村；话语权；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自2013年开始作为中国当前社会环境形势下扶贫攻坚的一种新的战略举措，围绕精准扶贫也开始了广泛的社会动员。精准扶贫的提出被普遍地认为是对中国以往扶贫策略的新的转向，是纠正过往扶贫不足的一种措施。事实上，精准扶贫并非对之前扶贫政策的完全摒弃，而是对精准的对象和单位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1]。学界也尝试对精准扶贫的必要性进行多维度解释。庄天慧（2016）主张精准扶贫是扶贫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式上必须与时俱进，更加科学化和精细化的客观要求[2]。汪三贵（2015）提出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为抵消伴随经济增长而带来减贫效应降低，需要进行精准扶贫[3]。左停（2015）认为精准扶贫从扶贫机制上由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的动态调整[4]。而郑瑞强（2016）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是对经济新常态所要求的一种扶贫资源配置方式，资源的供需更加有针对性，防止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更加注重有质量的扶贫效应，实现资源的有效功能性发挥[5]。学界不同视角解释为何扶贫领域需要精准扶贫。文章从农村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方面论析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一、农村内部的话语权

　　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份量意味者权力的大小，话语中蕴含着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6]。对于农村话语权的讨论中，既有研究着重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农民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在话语权上的地位差别，主要探析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的现状、成因及改变[7]。抑或话语权缺失与群体性事件的关联[8]。在农村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话语权大小存在大小差异，在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点。

　　谁掌握农村社会内部的话语权，谁就拥有了农村内部的权力。对于村庄内部的权力归属与变化形式有诸多讨论。朱战辉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和农民出现分化，农村精英也经历了变化，不再集中与过去的体制内精英。而农村社会权力形成了仝志辉和贺雪峰等人认为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权力结构[9]。郭圣莉和王颖颖则认为农村社会内的精英是不断流动的，将社会内部的权力划分为体制内或者体制外这种对立的二元结构是不适当的。在自利化需求的导向之下，农村社会内部的权力形态应该表现为相对一元的主从权力结构[10]。不论是体制内外的二元对立结构亦或是一元的主从结构，都表明了一个现实，即当下的农村社会内部，“差序权力格局”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农村社会内部不再是一个均质化的社会，其内部成员因为经济、职业、学识、家族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内部的权力结构具有明显阶梯性，成员的话语权力具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大小之分。经济势力越强，能力越强，占据体制内身份，或者在当地隶属于大家族的社会成员往往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反观其他成员则处于话语权力弱方。

　　在这种“差序权力格局”之下，农村扶贫也因此催生了“精英捕获”这一现象，形成了扶贫“内卷化”的结果，即扶贫资源在农村社会的配置中被各类精英所占据，扶贫资源并没有惠及到贫困群体，“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虽然扶贫资源持续不断地注入到农村中进行扶贫，但是弱势群体的话语状态没有受到明显的改变。笔者在进行农村精准扶贫调研时就曾得到基层扶贫干部这样的论述：“作为贫困户来说，他在整个组里面基本上是没得话语权的。他没得话语权才能够成为贫困户，是这样一个原因。”农村贫困户在“精英捕获”现象之下，形成了一个话语权与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话语权地位低-精英捕获-经济实力差-话语权地位低。在这种链条之下，农村贫困户的地位难以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也无法得以改变。

　　二、精准扶贫的内涵属性

　　精准扶贫作为扶贫的一种改进战略，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同传统的扶贫方式相比存在诸多的差异，但其本质依然是国家资源介入到基层社会改善成员经济地位状态的过程，是国家层面的一种发展干预。这种发展干预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于其干预方式的精细化，更加具有针对性。

　　在以往的贫困对象选择中，往往都是瞄向的贫穷区域，如中国的几大贫困集中区域；或者是贫困县，例如国家级贫困县。；或者项目瞄向贫困村；这些都说明在扶贫中国家资源仍然在较大区域上配置，没有具体投放在农村个体、家庭上。扶贫资源配置在大的层级上流动，国家干预的效果被分配到农村社会成员的整体构成上。通过对中国贫困现状的审视之下，会发现除少数表现为成片贫困之外，更多地呈现出农村社会内部个体家庭的贫困。成员个体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也未发生变化。社会福利的增加依靠最贫困群体的福利增加。而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下，农村贫困群体却难以获得改变自身福利水平的机会。

　　不同的学者对精准扶贫的内涵界定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庄天慧从三个角度总结了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划分。虽然界定的角度不同，但是在精准扶贫的内涵中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一直是理解分析的一个基本角度，也是精准扶贫运行的一般环节。围绕扶贫对象涉及到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精准就要做到精准识别，谁是贫困户，贫困的程度有多深，致贫的原因包括哪些等等都要做到清晰的界定。这种精准识别的手段将扶贫对象的瞄定从地域性对象转变为单个的自然人。通过精准识别的信息收集，分析贫困对象，用精准帮扶的手段来帮助贫困对象，实现贫困对象经济地位的提升。精准扶贫围绕个体成员进行资源的配置，超越了以往以区域为扶贫资源投入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精细化程度更高，针对性更强。

　　三、话语权地位的改善：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把精准扶贫的六个要求归纳为：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通过精准扶贫的实践操作，能夠获得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将国家权力直接同贫困个体联结了起来，破除了村庄这一层级内权力结构对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在村庄层级方面内，因为村庄话语权结构的影响，资源配置难以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而精准扶贫则直接突破了这层阻扰，直接将资源分配将贫困个体连接；另一方面在于通过扶贫效果的提升，缓解“差序权力格局”下村庄发展的非均衡状态，以实现村庄内部整体福利的提升，以及村庄社会内部的和谐。

　　精准扶贫对农村内部权力结构的影响主要从提升贫困个体经济实力这一环节破除话语权地位低-精英捕获-经济实力差-话语权地位低这一变化的恶性循环来实现。在贫困的认定主要以经济实力来衡量，以及经济实力是影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的现实状态下，经济实力的提升能够改善农村贫困个体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状态。

　　四、结语

　　精准扶贫所做出的实际后果更多为改善成员的话语不平等状态。农村社会内部的“差序权力格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而精准扶贫的实施并不会从整体上颠覆这一格局，“差序权力格局”也必然会继续影响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时在精准扶贫的实施中，“差序权力格局”也会发挥作用，从而造成精准扶贫的不精准执行。因此破除“差序权力格局”对精准扶贫实施的影响也将成为未来扶贫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1]李广志.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精准扶贫的实施困境与对策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6（04）：57-61.

　　[2]庄天慧，杨帆，曾维忠.精准扶贫内涵及其与精准脱贫的辩证关系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03）：6-12.

　　[3]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贵州社会科学[J].2015（05）：147-150.

　　[4]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08）：156-162

　　[5]郑瑞强.精准扶贫的政策内蕴、关键问题与政策走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37（03）：1-5.

　　[6]李月英，伊庆山.政府干预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平等话语权的建设——基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视角[J].济宁学院学报，2014，35（04）：105-110.

　　[7]周春霞.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9（03）：150-153.

　　[8]李翔宇，周春晓.论我国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保障——基于农村群体性实践频发的分析[J].领导科学，2013（5）：63-64.

　　[9]朱战辉.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鳖精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19（05）：55-62

　　[10]郭圣莉，王颖颖.支配与依附：村庄主从权力结构研究——基于村庄精英角色的分析[J].行政论坛，2017（06）：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