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个清明节。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家里议论回家祭祖的事儿时，谈到母亲，妻子讲了件令我肝肠寸断的事。这是我头一次听她说。
　　
　　一九九五年夏，母亲患了重病，西安的大医院已经无法治疗了，好心的医生建议我们回家奉养。我们兄弟姐妹当时无法接受，都不愿这么做，请求医生再想想办法。村、镇、县、市大小医院反复检查，不停地用药而不见明显效果，母亲似乎早已感觉到了什么，咋都不愿在西安住下去，说让她在这里“走”，她心不踏实的。我们拗不过母亲，只好含泪将她接回家调养。
　　
　　当时，我在县政府当秘书，很忙，没过多的时间侍奉母亲左右。妻正好放暑假，她就带着孩子日日陪伴着母亲。
　　
　　妻说，在一个晴好的天里，母亲那天起得很早，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她的床前，叫她早早收拾，把我的棉衣全部拆洗一遍。
　　
　　妻生长在一个优越的家庭，从小没动过针线。我们结婚十余年，她并没有接母亲的班，我的棉袄、棉背心、棉裤、棉鞋，仍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
　　
　　妻说她当时有点儿不情愿地说：“你儿子早就不穿这些过时的东西了！”其实，那时为了注重个人的形象，我已穿上了皮衣皮鞋。
　　
　　母亲说：“你从来不弄，叫他咋穿？”
　　
　　妻说，母亲那天站在她的面前，没有一丝血色的清癯脸上，一双深陷的眼睛直视着她，让她不敢争辩第二句。
　　
　　一连两天，妻说，她给我缝制棉衣，母亲就坐在她的跟前，指导她如何状棉衣，翻里子，罩面子，缏纽扣……她不时看见母亲手抚胸脯，痛苦地呻吟，额头上渗出豆儿大的汗珠，劝她去休息，她就是不肯。
　　
　　“想不到这事过了不久，她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妻停了一会儿，哽咽地说。
　　
　　听到这儿，我已心碎。这哪是指导妻子缝制棉衣，分明是把对儿子的爱进行一种接力棒式的延续。
　　
　　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还是那一年春天，母亲说她胸闷，常犯困。我叫她去检查，她说不打紧。我就弄了一些药让她服用。突然一个礼拜天，母亲将在外做生意的二嫂给她买的一对金耳环拿出来，让我给她戴上。
　　
　　我说您早就应该享用这些，不要老舍不得戴。
　　
　　母亲说：“太贵重，丢了太可惜。不过，我听人说，戴上金耳环，下世后是一对明灯，能引领人的灵魂升入天堂，对你们好。”
　　
　　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除了相夫教子，几乎没有其它爱好。唯一的一点兴趣，就是闲了烧香拜佛。她说这些话，我当时没有在意，以为她是把她的同伴讲的故事，讲给我听。哪知道母亲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预感。
　　
　　为这事，我一直憎恨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敏感，没有坚持带母亲去就医。
　　
　　那年夏忙后，天无雨，玉米旱得发蓝。我家仅有的二亩地，在村的西南，比较偏远。平时灌溉，要靠临村的井，协调很费事，家里雇的人干不了，母亲捎话带信要我回家浇地。白天我没时间，一个晚上我抽空回了趟家。
　　
　　天旱，井忙，我拿着烟酒，乞乞巴巴地去求人家。看井的人说，才黑咧人多眼杂，不能安排，要等到后半夜人睡了，才能偷偷错腾几个小时。
　　
　　地没浇成，我回家时，已晚上十点多了。这时，母亲还没有睡，而是俯在灶台边做饭。灶堂里的火苗窜上来，将她的身体映得通红。
　　
　　我说：“妈，这么热，蚊子又多，您身体又不好，还干啥呢？”
　　
　　母亲说：“我给你炸你爱吃的糯米糍粑。你在单位吃的份儿饭，不耐实，浇地要来回跑，费劲，肯定肚子已经饿了。这儿有炸好的，赶紧吃吧！”
　　
　　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糍粑，看着她抖得像筛筛子一样的双手，眼泪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
　　
　　是夜，我睡在母亲的身边。
　　
　　她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起身用蒲扇给我扇凉，打蚊子；一会儿打开窗户看看月亮。
　　
　　我说：“妈，我有表，能把握住时间，不会误事的。”
　　
　　母亲说：“我不打紧，你好好休息，不一会儿，还要去浇地。”她那花白的头发，随着蒲扇的摇动，在我的眼前来回飘晃。
　　
　　我哪能睡得着觉。看见她老人家摇困了，斜靠着放在坑头边的被子上睡着时，我轻轻地起来带上门，浇地去了。
　　
　　地旱得像套了碌碡碾了麦场的牛，怎么也喝不够。只见水从渠里哗哗地流，浇在地里吱吱地响，就是不见水头往前走。
　　
　　约摸两个多时辰过去了，上弦月早已不见了踪影，夜更黑更沉了。突然，我听见母亲在地头喊我。我一怔，疑是幻觉。当第二次听她叫我的小名时，我才意识到她老人家不放心，又来看我。
　　
　　我撂下手中的铁锨，拔腿就往地头跑。我知道家里就一个手电，我拿来浇地，想象不来她黑天黑地，拖着个病身子怎么摸来的。
　　
　　到了地头，把我吓坏了：她浑身是泥，裤子全湿了，佝偻着身子，手僵硬地提着个竹篮。
　　
　　我一下子扑上去抱住她。她的心愿似乎已经实现，最后一丝劲似乎已经用尽，瘫在了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抱住她，放声大哭。她嘴里还喃喃地念叨：“趁……热……喝……”
　　
　　后来我才知道，他怕我口渴，给我烧了鸡蛋汤送来，不小心掉进了抗旱的水渠里。
　　
　　这事至今让我刻骨铭心。
　　
　　我是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也许当时母亲孕育我时营养不良，小时候，我体弱多病，不是伤风感冒，就是头脚生疮。
　　
　　那时候，我有一怕一喜。
　　
　　最怕就是去村医疗站。每次我患病，只要母亲背着我朝村医疗站那个方向走，我就使劲的用拳头捶母亲，使劲地哭。有时父亲看不过去，在我的屁股上抽两下，母亲不但不说我，总是呵护我。还怨父亲：“娃病了，你还打他。”
　　
　　在医疗站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红脸长须的大夫和白脸短发的护士。因为他们常给我开那又苦又闹的中药，打那又痛又冰的针。也许是哭闹耗尽了我的精力，也许是药发生了作用，回家的路上，我经常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或俯在母亲的背上鼾睡，朦朦胧胧中，不断地听母亲念叨：“我儿回呀哟……我儿回呀哟……”，据说这是怕我的魂丢在了外边。
　　
　　最喜是看病回家后的两种仪式：一种是母亲背着我到了家门口，吆喝父亲拿一撮麦草，在家门口点燃，洒上食盐，母亲背着我在上面来回跷三下，口里念叨：“烧……烧，野鬼野怪赶紧跑，快让我儿轻省（病好）了……”我当时并没有想母亲的这个法子，对我的病有多大的好处，只是感觉火燎在屁股上暖烘烘的，挺舒服。另一种是晚上睡前，母亲让我头朝炕头，平卧在炕上，她拿三张黄表纸，端半碗水，取三根筷子。先将黄表纸点燃，一边在我的头上，嚯……嚯……嚯……来回晃动，一边口中念叨：“那方神圣那方鬼，带上银钱远离去，我儿明儿身子好，再烧高香供奉你……”，然后将三根筷子在水里一汆，握成一束，一边在碗里竖起，一边口中念叨各路神仙的名号或已故亲属的名讳，殷殷地嘱咐他们不要麻挽我。当三根筷子立在碗里，说明他们已经答应；没有立住，又继续烧黄表纸，如此反复，直至三根筷子立住。最后将筷子用碗压住，放在门口的土地爷堂上，再烧一遍黄表纸，整个仪式才算结束。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她过世。成年后，每次我患病回家疗养，她仍这么做。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那是迷信，对病无济于事，可我就是想重复体验这个过程。
　　
　　遗憾的是，今生今世，我再也无缘享受这种爱了……
　　
　　清明节那天，我携妻子儿女去祭母亲。
　　
　　母亲的坟茔上长满了荠荠菜，密密匝匝的，把整个坟茔覆盖得严严实实。那怒放的栀子样小白花，似繁星闪烁，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那素洁的心。
　　
　　春阳高照，风轻轻地摆弄着坟头的柳丝，那舒柔，那温和，又仿佛母亲投来的爱。
　　
　　我跪在坟头，久久不忍离去。
　　
　　回家后，打开电脑，《朱春登哭坟》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娘为儿顾不得雪积霜冻，娘为儿顾不得烈日烘烘，娘为儿忍饥渴犹如染病，娘为儿日夜里坐卧不宁，养育恩比天还高更比地厚……”
　　
　　商芳会那悲凄如诉，哀婉彻骨的唱腔，摇撼着我的心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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