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古代朝廷、讲堂皆以南面为尊。君主坐北朝南，即所谓“南面称王”;大臣面北参见君王，即所谓“北面称臣”。老师南面授课，学生北面受学。

　　古代普通住房一般是堂室结构，即前堂后室。堂似后来的戏台，前面并不封闭，只有东西两根楹柱。堂后有墙，与室相隔。室的东面开门，称为户;西面有窗，称为牖。堂是祭祀、行礼及待客的场所，不住人，故堂上以南面为尊。室中则以东向为尊，如《鸿门宴》中的座次就是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一次的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故座次的规矩应等同于室内。但项羽不顾礼仪，自己坐了东向的尊位，只让来宾刘邦坐了北向的三号位置，让张良居于西向的侍者位置。这种坐法便足以表现项羽的傲慢与自大。韩信则与项羽相反，对待被俘的广武君李左车，“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史记·淮阴侯列传》），表现出韩信虚心求教的态度。汉以后会见宾客，一般也是宾在西（右）、主人在东（左），即所谓“东家”“西宾”。古人所谓“分宾主坐下”，即是这样的坐法（客在主之右首）。今天也是同样。例如室内宴会，尊者之右为二号，尊者之左为三号，以此类推。面对尊者则为末座，是陪客席。

　　古人车上座次的排列略有不同。古代为马车，故御者居中，主帅居左，警卫居右（又称车右）。因御者左手并辔，右手挥鞭，故须居中。今之轿车，司机旁是保镖位置，司机后是首长位置，保镖后面是秘书位置。

　　至于左右位置的尊卑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规定。周代，诸侯朝见天子，其座次以左为尊;到了战国，又转为以右为尊。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便说：“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秦至西汉仍是右尊左卑。《史记·陈丞相世家》记：“孝文帝乃以绛侯（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陈）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东汉至唐宋，座次基本上以左为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南宋末年。元朝曾一度以右为尊，但到了明初，旋即又恢复了以左为尊的习俗。早在朱元璋即皇帝位的前一年（1637年）十月，即“令百官礼仪尚左。改李善长左相国，徐达右相国”。清代仍是尚左，其六部中的左侍郎比右侍郎地位高。此后，这种尚左的习俗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至于坐具，古人最早直接坐在席上，甚至连宴会也是在席上举行的（故后世称参加宴会为“赴席”），故无专门的坐具。其坐法是臀部与脚跟接触（日本、韩国至今尚保留此种坐法），称为“居”;而上身挺直，称为“启”或“跪”。故《诗经·采薇》称“不遑启居，狁之故”，意思是说没有时间坐下来休息，都是因为要跟狁作战的缘故。大致自先秦以至西汉，都是这样的坐法。

　　东汉后期，胡床自胡地传入中原。胡床是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即所谓“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宋陶榖《清异录》），类似后世的马扎。有了胡床后，人们便无须席地而坐了，而且坐起来双足垂地，也比较舒服，于是一时间胡床、胡坐成为风尚。《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到了魏晋及隋唐，胡床更是普遍流行。如曹操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坐的便是胡床。西晋的戴渊少时为游侠，尝“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世說新语·自新》）。东晋的庾亮也是“据胡床与诸人咏谑”（《世说新语·容止》）。直至唐代诗人杜甫，仍是“几回霑叶露，乘月坐胡床”（《树间》）。白居易《咏兴》中也咏道：“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

　　胡床后来又被加了靠背，称交椅或交床，俗称“逍遥座”。据宋陶榖《清异录》所记，相传唐明皇行幸频多，欲息则无以寄身，于是其从臣遂在胡床上安装了靠背，“当时称逍遥座”。此为胡床改交椅之始。唐宋时因贵族、官员外出常常携带这种椅子，故交椅遂成为身份的象征，以至连梁山好汉也以坐交椅为荣。据宋张端义《贵耳集》说，南宋京尹吴渊为奉承宰相秦桧，又设计出荷叶托首，遣匠人添于胡床之上，于是叫“太师样”。再后来胡床底部固定，又加扶手，遂成为今天的太师椅。可见，所谓太师椅，乃是南宋以后始有的坐具。今天，有些电视剧中出现汉唐时人坐太师椅的镜头，这违背了历史事实。

　　古代坐具中，除胡床外，还有一种是榻。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云：“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这里所谓的“榻”，是一种狭长而低的类似床的用具。榻可坐可卧，较胡床更加舒适，但又不同于睡觉所用的床，它比较轻便，甚至可以悬起。《后汉书·徐穉传》记，东汉的豫章太守陈蕃曾为南昌高士徐穉（字孺子）“特设一榻，去则县（通‘悬）之”。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徐孺下陈蕃之榻”即指此。三国时的管宁则五十余年“常坐一木榻”，“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至于宋太祖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榻”也应是这种坐卧两用的器具。此后直至明清，榻仍是有些文人、士大夫的坐卧用具，只是有些已被改造成罗汉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