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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演员这一行,和我小时候学画画有关。
我5岁就上了一年级,因为年龄小,上课听不懂,做作业也比别人慢。功课太多的时候,我经常不能完成,第二天早上就会被老师罚站,书包被扔出去。所以,我小时候不爱上学。那时候我最害怕听到外婆家门口响起急刹车的声音。每当寒暑假结束,爸爸来外婆家把我接走的时候,我都像被绑架了一样,哭得撕心裂肺,至少要哭一个小时。
妈妈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我考不好,她就会很没面子。她没时间跟我讲道理,经常一生气就用竹篾打我。我小时候会抱怨这种体罚,后来长大一点,才渐渐理解父母,理解他们心里的那种不甘和苦闷。
妈妈于1953年出生,她和爸爸都错失了受到良好教育的时机。
我爸很少喝酒,但一喝醉就喜欢用毛笔在水泥地上写字。他会把我叫到面前问:“你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我说:“你不是奶奶的孩子吗?”他说:“不是。我是欧阳修的后代。”第二天他醒来,我把他说的话告诉他,他觉得丢人,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妈妈那时候要上课,白天没时间看书。晚上我们头对脚睡,睡到半夜,我觉得脚好凉,醒过来发现脚边是空的。妈妈已经坐起来,打着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在那儿看书了。
所以,我后来觉得,他们有时间把我喂饱就不错了。那时候妈妈去上课,我就会待在别的老师家里。夜里特别冷,我睡觉之前,想象她从那个很黑的柴火间把自行车推出来,在黑夜中蹬着车,我就一直哭,觉得妈妈真的好难。
但这种经历也让我变得不太敢去尝试,我特别害怕竞争,害怕失败,觉得自己输不起。
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所以父母对我的期待很低。不管怎么样,我总得学点什么吧,于是去学了画画。没想到自从学了画画之后,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画画无意中训练了我的视觉审美体系。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渴望独立和自由,希望走出去。
2
1996年8月20日,我考上了一个化妆大专班,背着背包来到北京。
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学习。我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我翘了化妆班的课,去“中戏”蹭摄影系的课。在阶梯教室里,我看《雾中风景》,看《巴黎最后的探戈》,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有好多电影我都没看过。
我的人生好像忽然间开了一扇窗,我忽然间听懂了一个笑话,看懂了一部话剧,在学习中,我能够体会到很爽的感觉。
真正决定做演员,是在拍完《孔雀》之后。《孔雀》里姐姐的角色非常能触动我。文艺片是描述人的,所以它着重深挖人物性格,你会发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你连接上了,就是那种被生活不断地打压和磨砺,无论如何都想往上冲,最后却折翼的感觉。
试戏的时候,我们连轴转了3個月。早上学方言,中午打乒乓球,下午学手风琴。一段戏,跟“哥哥”演,跟“弟弟”演,跟“妈妈”演,跟“爸爸”演,我要与不同的角色试戏。
有一天,我的腰忽然动不了了。因为我太紧张、太较劲了。背着特别重的手风琴,我老摸不到贝斯键,越按不准我就越急,腰的发力方式不对,全身都较劲,加班练了几天,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腰就动不了了。我崩溃了。
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想这下完了,别人都在进步,我只能躺在这儿。我就把手风琴放在身上,没事儿就摸摸。3天之后一起床,每一曲都弹得特别准。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留空间,要放松,不要沉浸在恐惧里,因为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
之前,我对待每个角色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演好,很多时候我都是拼命沉浸到那个角色里,生怕自己不够投入,生怕自己不小心跳出来。我觉得特别累。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向观众呈现角色彼时彼刻的想法和生命状态。有一场捡西红柿的戏,剧本里写着角色“泪如雨下”。我跟导演说,不知道泪如雨下怎么演。导演说:“有眼泪就哭,没眼泪就算了。”
可是拍戏时,当我蹲在那儿的时候,直觉告诉我,哭的时候不能有大动静,我一想到自己的青春,感觉就上来了。后来所有人看那场戏都看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青筋暴起,像是在无声地呐喊。我知道了,演员没有必要去解释角色,而应该实实在在地活在表演的那一刻。
那部戏演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离自己喜欢、欣赏的演员近了一点,我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才下定决心继续做演员。
3
拍完《孔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表演走的都是比较保险的路线,我总想做一名“好学生”,总在寻找正确答案。我拍的戏也不少,2009年的暑期档,有3部我参演的电影上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串了角色。其实,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真的特别想拍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自由。我整个人就像在守业,而守业是非常消耗人的。我要拍很多照片,做很多宣传工作,一直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明明没什么想说的,还要被迫去说。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挺好,我现在挺红,都希望我能保持。这些期待于我而言都是无形的压力。
后来拍《唐山大地震》,那是我第一次没法从角色里走出来。我们在汶川拍戏,拍着拍着,就会有群众演员指着地面说:“我的家人都被埋在底下,我们家就剩我了。”我的眼泪当时就控制不住了。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处在一种抑郁的状态中,做任何事都高兴不起来,做什么都觉得缺乏动力。于是我想,干脆去纽约学习吧。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想再去上学。但这也意味着我的演艺事业要停下来,我要推掉很多戏。很多跟我合作过的导演,比如尔冬升导演就会提醒我:“你不能一直把戏推掉啊,你要保证你的市场占有率。”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只是我比较逆反,特别不喜欢别人对我有所期待,就是想去打破那种期待。
4
从做出决定到真的离开,前前后后我只用了一个星期。朋友给我推荐了学校,我给学校发了邮件,报了名,在网上找了酒店式公寓,就去了。
那是纽约的冬天。赶上了雪灾,中央公园的雪积到一米多厚。我刚到纽约的时候,住的地方上不了网,房间里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坏了,洗衣机也出了问题……
在纽约,我遇到很多挑战:我要自己处理账单和税务问题;开车违章,要去交罚单、参加考试;每个星期二都要记得收垃圾,不然邻居就会抱怨;信用卡要按时还款,不然就会因为欠款而被冻结……
有一天,气温是零下十几摄氏度,我在路上走了40分钟。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手刚要拉车门,车就开走了,我差点儿绊倒。我把谷歌地图下载下来,辨别方向,看看到哪个路口该怎么走。一个月之后,我学会了坐地铁。
这种生活让我明白,那些被宠坏的孩子,看上去好像很幸福,所有事都有人替他们扛,但他们是永远没有自由的。在真正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让人崩溃和焦虑的瞬间,但我享受这种感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把生活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我曾经是一个控制狂,但在纽约的生活改变了我,不仅改变了我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改变了我对待职业的态度。
5
拍《冰峰暴》讓我非常开心,尽管最后它的票房并不好。当初,导演拿着分镜头来找我的时候,2000多个分镜头全部画完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导演特别纯粹的电影理想。
这也是我接这部片子的原因。拍这部电影的过程,让我明白了享受过程的快乐。
在拍摄之前,我和我的登山教练一家人相处了两周。他的太太是极限滑雪运动员,他们过的是特别狂野的生活。他的太太没事儿就独自进山滑雪两三天。他放任孩子们去玩极限运动,他们家出现过4个儿子在一个月内陆续进急诊室的情况,他们不是摔断了胳膊,就是摔折了腿。他被怀疑虐待孩子,因此被警察传唤。
如果不是真正接触他们,我不会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在和他们一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
就像登山,有些人最终成功登顶,还有一些人到不了山顶,他们很可能这一生都没有办法登顶,但他们所获得的是努力攀登的过程,所以成功登顶不是攀登的意义,攀登的过程本身才是攀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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