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耀司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3岁。

　　在日本社会中，寡妇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被视为品位粗俗。因此，我的母亲严格依照传统着装。

　　她教育我要有节制的美德。那时我四五岁，有一天，在幼儿园，老师鼓励我们画画。我画了电线杆，用的是深棕色。老师说：“小孩子不应该用这种颜色。”这让我无言以对。让我惊讶的是，老师把浅米色拿给我，建议我把深棕色作为阴影。

　　小学毕业后，我进入私立的晓星学校，这是一所由法国传教士管理的学校。这对于我母亲来说很不容易，因为学费极为昂贵。我画画很好，数学很差。

　　从那里毕业后，我进入了庆应义塾大学，这是一所非常有名的私立大学，法学院尤为有名。从那时到现在，所有的父母都对孩子有着共同的期望：上好大学，进入精英阶层。我母亲也是这样期望的。我很听话，顺从了她的期望。

　　我喜欢学校，但发现自己与同学们格格不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来自中等偏上的家庭，都是中产阶级出身。这让我看到了出身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

　　完全依赖金钱和社会地位，那种生活不适合我。我开始放慢在学校的学习进度，3年后，我完全停止了学业。第四年，我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

　　母亲不反对我去旅行，当时我承诺回来的时候我会“整理好自己”。她给了我一些钱，我卖了旧汽车，打了几份零工，凑齐了路费。我坐了船，去了苏联，去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游完南欧之后，我乘船回到了祖国。

　　这次旅行我用了5个月。

　　我想先谈谈那时是什么在塑造着我，又是什么在塑造着日本文化，想谈谈所谓的主流。

　　主流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父母身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职业，与其相伴而生的是附于其上的标签，不仅仅是父母本身，还有他们的社交圈。同样一群人在过去、当下和未来都密不可分，沿着同一条预设好的轨迹生活。

　　这是按部就班的人生的核心，总是重复上一辈人的老路，栖身在家庭的保护下，依赖着传统的价值观。我该做什么？

　　我，一个从来都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一个置身于富人之中的穷孩子，一个勉强在社会立足的“战争寡妇”的孩子，要怎么融入主流，融入它的代表者之中？

　　我为母亲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为她保护我和承担自己命运的方式感到震惊。她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要融入主流，她不得不做出牺牲，不得不忍受痛苦。

　　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对充满如此成规的社会感到强烈的厌恶。有一天，我觉得厌烦透顶，决定摆脱这一切的束缚。我告诉母亲，自己绝不想在那些大公司里工作，而希望在她的店里帮忙。

　　一开始，她并不情愿，可最终还是接受了，但条件是让我去正式的缝纫学校，学习这个行业的真才实学。这很适合我，我很开心。缝纫学校让我解脱。

　　那时，缝纫学校是为准备嫁人的年轻姑娘开设的，1万名学生里只有不到100个男生。我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23岁。其他男生都不到20岁。尽管有名校的文凭，我还是得从头学起：怎么戴顶针，怎么拿针。过程很痛苦，但最终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就是在那里，我發现时尚世界对我充满了吸引力，并看到了自己成为设计师的可能性。

　　对于我的眼睛来说，一件衣服首先是形态结构。当我分解这些形态的时候，一切自动划分为黑或白，像是在争夺领地，黑色赢得一毫米，白色就失去一毫米。就是这毫厘之间的不平衡吸引了我。

　　现在，对于我来说依然如此。我仍然对这种能决定最终平衡的领地争夺感兴趣。

　　时尚转瞬即逝，但服装一定能够长存。

　　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这一点，创造了时尚潮流的矛盾性。因为一方面，人们要了解一件服装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人们要展示是什么触及了预言和变化的领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将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绘制图纸的设计师最重要的技能。

　　从文化上看，我认为自己不会在美的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甚至在时尚史上都无法留名。是的，我更倾向于认为只有虚假的东西才能留下痕迹。而何为真实则模糊不清。

　　对于我本人而言，我和那些希望激起些微逆流的人站在一边。我认为，有些战斗必须输掉。那些最终得出唯一真正意义的战斗，你赢不起。那的的确确是我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