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雨涵

　　母亲仿佛生来便有做侦探的天赋。她能在酷暑天脱下凉鞋换上棉袜，悄无声息地顺利经过平时踩上去“吱呀”响的老旧木地板来到我身后，抽走我画的小画；每次我带课外书上学，都会在出门前被她及时“拦截”，一抓一个准，从未失过手；她甚至能通过我的睡姿来判断我是否入睡，进而“搜刮”出各类电子产品。

　　“丫头睡着的时候呼吸悠长均匀，舌面抵着上腭，摸摸侧脸会有口水，如果这些都不符合，那就开灯看看，如果她的睫毛受光刺激而颤动，那就说明她没睡着。”我无意中听到她和大姨聊天，后背一阵发麻。

　　再长大些，知道她是因为了解我，“办案”才会如此顺利，我便吸取教训，在行动时刻意收敛。蛛丝马迹的减少果然影响了她的准确率，她开始变得多疑，加上她原本就活跃的发散性思维，自然容易让她对我产生误会。

　　某次突击检查，她翻出了我压在数学卷子底下的一篇赞颂友谊的作文，大概由于句子过于肉麻，她非认定那是情书，并大声朗读。我忍着秘密被当众揭开的羞耻，给她逐字逐句拆解分析。但她还是不信，要求亲自送给老师批改并证明。

　　“申冤”之路道阻且长。我向长者告状，得到的回答清一色是“你母亲是为你好”。确实，若没有这么一位“侦探”尽职尽责地成天“追踪”，我大抵会因管不住自己而一次次成绩“吊车尾”。向同龄人诉苦，他们除了口头安慰以外什么都做不了，顶多见到她便闻风丧胆、集体绕道，平添尴尬。

　　说不出、谈不和、止不住又自知理亏。既然无能为力，那也就只能在“侦察”与“反侦察”中得过且过了。

　　仅盼望着将来我的孩子出生，我好过一把侦探瘾，让他也感受一下我当年摸爬滚打的“反侦察”经历。那时，母亲会不会旁观他耍着各种我当年玩剩下的把戏，在外孙向她抱怨时，摸着他的小脑瓜儿笑眯眯地说：“妈妈那是为你好。”

　　（本文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第二中學高二四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