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妍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法国作家西尔万·泰松也有自己“一生中必须做的10件事”清单，比如，40岁之前去森林深处隐居半年。

　　38岁那年，他在清单上“40岁之前去森林深处隐居半年”的计划旁，画上了钩。

　　选择隐居的理由

　　隐居在西伯利亚森林，是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

　　31岁时，泰松在贝加尔湖畔暂住。雪松树林深处，零星分布着一些小木屋，居住其中的隐者与世隔绝却异常快乐。

　　他没向任何人解释他隐居的理由，非要解释一两句时，他就回答：“因为有些书我还没来得及读。”他随身带了67本书、足量的伏特加以及许多种类的雪茄。他还去超市买了可吃6个月的意大利面和辣椒酱。整理行李时，他在日记中感叹：“可笑的是，决定在木屋生活时，我想象自己在蓝天下抽着雪茄，迷失在沉思中，最后却发现自己在后勤记录簿上的食品清单前打着钩。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北纬54°26′，东经108°32′，寒风塞满了天空与冰面之间的所有缝隙，举目皆是惨白的冰雪，仿佛裹尸布的颜色。用GPS定位到泰松将要居住的小木屋——雪松北岬。这个名字听上去像养老院的小屋，它位于狭长的贝加尔湖北部，背靠2000米高的山峰，在20世纪80年代是地质学家的简易住所。如果想要找个同伴一起喝一杯、下一盘棋，得往南走一天，或者往北走5个小时。

　　泰松花了两天时间改造这间小屋。小屋的面积只有9平方米，放下火炉、书桌、木床后，就再也塞不进更多东西。泰松扯下覆盖墙面的油毡、漆布、聚酯纤维防雨布和塑料纸，撬掉镶板，直到原木墙壁显露出如凡·高的油画《阿尔勒的房间》那样的色调。泰松在床架上方钉了一块松木板，整齐地码上他从巴黎带来的67本书。朋友建议泰松带上红衣主教莱兹的《回忆录》和毛杭的《富凯》，泰松却觉得旅行时不能带与目的地有关的书，他说：“在威尼斯可以读莱蒙托夫，但到了贝加尔湖则应读拜伦。”

　　隐居数月后，泰松看上去像海明威和鲁滨孙的混合体。在一张照片中，他穿着蓝白相间的海魂衫，须发浓密，正划亮火柴点一根手指粗的雪茄。窗前的酒精灯摇晃着暗淡的光束，一排空酒瓶齐齐码开。

　　泰松在日记中写道：“生平第一次，我将一口气读完一本小说。我将终于知道，我是否拥有内心生活。”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困顿

　　最初的满足感过去后，泰松受到了无聊的折磨。

　　午夜在湖边散步，他再也找不到7年前第一次抵达湖岸看着深灰色的冰面时，那种骤然惊觉灵魂满溢幸福的感觉。木屋热气氤氲的安逸，让他的感知有些迟钝。15天里，他像熟悉巴黎街区的酒馆一样，熟悉了林中的每一棵枞树，这让他感到焦躁不安。他不停地说服自己，隐居生活是有意义的，那段时间里，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一个地方感到熟悉，这是死亡的开端。”

　　他重新整理了书箱，在晦涩艰深的哲学读物里插入了肉感的劳伦斯、冷冽的三岛由纪夫、神秘的丹尼尔·笛福，还有专为刺激情绪的萨德和卡萨诺瓦。人们常常对自己的隐居状态抱有极大的期待，以为精神能够时刻处于一种如海绵吸水般的状态，然而，泰松的经验却是：“如果在飘雪的午后只有黑格尔的书相伴的话，时间将会极其漫长。”正像卡波特指出的那样，换一种牌子的香烟也好，搬到另一个街区住也好，陷入爱河又脱身出来也好，我们总以或深沉或肤浅的方式，对抗生活中无法消解的乏味成分。可是镜子总是跟人作对，不管我们如何冒险，镜子只是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同一张得不到满足的脸。

　　泰松有时走一天的雪路拜访邻居，或者自己跟自己下象棋。夜晚蔓延得太快，还来不及看几行字，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打开一瓶标有“西伯利亚规格”的3升装啤酒，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这种生活，他说：“现如今我品尝着它，感觉却像在完成一件普通的任务。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却只是在不可避免的宿命中爆裂的肥皂泡而已。”

　　书籍拯救了他

　　隐居生活第5个月的中旬，泰松在卫星电话上收到了恋人发来的分手通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用简短的几行字记录了这个变故：“我所爱的女人通知我分手。我因我的逃避、我的退缩和这座小木屋犯下了罪孽。一旦停止阅读，这些想法便在我的脑中尖叫。”

　　但生活仍在继续，泰松像往常一样劈柴、喂狗、钓鱼、读书。在隐居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读《道德经》和中国古诗，在日记中写下对于他而言相当生僻的东方字符，望着被积雪覆盖的银白色树木，想象声喧乱石、风吹竹林，体味着“无为”的意味。

　　好在书籍拯救了他。在隐居的最后半个月里，泰松觉得自己开始变得无欲无求，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神秘的是，在获得最大限度自由的那一刻，我也被剥夺了一切欲望。我感到湖泊的景色在心中展开。我唤醒了身体里那个古老的中国人。”

　　在日记的最后，泰松承认隐居在西伯利亚森林只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所系：“我们都是流浪的灵魂，用尽一切方法，企图重温生命中的那些感动的时刻。”

　　也许，较之把自由本身搞到手则，把自由的象征搞到手更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