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

　　2013年的跨年夜，我一次性还清了拖欠近两年的高利贷，本息合计20万元港币。通过ATM机转完账，将小票揣进口袋后，我呆立在旺角某个人流交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我曾无数次设想过那一刻的场景，原计划是大醉或大哭一场，但最后都没有，我只是去街角的面店吃了一碗足料的鲜虾云吞面。打饱嗝的那一瞬间，我决定离开生活了七年半的香港，至于下一站要去哪里，再议。

　　那两年间发生过很多让我悲伤的事，却毫不影响世界以其固有的姿态前行。生活中大多数的悲伤最终还是要由自己独自承受，活得越久越懂得这个道理。人生苦短，大家都忙，除了真正在乎我们的人，没有谁甘心花时间去分担别人的悲伤。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悲伤就在我们骨子里，任何一个人都要留一方净土来安置自己的悲伤，而我的净土是写作。

　　我始终认为，文学的本质最终都关乎悲伤，但悲伤绝不应该流于字面的粉饰和佯装。悲伤应该是一道暗门，静静地立在那儿，不刻意等谁，懂的人自会来开。就像人生和轮回本身，兜兜转转，有缘人终会在一段悲伤的尽头久别重逢。

　　但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悲伤需要被隐藏，那是因为我们要把最珍贵的悲伤留给最值得倾诉的人，而不是你今夜掏心掏肺，明晚却被人当作酒足饭饱后的笑谈。成年人毕竟要时刻照顾好自己的尊严，少让不相干的人给自己难堪。相信我，随着年岁渐长，你会发现世上懂你的人会越来越少。

　　开始写作那年，我19岁，还是个把悲伤当作表演的年纪。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恋，坐在教室窗台上一个人心碎，俨然一副随时要跳楼的样子。可惜，教室在一楼，同学们根本懒得欣赏我的悲伤，反而因为我挡了他们的阳光，被他们赶下了窗台。回到书桌前，翻过一张写满数学公式的草稿纸，我在纸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的第一个字。这一动笔，至今未撂。

　　19岁时，我自恃才华横溢，总是一副故作清高的德行，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仍会觉得害臊。就在上演因失恋而跳楼的戏码以前，我已经有过长达三个月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的前科，家人以为我患了抑郁症，母亲为求我开口说话，日夜以泪洗面。可我竟是那般不懂事，只为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眼睁睁看她为我心碎。22岁的我，已是家中唯一的男人，父亲得急症去世，我休学回家照料母亲。我开始学习做饭，渴望可以沿袭父亲的好手艺，不让某种味道从这个家中绝迹。我开始练习讲笑话，为了不让嗜笑如命的母亲从此沉寂。一年过去，这个家又一次生机勃勃，虽然只剩我跟母亲两个人。我终于能够想象，母亲当年为了挽救那个少不更事的我，深藏了多少悲伤。因为在乎一个人，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悲伤，积蓄让对方快乐的力量。

　　每当我们泄露了自己的悲伤，总有人意味深长地笑着对我们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你要向上。当这样的安慰沦为流行的敷衍，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去花时间理解另一个人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并不是安慰，仅仅是理解而已。

　　19岁开始写作的那天，文字根本不足以承载我的悲伤。仅仅写了一段，我便不知所措。当天晚自习监堂的老师是一名生面孔的年轻女老师，怀着孕。她挺着大肚子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手机递给我，轻声说：“同学，我猜你应该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或许你需要给谁打一个电话，拿去用吧。”我愣了几秒钟，接过电话跑进厕所里，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在电话里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害得你担心了。”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孩子，不要再跟自己较劲了，你要先原谅你自己。”放下电话，我站在走廊的尽头号啕大哭，引来很多同学围观，但那一刻，我一点儿也没觉得丢人。

　　若我们不曾经历相同的悲伤，就不会在相同的欢笑里重逢。假如不能相拥而泣，那就悲伤地坐在彼此的身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