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很偶然的缘分决定了我的三年高中生涯。记得初三的时候得知自己要被保送到这里,父母提议做决定前要不先来学校对对眼缘。于是,我见了这所学校第一面——铁将军把门,所有的教学楼都灰头土脸。最要命的是我突然口渴,想喝一口水,父亲和我前三里后三里地寻找便利店,竟然没有,这在上海是极为罕见的。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我母亲说:“这里好,这里清净,适合读书。”
那时候有种很畸形的价值观,就是成绩是唯一重要的。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在高中是个成绩很不错的学生,所以每次考试之后,我都莫名其妙地成为全班同学的假想敌。
当然,做好学生也有一点好处,就是老师对自己的管束比较松,什么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我也不单纯把老师看作“传道、授业、解惑”者,我在他们身上窥探到了命运最初的模样。
我高一时的英语老师姓王,是个很俊朗的年轻人,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据说他非常了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原本在新华社广州分社做记者,但他的心里一直有个教书梦,所以毅然辞职,来我们学校当英语老师。可他偏偏没有教书的天分,他上课时最常做的就是指着黑板上清晰的板书,用他流畅的美式发音把我们的耳朵迷得神魂颠倒,可是一旦我们开始问他语法的问题,他就显得特别窘迫。我们数他脑门上凝结的汗珠,一旦淌下三滴汗珠,他必然会说:“这个……呃……这个是靠语感的,多读读……多读读自然就行了。”
他知道自己的软肋,便开始以勤补拙。但可怕的是,他越用力,情况越糟糕,最糟糕的是,有一些本来我们一知半解的语法知识被他一讲,就连那半懂不懂的知识都失去了,当时我的英语成绩是年级数一数二的,因为他的缘故,我被迫在中午给同学们开起小灶,把他上课没讲清楚的东西再讲一遍。王老师大约觉得对不起我,便私下提出要帮助我“更上一层楼”,他说:“中国人学英语,‘听和‘读都没大问题,就是‘写和‘说的能力比较差,你的‘说还行,我来训练你的英语写作。”此后,他决定每周末给我出个题目,让我写篇小文章拿给他批改,我照做了,可这件事最后只维持了两个月便不了了之,因为每一次他的评语都淡而无味,无法给我任何激励,当我忍不住拿着文章要他给我分析分析,他又结巴了,脸涨得通红,当我看到他额头上淌下的第三滴汗珠时,我知道什么都问不到了。
随着我们毕业,他也离开了学校,听说他又回新华社当记者去了。在我的记忆中,便有了一位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没有教书天分的老师。
年级里有一位物理老师风情万种,她不是教我们班的,可全年级的男生都知道她,直到今天还记得她。她的名字很土气,似乎是两种很俗的花卉的组合,听起来像个村妇,可她的人出落得亭亭玉立,皮肤白皙、干净,身材很好,声音温柔似水。但凡她走过,走廊里把水杯打翻的,手里捧着的课本落了一地的,语无伦次的,呆若木鸡的,还有走着走着迎面撞上南墙的……不一而足。
我们原本都以为美丽如她,爱情应当一帆风顺,可好像不是的,用今天的话说,当时的她已经是“剩女”了。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偶尔路过教师办公室,听见一位老教师在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她说:“那些有点钱的人都只是贪图我漂亮,不可靠的。”
我头一次知道有人会嫌别人贪图自己的美貌。
到高二的时候她嫁人了,对象是个很普通的国企职员,家境也普通,但听说他们两人之间很有默契,她上班的时候也会时不时提起她的爱人:“我们小张说,男孩子最要紧的是有骨气,像你们现在遇到这么小的事情都畏畏缩缩怎么行?”我们女生还好,男孩子听了这话,真是嫉妒死那个艳福不浅的小张了。
去年,离高中毕业已过去将近8年,高中同学问我知不知道她的事情。我问怎么了。他说她的丈夫过世了,肝癌,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花了很多钱,人还是没保住。他去参加了她丈夫的追悼会,她还是很美,可是沧桑了许多,看到她的时候心里揪着疼。
“据说现在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只有一个要求,对方的家境要殷实。”我的同学说。
我才知道,原来人的命运如此不可预料,连这么美丽的人都不一定会被命运温柔地对待。
还有一位政教处的老师,是我上高三时候才调到我们学校任政教处主任的,没有教过我,他是我见过的学校里唯一自己出钱给自己印名片的老师。我高三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时,他找到我,要我给下一周的升旗仪式写篇稿子,然后恭敬地用双手把名片递给我,夸了我一通,跟我说去了复旦不要忘记他这个老师。我看到他的名片上有两个头衔:一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二是政教处主任。
反正我们都不喜欢他,本来政教主任管东管西,就很碍眼,而我们之所以尤其讨厌他,还在于他有个“地中海”发型。是“地中海”就算了,他还喜欢在头上戴一顶假发,让我们觉得他很做作,不够实事求是。他来我们班代过一次课,他一走进教室,班里的男生就大喊开电风扇,那时已经是深秋,寒意袭人,但满怀恶意的我们还是把电风扇开到最强一档,他也没说什么,我们哆嗦着撑到下课,他的假发还是稳若泰山。
吹不下他的假发,我们便更讨厌他。我们开始编造他的谣言,我们说他是为了钱来我们学校的,我们甚至说他为了来上海抛妻弃女,重新入赘了一户上海人家。这些我们胡编乱造的谣言起了效果,很多人都相信了,到头来反倒是制造谣言的我们弄不清楚真相了。
毕业四年后,有一次我的高中同学与我聊起他,说他又离婚了,这次找了个有钱的寡妇,还说他跳槽去了一所国际学校。我很奇怪,对他说,那些关于他为了钱来我们学校,以及他抛妻弃女入赘一户上海人家的谣言都是我编的。我同学惊愕了许久,然后很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不是啊,这都是真的啊,我父亲单位的同事是他前妻的亲戚,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啊!”
直至今天为止,我始终还是不明白,这其中究竟是何种巧妙的机缘。或许,是命运开的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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