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许地山，笔名落花生，著名作家、学者，其作品《落花生》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的自传，她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就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我们从中节选了其回忆父亲许地山的精彩片段，和大家一起分享。

　　爸爸死了

　　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

　　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一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时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后来虽然已经退烧了，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了，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说完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然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了？”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一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

　　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啊！”护士长和我们很熟，看哥哥急得直跳，慌慌张张地拿了药和器械跟我们跑到家里。

　　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啊！爸爸死了啊！”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呢！”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的死如晴天霹雳，让她的脑袋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

　　爸爸死了，我自始至终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说我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其实，我记得爸爸爱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6年的时间，桩桩件件我都记得很清。

　　记忆中的爸爸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我们就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任何一个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几岁的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结成了伙，跑啊，蹦啊，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装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捉出一个，“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爸爸爱旅游，到农村去也能招来一帮村童，把带来的食品分给他们，和他们交谈说笑，还和他们一块儿做游戏。有一次，爸爸带回家一个流浪儿，是个男孩儿，比我大一点儿。袁妈给他洗干净，换上哥哥的衣服，爸爸把他送到收养孤儿的学校去了。那所学校爸爸也带我去过，孩子很多，都穿着蓝色的制服。他们看见爸爸，也是欢呼着围上来，可见爸爸是他们的老朋友了。爸爸到新界青山的寺庙里度暑假写文章，我们也去住过几天，发现小和尚们也喜欢我爸爸，到时候就来送水、送羊奶、扫地、抹桌子。完事了，爸爸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顶小的小和尚还没有我大。他们带了我和哥哥满寺院玩儿，还教我们唱“南无阿弥陀佛”。

　　寒假暑假，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多，他教哥哥下棋，给哥哥讲时事。至于愚顽不通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我。他把背心撸上去，光膀子躺在竹席上，告诉我每个痦子、每个疙瘩都是电铃机关，一摁就有反应。我看他那两粒奶头倒真像两个门铃，一按，他就发出“叮咚”的声音，再摁别处，他就发出另一种声音，高高低低，也有好听的，也有怪声的，惹得我“咯咯”直笑。也许摁了一下，他就会猛地坐起来，捉住我亲嘴，我捂着腮抗拒，他说谁叫我摁了“亲嘴”机关呢。他还张开嘴叫我看，说：“你看我的上颚是平的吧！你舔舔你的上颚。”我听了，舔舔，他说：“不平吧，要想长平就得多亲嘴。”我信以为真，只好挤上眼睛让他的胡子扎。

　　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你怎么了？”“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树要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啊，咧着嘴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可以一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不住地摸肩膀。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的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呕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一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时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爸爸的“拇指戏”里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会乐器，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的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一位音乐人，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就教我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也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想着，一个人黑天半夜地带着大刀，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不敢过去，总之，怪可怕的，就记住了。其实意思大相径庭。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正正经经地训过话，大概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死时，我只有8岁多，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仅爸爸的乐观豁达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泽了我的生活，让我受用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