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胜瑜

　　我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喜好文字，我既是和她相识几十年的铁杆读者，又是她的作者，身为一本杂志的主编，我还是她的同行。

　　我喜欢称《读者》为“她”。我不称“它”，是因为《读者》分明是一个带着体温的生命体；我不叫“他”，是因为《读者》从来不曾有过凌厉的脸孔，她富有思想和素养却不故作高深。她的外表总是端庄温润的，而她的内里总是藏着一份母性的柔和、慈爱与包容。她用她已有的好，吸引她周围更多的好，包括好的作者、好的文字、好的味道和文化品质。

　　在成为《读者》的作者之前，我和她已经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好像是在1996年，主编胡亚权先生到南昌讲课，我作为一名新编辑去听课。在会上，我以提问的方式向胡主编请教，胡主编非常亲和且精辟地给予了回答和指导，让我受益匪浅。事后，我对他讲，我供职的杂志社，刊物办得蛮刻苦用心，但知道的人不多，希望能在雜志上交换一小块广告。胡主编翻了一下我的杂志，思忖了一会儿，对我说：“杂志确实不错，我回去商量一下。”那一年，从来没有为杂志登过宣传广告的《读者》，破例无偿为我们刊出了一小块征订广告，根本就没提交换之事。这让我和我的同事们大感意外，都因《读者》扶弱助小的大家风范深受感动。

　　《读者》头一次转载我的文章，是1996年第11期上的《做人的光辉》。那篇文章我用的是“忆君”的笔名。编辑辗转找到我的联系电话，核实了编辑部提供的地址无差错后，很快就给我寄来了稿费和样刊。编辑部的这份细致，令我很是感动。

　　我第一次在《读者》杂志上发表原创作品，是2004年，我把写好的《一个山村教师的“欠债簿”》投给“原创精品”栏目。说句实话，那时候我并没抱多大希望。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编辑的回信，说文章发表了。那时《读者》的月发行量已经接近千万，并且与全国许多知名作家签了约，投稿者之多可想而知，而编辑最终选用了这篇普通来稿，我深切感受到了杂志社编辑细致负责的态度和对每一篇来稿的尊重。

　　作为《知识窗》杂志的主编，有很多报刊转载我们杂志的文章，但尊重作者支付稿费等琐碎的工作，《读者》做得最规范，让人在感受到其诚信贴心的同时，不由得心生敬意。几乎每次翻开《读者》的时候，我都会想：是什么让她可以长盛不衰？又是什么在塑造着《读者》杂志里这群我认识与不认识的文化“大腕”？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不要问读者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读者做什么？”彭长城说，“《读者》不是霸道地强迫你读，而是以内容、文采、情趣吸引你读，春风化雨般进入你的眼帘、沁入你的心扉。”

　　胡亚权说：“编辑部从来没有把《读者》当做印刷纸去看待——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她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郑元绪说：“我们办一本杂志就是在培养一个人。”

　　真的是，白纸上面有丹心。三位老总，说法不同，但精髓却是一脉相承！而这，也正是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的读者深切感受到的。拜读完文章的当天，我就把这篇文章复印了十几份发给同事，供他们“开悟明志”。

　　三十年树刊。《读者》能有今天的辉煌，就像彭长城先生所言：“今天的果是你昨天的因的结果。”在《读者》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地祝贺《读者》，祝福《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