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要把爸妈接到北京吗
一般认为，45～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岁进入老年期。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
家住北京的林晓虹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一直在盘算母亲养老的事情。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着走进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看清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曾安慰女儿：他走得早不给你们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接到北京后住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納两家3位老人。
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还包括她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
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还不是难事。她可以和孩子住一个房间。不过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由自己的母亲，她想到了丈夫张斌的父母。公公血压不太正常，婆婆有肩周炎等职业病，他们早晚也要来北京吧。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
在位于北京六环外的燕郊，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间。这样，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都没地方待。”林晓虹说。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开幕。一项调查说，参展的三环内新楼盘每平方米均价在3万元左右，郊区楼盘基本在1.5万元左右。虽然比春季展会中郊区楼盘2万元以上的均价来说下降不少，但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不小的数字。在她看来，能买得起给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的房。不过他们没有把看房结果告诉父母。“不忍心。”张斌说，楼盘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树林，开车十几分钟才有比较像样的小型超市。至于医院等设施，就更别提了。
张斌的父母退休后有近5000元的退休金，如果他们在70岁前不生大病，每月把部分养老金存起来，到70岁会有差不多30万元。“他们算是把我们都安排好了，开始为自己攒钱了。”
与父母拥有稳定的养老保障不同，林晓虹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要保孩子，二要保老人，然后看自己还剩多少钱。”
根据《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08年年底，按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4.3，少儿抚养系数为12.4，总抚养系数为36.7。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赡养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仅老年抚养系数就达到32.6。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
对于林晓虹来讲，生活已经不太轻松。“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四成。“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上学要更多的钱，买衣服要更多的钱，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她估计，孩子每长大5岁，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比如短暂失业，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当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回老家，什么都能解决。可是，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她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说。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姚远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对于拥有近2亿老人的中国，目前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而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目前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因为资金入口相对固定。因此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一角度讲，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父母的义务。
借鉴国外经验
美国养老机构有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交1美元，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
还有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
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
（赵广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7期，王 青图）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