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经历了一场“易拉罐中奖”骗局。如果仅仅是个老套路的诈骗事件,就没有讲述它的必要了。问题是它符合小说三要素,还有一个“欧亨利式”结尾。
我还是把它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吧。
那年,我平生第一次乘飞机从天津飞回郑州,又登上一辆开往乡下的大巴,两个小时后,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晚饭了。那时候,我刚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得意就甭提了。假如我有尾巴,一定比松鼠翘的还漂亮。
大巴几乎满员,我在中门前面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旁边的座位暂时空着。我那只漂亮的湖蓝色拉杆箱傲娇地依偎着我,箱体上貼着航空公司的托运标签,想必十分惹眼。
车子刚出站,又停了下来,上来一对中年男女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儿。男的瘦高个儿,穿得花里胡哨,格子裤尤其扎眼;女的严重发福,大红色波点连衣裙紧紧裹住身体,活像一只成了精的花大姐(七星瓢虫)。二人四下踅摸着,朝车尾挤过去。
男孩儿在我身旁站稳,怯生生地问:“姐姐,这里有人吗?”
“没人,坐吧。”我报以微笑。
男孩儿皮肤稍黑,大眼双眼皮儿,小嘴儿蒜头鼻儿,和电影“三毛从军记”里的三毛一个样儿,身上的海军条纹T虽然破旧,却神气十足。
大巴车颠簸在乡间公路上,窗外是平坦开阔的麦田,微风吹过,恰似碧波荡漾的湖面,又似大匹的绿色锦缎。
摇摇晃晃中,车内的人们昏昏欲睡。
随着“啪”的一声,众人将目光齐刷刷聚焦过来,我扭头一看,男孩儿手里举着一听健力宝,雪白的泡沫正滴滴答答淌下来。
格子裤像一条鲜亮的日本锦鲤,从车尾敏捷地游过来,一把夺过男孩儿手里的拉环:“嘿,你小子中奖了,发财了,两万哦!”
“快还给孩子!”花大姐厉声道。
“小孩儿,我出五百,咋样儿?”格子裤俯下身子讪笑着说。
“哪个敢欺负孩子?姑奶奶我可不是吃素的!”花大姐撸了撸袖子,露出肥硕的臂膀。
“一千咋样儿?”格子裤继续试探着问。
“真想挨揍是不是?”花大姐忽地起身,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格子裤摇摇头,贱笑着,乖乖回到座位上。
花大姐挤过来,肉山似的横在男孩儿面前,用极其温柔的语调说:“孩子,我给你两千,拿回去让爹妈高兴高兴。说实话,兑奖挺麻烦的,我担心你们再被骗喽。”
“谁都不给。”男孩儿尖叫一声,像受惊的猴子,手里攥着拉环,身子朝我靠了靠。
车厢里鸦雀无声,只有男孩儿急促兴奋的呼吸声,呼哧呼哧的。忽然,男孩儿转过头来,带着哭腔说:“姐姐,我只信你,你随便给,够我和妹妹的学费就中了。”
我先是一惊,随即心头一热。我天生不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于是说:“我不要,你拿回去吧,两万块钱够你家盖五间大瓦房了。”
这一刻,我对中奖深信不疑,毕竟他们个个演技了得。
“我一会儿就下车了,怕他们抢去。”男孩儿可怜巴巴望着我。“我把你送回家吧?”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豪气,我竟然说出这句话。
男孩儿坐正了身体,手足无措,一脸茫然。
我起身离开座位,把拉杆箱放平,啪的一声打开,找到皮夹,取出一沓十元面值的票子,数了三十张,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前排抱小孩儿的妇女拿眼睛使劲儿剜我,似是暗示着什么。我心里突然一激灵。
我把钱递到男孩儿面前说:“小弟弟,这是你和妹妹的学费。我不要你的东西。”
男孩儿显得很慌张,面红耳赤,犹豫许久,到底没有伸手。
花大姐一巴掌抡在大腿上,“哎”了一声。
路边上有人等车,车子停下来,车门刚刚打开一条缝,男孩儿滋溜钻了出去。格子裤和花大姐也相继下了车。
隔着车窗,男孩儿冲我灿烂地笑着。我回他一个笑脸,使劲儿挥了挥手。车子缓缓启动了。
车箱里顿时像蛤蟆坑一样热闹,众人情绪激动,你一言我一语,齐心合力训斥我。我充耳不闻,心里暗暗窃喜。
至今,我经常想起那个男孩儿,他长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关键时刻能明辨是非。我确信,他是个好孩子,一定没有再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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