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

　　一阵冷风袭来，赫胜利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我的面前。

　　“你个王八蛋，这些年跑到哪里去了？”

　　“嘘，”赫胜利伸出手指，示意我小声一些，“走，外面啦！”

　　赫胜利是我小学到高中时的同学。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没见过这家伙的面儿，只听说他后来开了煤窑，日子阔绰到没法想像。我关上律师事务所的门，随赫胜利到了一家就近的酒吧。

　　一阵寒暄之后，我给他斟满酒：“说吧，什么事情来找我？”

　　“唉，”赫胜利垂头丧气也说：“我栽了！”

　　“多少？”

　　“两千多个！”他伸出两根手指头。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一些财大气粗的本地生意人习惯用“个”位来代替“万”位，两千多个就是说两千多万元。

　　“到处是找我要钱的人，有翻脸不认帐的大小股东，有咱直接贷款的债主，还有那些不省心的矿工们… … 一个个都把人往死里逼呀！”赫胜利耷拉着脑袋说，“整天东躲西藏的，像过街的耗子——可真得是无路可走啦！”

　　“不过老同学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不是来投奔你的。”赫胜利猛地抬起头来说，“我要你帮我讨债，向欠着我的钱却赖着不还的人讨债！”

　　他扳着指头数着：“张三、李四、王五……”数到最后，眼睛越来越红，我明显听得到他牙齿磨合

　　发出的咯吱声。

　　两周之后，我找到了张三。

　　张三圪蹴在地上：“不是我不还哇，实在是没有钱！”一副哭腔， “ 等有了钱， 我一定还给他！”

　　我见到了李四。

　　李四喘着粗心，瞪起眼睛，一拍桌子说：“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催什么催呀，再催，老子跟他急。

　　实在不成，就咱这一条贱命了！” 在法院的帮助下，我很快查清了张三和李四的老底：除了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家，二人没有一点儿经济余额，可谓一无所有。

　　也就是说，即使通过法律的手段将二人强制关押，也决计不能为我的同学赫胜利讨回些什么。

　　我去找王五。

　　王五竟然是一个杀人犯。

　　我还是找到了他，在监狱。

　　三个月前，王五去讨债，不想和债主言词过激，一时冲动，就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一下捅了过去。

　　我翻阅着他的所有档案，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他的犯罪事实，但让我呼吸急促心脏骤跳的是对那个受害人的信息记录：

　　“被害人赫胜利……” 我拼命拨打着赫胜利的手机，手机里始终一个回音：对不起，您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我找到赫胜利的家。一个女人正抱着两个孩子哭，大的十一二岁模样，小的七八岁的年龄，而在正堂鲜花簇拥的墙上，檀木相框里的老同学赫胜利正冲着我笑。

　　我三步并作两步出了门，有些颠狂。

　　一阵冷风刮过，我连续打了几个惊颤。

　　我明白，赫胜利死不瞑目，实际是放不下他的那些欠债——在破产之后可以养活家人包括足以供孩子读书和成长的欠债。

　　这是一个冤魂的嘱托。而我，无论从朋友还是法律道义上，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替他讨回这笔钱，还无辜者一个公道。

　　在监狱里又一次见到王五，王五吸着我递过去的一支烟，吐出来，安静地说：“不是我欠他的钱，是他欠着我们的钱不还。整整一百万的打工钱，那是我们工人们拼死拼活、养家糊口的血汗钱。本来卖掉小煤窑的生产机器，是可以凑足两百万的。机器卖了，赫总退还了逼得他紧的几个狐朋狗友的钱，剩下的全打进了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的包里。那女人在省城有房有车， 可是他的一个秘密小金库……”

　　说到最后，魁梧的汉子几乎要哭出声来：“谁家都有父母老小，煤窑关闭了，我们也伤心啊，可家里人的死活我们不能不管啊？”

　　我查阅了所有的档案记录，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数据一个字都不放过地查——事实真是这样。王五没有撒谎。

　　酒吧里，我反复拨着“赫胜利”三个字的手机号码。

　　——赫胜利，你给我出来！

　　凉风袭面，冷月无声。我望着对面空空的座位，长长地吸上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去，让自己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存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谁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或某一段时间欠别人点什么，也有可能在某一天或某一段时间成为了别人的债主，但不管怎么样，绝不能欠下一筆道德和良心的债。

　　在赫胜利的墓碑前，我点燃一支香烟，放下。

　　老同学，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