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母亲与邮包的故事在亲友间盛传不衰。
那时候,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到这个城市,任酱醋厂厂长,母亲在街道木器厂上班,是对令人羡慕的双职工。
一个初春的早晨,大喇叭里唱着震耳欲聋的《东方红》,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喝稀粥。父亲威严地挺直腰板、岔开双腿,左手托着大碗,大嘴巴凑向碗沿吹口琴似的一滑溜,就是一串奇特的声响:呼噜噜呼噜噜。我和哥哥、妹妹惊讶之际,纷纷效仿,埋头伸嘴猛吸,尖锐的吱溜声此起彼伏,如猪崽抢食般热闹。咦?母亲却如事外闲人,在端碗呆望,软塌塌的目光在我们身上飘来飘去。
父亲也看出了异样,皱皱粗黑的眉毛,闷声道:吃饭嘛。
唉!母亲忧心忡忡道,他大舅说,村里的榆树皮都要给扒光了。声音细若蚊蝇,边将面前的灰黑信封推向父亲。
父亲却视而不见,只顾仰面划拉着米粒,划得碗底吱吱作响。放下碗筷后,抹了抹嘴巴,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无底洞啊!便站起向外走去。
母亲望着父亲一步步走出厨房,白净的脸上布满愁云,黑葡萄般的大眼睛连连闪动,便闪出了点点泪花,啪,有一朵响亮地落到桌面上,震得我们心惊肉跳。
母亲的娘家在苏北乡下,在她多次念叨中,我们知道:那里有舅爹舅奶舅舅舅母以及栓子石头英子等等亲戚;村里有条小河,村头有棵老榆树,树上那个喜鹊窝,有拐磨桶那么大。可惜,它离此地有好几百里,回去一趟,又是车又是船,还要步跑好半天,跟得上万里长征了。她已好久没回去了。
以前,母亲会把一些旧衣物、吃食打成包裹寄回去,包裹皮上的字儿总是由刚读初中的大哥来写的。往往墨汁还未干,她就慌里慌张地抱去寄了,惹得父亲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而眼下,父亲被人贴上大字报了,家中的光景大不如前,米饭、馒头也不能尽饱吃了,作为点心吃的豆饼、花生饼都要见底了,也未见补充,让我们不由地恐慌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放学后,我搀着妹妹慢腾腾地往家走。路上,俩人的肚子里好像藏着个大青蛙,比赛似的咕咕咕叫个不停。
一到家,见父亲端坐在大桌边,板着脸,朝着天花板呼呼地喷气。那年头,大人的烦事多、怨气多,我们也习以为常了。正要退出去,母亲恰好下班回来,两腿稀软地迈进屋子。
这几天,你有没有寄过东西?父亲望着她,冷不丁地问。
没、没有啊,母亲一愣,疑惑地望着父亲。
真的吗?父亲撇嘴冷笑,浓眉下的目光热辣辣的。
这、这……母亲眼珠子四下转悠,面皮急速颤动几下,便泛起了红晕,而长吐一口气后,又镇静道,什么真的假的?你说什么呀?
父亲不动声色地弯下腰,从桌腿边抓出一个包裹,放到桌面上,向母亲噘噘嘴,奇怪地笑笑,说:你瞧瞧,这是啥?
这是啥呢?我和妹妹好奇地围上去,就是个从邮局寄来的包裹呀,不过七八寸见方的样子。我們家作为收件人地址没错,寄件人的地址却是舅奶家的!笔画歪歪扭扭,像爬爬虫,活像是母亲写的。她识字不多,写的字我们都见过,还被我们笑话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妹妹仰着苍白小脸,傻乎乎地望着我,好像答案就写在我脸上似的。
母亲的脸儿如同蒙上了红布,哆嗦着挪到桌边,伸头一瞧,单薄的身子便稀泥似的坍了,伏到桌子上,两臂在桌面上直直地伸展着,像是在向神灵祈祷似的,而嘤嘤的抽泣声随之响起,后背滑稽地一起一伏……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顿时明白了几分。跑到房间,床头柜子里的豆饼、花生饼果然已荡然无存。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地便泪眼模糊了。
恍惚间,又听父亲不紧不慢道:你呀,慌啥呢?又瞒着我们干嘛呢?唉!声音低沉、嘶哑,透着股苍凉、伤感,却又让我倍感慰藉、温馨!
不用说,这个包裹第二天又被第二次寄了出去。
母亲的这个失误,让她痛悔不已。因为,后来才知道:在舅奶家收到这个包裹的前一天,大舅家的小栓子被饿死了。
直到今天,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了,我们在她面前都不敢说包裹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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