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文

　　那天吃完早饭，母亲扛着扬叉正要去禾场翻场，见我磨磨蹭蹭没有上学的意思，就问我怎么还不去学校，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李老师说……轮到我家出把子了……”

　　那时我们村子里就一个老师，姓李，是大队出钱从外地雇请来的。李老师离家远要自己烧火做饭，把子自然由我们二十三名学生轮流提供，轮到谁了就出一捆，二十个左右。母亲一听说是出把子，指着堆在灶门口的稻草把子让我给李老师带去。

　　“李老师说……稻草把子不经烧……”我知道家里只有稻草把子，但老师的话，我不得不转给母亲听。

　　稻草把子的确不经烧，经烧的是旱草把子。旱草长在田埂上，但社员们每天都要上工，没有时间去割。偶尔割一点带回家，还要躲着队长，否则就要“斗私批修”。

　　母亲想了想，对我说：“你先给李老师带些把子去，告诉老师这不抵数，明天我再给他送旱草把子。”

　　我很高兴地从灶门口捡出十来个稻草把子，捆好后背着去学校。出门时，我看见母亲放下扬叉，换了把镰刀去隔壁二婶家。

　　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母亲还没有收工，直到天完全黑了，母亲才扛着一大捆旱草回到家里。我这才知道母亲跟隔壁的二婶换工了。原来这天，队长给母亲派的工是去禾场翻场，而给二婶派的工是去晚稻田割界边。水乡的人都知道，去禾场翻场是相对轻松的农活，是好不容易才能享受一次的待遇，而割界边除了下水弯腰，还要防蚂蝗吸血和割伤手，艰辛多了。母亲是为了让李老师烧上旱草把子才去跟二婶换工的。

　　尽管母亲是摸黑回家的，但不知怎的，她背回一捆旱草的行为还是让队长察觉了。队长是打着手电筒来到我家的，他用手电筒照了照那捆旱草，就像抓住了罪证一样，声色俱厉地批评我母亲损公肥私，还说要扣她当天的工分。

　　我当时真不明白，把割掉的旱草带回家怎么就损害了公家的利益。因为割掉的旱草扔在田埂上，集体并不收回。等队长批评够了，母亲申辩说：“我没有肥私，这是给李老师烧的。”母亲停了停又说：“李老师跟我们带孩子，烧火做饭真不容易，你要是同意，我明天还想割一天界边。”真没想到平时那么不讲人情的队长，听我母亲说完后，不再做声，而是点了点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顶撞队长，也是唯一的一次，真不知她哪里来的勇气。

　　得到了队长的特许，母亲第二天光明正大地背回了两大捆旱草。旱草把子是我放学后帮着母亲扭的，为了经烧熬火，母亲还往旱草里裹了一些秸秆和谷壳。

　　随后，母亲趁着夜色，带上我，去给李老师送把子，把子虽说是一捆，但数量远远超出了我家该出的份子。李老师收下母亲送来的旱草把子，说了些感激的话，还当母亲的面夸我是个读书的苗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老师越夸我，我越往母亲身后躲，母亲把我拉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李老师说：“老师，我想问你件事……云儿晚上做作业时，怎么老是咬笔头？”云儿就是我，我哪里想到母亲会问李老师这个问题。从那之后，李老师好多个晚上，来到我家给我补算术。老实说，我的算术成绩一点也不好，每次李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我大多不会做，当然就只有咬笔头了。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她知道一个会做作业的学生是不会咬笔头的，并借送旱草把子的机会，把我咬笔头的情况告诉李老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隔三差五地给李老师几个鸡蛋或者一点新鲜蔬菜，而母亲换回的是我做作业时再也不咬笔头了。

　　两年后，我升入公社中学读初中，也就在那一年，李老师离开了我们大队。四年后，我高中毕业，刚回乡不久，赶上国家恢复高考，我顺利地考取了大学。收到大学通知书的第二天，母亲做了一件我们全家都没有想到的事，她买了许多礼物，沿路打听，去了一趟李老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