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树生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提他的村子。
他说村里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建的，年代久远黑漆漆的木头甚至会生出几多蘑菇来。石板路从村里一直延伸到山里的泉边，夏天光着脚走在冰凉湿滑的石板路上就像喝了泉水一样舒坦。吃过晚饭，乡亲们都聚到村里的老榕树下，听村小学的邴老师给大家讲山外面的故事。而他和一帮淘得能上天的小子三下两下就窜上了树丫，一边听树下邴老师的故事，一边瞪着眼睛看星星……
树生说这些的时候，我就托着腮痴痴呆呆地看着他。我总觉得树生是清泉里泡大的孩子。他清俊的脸庞，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笑起来整齐洁白的牙齿和那笔挺又透溢着年轻人勃勃生气的身体，我觉得他像极了一片白色的云，轻盈绵柔，却让人捉摸不定。
树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恋人。
树生老是给我讲他老家的样子，连我做梦都梦得到那个地方：青葱葱的山下是歪歪斜斜如童话般的木头房子，房子的周围遍布着山花和泉水，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连接着一个村落又一个村落，每个村落里都长着听着故事慢慢变老的老榕树……
于是，暑假的时候，我缠着树生要和他回老家去，树生说，那里没有电呢！我说那我们就在晚上点篝火。树生说，汽车走不到村子，我们要步行。我兴奋地摇着他的胳膊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徒步旅行了。树生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发，他说，那好吧，我带你去我的天堂。
没想到树生的天堂那么远。
坐了三天多的火车，我们到了县城，又在县城换乘了一辆大巴车赶往树生的老家。
大巴车停在半路的时候，我正倚在树生的怀里睡觉。树生摇醒我说，醒醒吧，我们到了。
我被树生拉下车子，车子突突地冒着青烟把我和树生甩在身后。我大包小裹地带来的好多东西，堆放在村道的中间，我环顾左右，静谧的山野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外再无其他。
要走路的吗？我问树生，怯怯地，希望得到他否定的回答。树生朝我笑了笑，挥挥手指挥官一样地对我说：出发。
我拖着脚步看着树生背着大包小裹，像一个刚要出征的战士一样兴致勃勃地走在我的前面。
还有多久？我问他，他回过头顾不得擦一下脸上的汗水说，就快到了！
路愈走愈远，我的问话愈来愈频繁，树生歉意地说，快了，就快了！
我问树生，你每次回家都要走这么远的路吗？
树生说，上中学和高中的时候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小学村里就有。
我对于树生的“天堂”有些气馁，但是我不能说，树生告诉过我的，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我忍着，为了我天堂一样的爱情。
在天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树生的“天堂”。可是，天很黑了，除了散落在山野里的几盏昏黄的灯光外，我看不到树生嘴里童话般的世界。
我是在昏睡了半个上午之后，被树生吵醒的，他说，起来起来，吃过饭我带你去转转。
我忍着全身的酸痛爬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刻，我才仔细打量树生提过的木头房。房子的确是木头的，甚至能从木头的空隙看得到阳光的影子，那一丝光亮让屋里显得愈加地黑，我睡在一张老式的木床上，床边一个脱了漆的木质家具和一把木椅，昨晚见过的树生娘正端着一盆水，讪笑着望着我。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童话。
吃过饭，树生带我转了村子和他的“小学”。
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栋砖房，尽管年代久远，但是砖的红色仍在。
我和树生趴在窗户上看着并不宽敞的教室，树生说当初他上学的时候，两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还好，学生不多，挤挤也就坐下了，邴老师给这个年级讲完了留下作业，再给另一个班级讲。
现在是暑期，班级里只剩下沉睡着的桌椅，或许说，即使不是暑期，这些桌椅大概也精神不到哪去，它们和村里的房子一样倒倒歪歪地令人担心随时会塌下去。
树生走出学校的时候说，邴老师是村里三十年来唯一的一名教师，他已经57岁，再有三年，就退休了。
他退了，这样的地方谁肯来教学？我心不在焉地说。
我是要回来的。树生跟在我身后用一种漫不经心口气说着。
我立刻呆住了。尽管这不是树生第一次和我说这种话，在学校每次提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我以为他是玩笑的，就像那些整天嚷嚷着要修隐却又离不开攘攘红尘的人们一样，只是一种心灵寄托。可回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他是认真的。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京城的家中。一刻钟前，我刚刚从电视上看到了树生。不知是镜头的反光还是他老了，在他侧脸对着镜头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的鬓角有几根头发闪着银色的光泽。但仍是那样清澈如泉的声音和目光，他在介绍他的“学校”，和他的学生。校舍是新的，教室里坐着他全部的学生——三名留守儿童。我看着画面上的树生，听见记者问他说：听说你在大学毕业时在北京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但你选择回到老家教很少的学生，能说说原因和你对社会价值的看法吗？
树生笑了笑，我看见他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说，我在这里教书十六年了，虽然学生不多，但是几十个孩子的人生价值就是我个人的社会价值。
看着电视屏幕，我的眼泪落了下来，爱人正好从外面走进来，什么节目？他问我。
我哽咽着回答他说，树生的天堂。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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