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教授退休后，在西安城待了六年，有一天忽然就想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家安度晚年。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后，吴教授就吃饭不香，睡觉不稳，整天不开心，吊着个脸子，好像别人都得罪了他似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知道他的心事，劝他：“家里老人都不在了，孩子们都在城里，现如今回去，要啥没啥……”
吴教授就打断老伴儿的话说：“不是还有三间老屋嘛！”
老伴儿看他铁青的脸色，就没了言语。
春节过后，吴教授终于冲破同事、儿女挽留的网，携老伴儿搭乘长途汽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回到了老家。
四十多年了，故乡在老教授的眼里还是那样亲切。那村前的池塘水还是那样绿，那棵老槐树还是威风不减当年，树下的碾盘人们还在用着，永远改变不了的是再熟悉不过的乡音。不同的是村里人大多都不认识了，房子大多变成了砖房或者是贴着漂亮瓷片的楼房。
十年前，母亲去世，教授回家处理完老人的后事，要接父亲去西安住，父亲考虑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六年前，父亲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和母亲并排躺在了一起。父亲闭眼的时候脸上满是幸福和满足。
简单收拾了三间土房，教授和老伴儿去给父母烧纸。在袅袅的烟雾中，教授看着父母的合葬墓，在苍松翠柏中那么平和、静穆。他忽然明白了父母为什么不去大城市跟儿子住了。
门前的菜地是父母一直种着的。这几年荒芜了。教授就和老伴儿在地里松土、施肥，上街买了土豆种，种下了他们春天的希望。
教授就是教授，没事了，就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坝里放一把竹椅，泡一壶茶，拿一部书，戴一副眼镜，有滋有味地逍遥。
时间长了，吴教授又不好受了。整天就是和老伴儿你看我，我看你，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该看的书都看厌了。
老伴儿说了：“出去转转吧，我看见生娃院里有几个老人打牌哩。”
教授也看见了，他何尝不想去呢？就是，就是……儿时的玩伴儿如今都进入暮年，这些人中就他学问最高，过得最好。当他在大城市的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们却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做。他们中有人在四十年中寻他办过事，借过钱。他有帮上的，也有没帮上的，他不知他们现在怎样看他。
前几天，见到生娃——他儿时最好的玩伴儿，他刚要伸手，生娃却把双手拢到后背，只冲他艰难地一笑，说句“您回来了”就匆匆走了。
他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二月里，天气暖起来。生娃院坝的牌局仍然在。生娃、麻胡、根生、永娃……打牌的人骂骂咧咧，有时还动手抢牌。看的人就笑，就骂：“老不死的，和小娃一样！”
就有人说：“老小老小，老了就和小的时候一样。”
又有人说：“爷爷孙子一般高。”
打牌的人笑，看牌的人也笑。
这时候，看牌的“没耳朵”忽然说：“看，教授一个人在那儿转呢，咱们叫他过来吧。”
生娃伸手摸了一张牌，头也没抬说：“人家是教授，能看上和你打牌？”
麻胡也说：“咱都是下苦人，没文化；人家是干部，大学教授……”
永娃就说：“我看他也挺寂寞的，喊他来吧！”
“还‘寂寞呢，到底是中学老师呀。人家可是大学教授！”根生大呼小叫。
永娃也不管了人们的讥笑，径直走到教授面前，把他连拉带拽叫到了牌局上。
花花牌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打。教授当然会。几圈下来，教授已不拘束了，和儿时的玩伴儿在一起争得面红耳赤。眼看天黑了，牌局还没有散的迹象。
教授的老伴儿来找他，说：“我还以为你没了，原来在这儿呀！”
教授就很高兴，虽然输了六元钱。
教授也有不明白的时候。那就是，他赢了钱，说：“算了。算了。”
人家就不高兴，说：“咋？嫌钱少是不？农村不比城里。”
他输了钱，掏出的是整钱，说：“不找了，不找了。”
人家就说：“你钱多是不？我也不缺钱！”
教授就和这些一毛钱也争、一角钱都不多要的老玩童们玩得不知春夏秋冬。
第二年春节，儿孙们从西安赶回来过年，都说教授年轻了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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