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涛

　　那时我爷爷还年轻，在老家靠种几亩地为生。由于不是水灾就是旱灾，经常种一葫芦打两瓢，再加上日本鬼子常在夏收和秋收时来抢粮，收成往往还填不饱肚皮。

　　那年冬天特别冷，棉花套子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几夜。早上天刚亮，突然从外面传来枪声，而且一阵紧似一阵，像炒豆一般，还夹杂着有人奔跑、呼喊的声音：“鬼子来了！快跑啊！”我爷爷胆小，慌忙收拾了细软，拉起我奶奶随着惊慌失措的乡亲上山了。

　　到了山上才知道，村里昨夜住了一个连的八路，鬼子得了消息，派几百人悄悄地包围了村子，要袭击八路。幸亏哨兵发现得早，八路大部队才得以解围，只有小股掩护部队和民兵与鬼子交上了火。

　　枪声一直到天擦黑儿才停，这时村子早已狼藉一片，到处是残垣断壁。

　　我爷爷回到家，看看房子尚好，想必鬼子还没来得及烧房子就逃跑了。我爷爷便早早熄灯上床睡觉。兵慌马乱的，日子难熬，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不知什么时候，我爷爷听到院门口有响动，声音顺着小北风传到我爷爷耳朵里。在寂静的夜里，这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有人拍门。”我爷爷一边小声告诉我奶奶，一边下床抄起板斧。

　　“你别动。”我奶奶一吐噜爬下床，抓起锅灰就往脸上抹。

　　我爷爷悄无声息地来到院门口，透过门缝一眼就看到了倚在门上闪着寒光的刺刀，把我爷爷吓得打了个冷战。他定定神，揉揉眼，借着雪反射的淡淡的月光，看到有一个人斜倚着院门，身上蝗虫似的黄军装那么刺眼，地上还丢着一个钢盔，在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我爷爷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好！鬼子来了！

　　我爷爷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发现并没有其他人，只有这一个鬼子，紧握手中的板斧，严阵以待，如果他敢强行撞门就把他脑壳打裂。

　　过了一阵，我爷爷发现门口的鬼子好像受伤了，一只手紧一阵慢一阵地拍打门板，而且越来越无力，声音也越来越小，直到最终归于沉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这时天上飘过一片厚重的云，月光也慢慢暗淡下来，整个村子陷入黑暗之中。

　　我爷爷握板斧的手有点麻了，心里翻江倒海，反复思量怎么处置这个日本鬼子。如果把这个鬼子打死或交给八路，日本人知道了全村人都会跟着遭殃的，况且他此时连八路在哪里都不知道；如果救了他，良心会让他不安，八路和乡亲也不会放过他，说不定还会把他当汉奸办了。最后，我爷爷都快冻僵了，也没想好对策。此时外面也没有了动静，我爷爷这才蹑手蹑脚地回屋，关上门，把板斧放在床头合衣而卧，一夜没合眼。

　　雪一直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早早地起床，想看看那个受伤的日本鬼子怎么样了。

　　一夜的大雪早把昨晚的鬼子给盖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门口微微隆起的雪，谁也不会发现这里躺着一个人。我爷爷扒开雪，发现日本鬼子早已全身冻得僵硬，在夜里死去了。我爷爷看看四周无人，一把扛起鬼子的尸体，一手提了鬼子的枪往村外走去。在一个平常没人来的乱坟岗，我爷爷用鬼子的刺刀挖了个坑，草草地把他连枪埋了。

　　这件事我爷爷以为就过去了，他想把它当做一个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没想到，几天后，村里来了几个人，挨家挨户打听在上次突围战中失踪的八路军伤兵的下落。问到我爷爷时，我爷爷面无表情地说：“八路没看见，鬼子倒有一个。”来人眼前一亮，齐声问：“在哪里？”

　　于是，我爷爷把他们领到村外的乱坟岗，用手指了指那个小土包，由于埋得实在太浅，鬼子尸体的一条胳膊被野狗拉了出来，咬得血肉模糊。几个人找来铁锹开始挖，不多时就挖出了鬼子的尸体，还有枪，来人掀开鬼子穿的黄军装，露出了里面的灰色单军衣，臂上的“八路”臂章隐约还能辨认清楚。

　　我爷爷张大了嘴，愣在那里，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明明是鬼子，怎么成了八路？来人小声交谈了几句，上前脱去八路身上的鬼子服，换上一套崭新的八路军装，又把坑挖深，重新把他埋了进去。几个人又在坟前立了块木板，上写“张大勇烈士之墓”。这一切做完后，站定。默哀。

　　来人中领头的紧握着我爷爷的手，说感谢他为八路军掩埋烈士，并给了他一块银元。我爷爷像触到了炽热的火炭，说什么也不要，但来人执意要给。我爷爷拗不过，只好接了。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爷爷每当想起这件事，想起冻死在门口的八路，都深埋下头，一脸的痛苦，嗫嚅着说：“罪孽呀！罪孽！”

　　我爷爷在深深的自责中度过了后半生。病重以后，给家人留下了遗言：“我死后不入祖坟，就把我埋在烈士跟前，好让我一辈子陪着他。”说完，我爷爷如释重负，像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不久就含笑合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