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日报》是个“左派”报纸。爸爸写的社论常常被“开天窗”,就是文章被删去一块,留着空白。报社好几次被特务打砸抢,报纸被没收……我记得那时每当有人急匆匆地来给爸爸报信,爸爸就会马上换了衣服离开了家。
我听见爸爸的朋友劝他:“杨伯老,你还是把笔锋放柔和些,不要那么犀利……”爸爸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我的武器,磨光了还有什么用?”爸爸的话正气凛然,令我心生敬畏。
1945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爸爸叫杨阿哥(爸爸的侄子)去打了点酒,买了点花生米,然后他把我叫到身边:“来,坐下,我要跟你谈谈!”爸爸告诉我,明天我和大姐就要被送到延安去了。今天他要让我知道他的一些经历,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爸爸说:“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怕走漏消息。这件事是不久前才定下来的。你到了重庆,先在中国共产党办事处等车,然后去延安。重庆有周恩来伯伯和王若飞伯伯,这次你去,我是和周恩来伯伯联系的……第一次离开家,肯定会不适应,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如果不出事的话,咱们将来总会团聚的。”
为了不惊动任何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姐就上路了。临走时,我凝望着父亲充满温情的眼睛,想把它努力印在脑海中。在之后的岁月里,这目光一直陪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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