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江实业集团工作时,有一次想拿下九龙商城的一个大单,在制定了目标后,就开始努力。首先,我要找到一个在九龙商城对该事有决定权的经理;其次,我要说服他,签下订单,从长江实业集团进货。经过分析,我认为商城后勤管理部的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负责商城的采购工作,最近多次进过类似的产品,在这项业务上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当仁不让。我跟头儿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很支持,建议我去进行公关。
过程大费周章,麦先生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油盐不进”。我之前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具有防御力的公关目标。在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他终于答应和我认真地谈一谈这事。半个月过去了,我们付出了不菲的车马费和其他成本。我本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但在坦诚而详细的交谈过后,我大失所望。麦先生明确告知我,他对这件事没有决定权,只有建议权,真正能决定采购与否的人是九龙商城的副总吴女士——一个与老板关系暧昧的女人,香港商界的女强人之一。
“那您能帮忙联系吗?我愿重谢您。”
麦先生的回答再次打击我:“不能。我和她的关系不好,如果我提出建议,她反而不会考虑。请另寻高明。”
“之前的几次采购为何未被她否决?”
麦先生笑着解释:“有些产品其实符合她的采购意愿,只是在我这里走了程序。”
原来如此!这就是在进行关系调查时,我们很难从外界察知的、隐藏得很深的内幕。因为忽略了这些因素,我投入很多成本,好不容易搭上的关系出现了价值偏差,即麦先生位高权重,却不能帮我这个忙。
如果你遇到这类问题,你会怎么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你会放弃麦先生吗?当然不能。如果你就此认为麦先生没有什么价值,可以抛在一旁不予理会了,那你将损失惨重。因为他极有可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提供意想不到的助力。
我和麦先生成了好朋友。当天,我万分感谢地请他喝了咖啡,吃了丰富的午餐,然后告别。
很多行业都存在两个旗鼓相当的巨头,它们长期竞争,相爱相杀。在民用飞机制造业,这两个巨头就是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简称空客)和美国波音公司。空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跟波音抗衡,市场份额一度超过对手,现在仍各占约50%。打下这大好江山的头号功臣就是空客的销售总监——被称为“最牛推销员”的约翰·雷义。
雷义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可高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强迫下,他进了有天主教背景的福特汉姆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尽管如此,雷义还是想当飞行员。毕业后,他开起了出租车,一边赚钱,一边参加飞行资格培训。两年后,他终于拿到了飞行教员执照,并成为一架夜间货运飞机的副驾驶。在业余时间,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商业课程的学习。几年后,雷义获得了雪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向美国航空局投简历,结果被直接拒绝。最后聘用他的是美国飞机制造商派珀公司,岗位是飞机销售员。凭借对飞机的了解和积累的工作经验,没资源、没人脉的他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卖出了38架飞机,这是公司之前3年销售业绩的总和。
1985年,空客通过猎头挖走了雷义。在过去的23年中,空客90%的飞机都是他带领的销售团队卖出去的。
雷义从不喝酒,饮食清淡,每天健身一小时。另外,正式签约前的那次洽谈,他永远安排在空客总部的会议室里,为的是避免不可控因素。这些习惯他坚持了30多年,效果显著。
雷义的看家本事是对产品、顾客和市场的透彻把握。他认为在飞机销售的谈判中,常见的价格折扣并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应该让客户发自内心地感觉“我需要这种产品”。这一切的前提是对产品懂得很多。空客的所有机型、数据,雷义都烂熟于心,就连对手波音的机型、数据,他也了如指掌。
有一次,他向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推销一款新机型,按惯例先把产品的优点讲了一遍,但对方的谈判负责人、西北航空副总裁奥斯汀不为所动。雷义想起奥斯汀是飞行员出身,于是谈起自己当飞行员的经历:狭窄的驾驶舱、烦人的噪音让夜间飞行变得异常难熬。在引起奥斯汀的共鸣后,雷义开始介绍新机型对驾驶舱的调整,如何让飞行员的活动空间更大、操作更舒适,并总结道:“省油,老板满意;机舱宽敞,乘客满意;操作方便,飞行员满意。大家都满意的飞机,有什么理由不买呢?”就这样,雷义签下了总价25亿美元的大单。
雷义并没有把客户当成上帝,而更像是学生。他为客户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什么产品适合你,花多少钱是合理的,甚至连你公司的发展前景他都能分析得让你连连点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听说雷义要退休时,作为老客户的阿联酋航空公司主动订购了30架A380,只为送给雷义一份总价值72亿美元的退休礼物。与客户相处到这个程度,也难怪《华尔街日报》将雷义称为“活着的传奇”。
(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1期图/乐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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