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汤吉夫先生不打不相识。他从河北省调到天津我的母校工作,见了我非要让我称呼他为“老师”。我说:“我已经毕业,你才进师大,我是你的前辈。”故此,他便报复性地叫我“宋小姐”。
他却像师长那样关注着我。2004年,我接手梁斌研究会的工作,急需打开局面。他正担任中国小说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团结了一批在文学评论界卓有建树的教授、学者,而这些教授、学者也讲授过梁斌的《红旗谱》。他把这些专家介绍给我——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包括地址、手机号码和邮箱,帮我很快地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这使得那年召开的“梁斌的文学道路与成就”研讨会成果丰硕。
2015年,针对当前文学界对孙犁的晚年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我写了一篇随笔《孙犁被“抑郁”》,发表在《天津日报》上。他看了,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你写孙犁的那篇文章写得不好。你不擅长写论辩式文章,拖沓亦不犀利。”文人之间,这样的诤言现在很少听到了。
近年,我们用微信联系。有时候,他会在朋友圈里说一两句鼓励的话,有时候就单单问一问:“宋小姐近来可好?”今年的六月和八月,他分别发了两次朋友圈,却都是空片儿:一次全黑,一次全蓝。第一次,我点了一个赞;第二次,我评论了一个问号。
联系虽少,但我知道他还是那个你开心,他能跟你哗啦啦大笑,你有事,他能拔刀相助的山东大汉。
(摘自《今晚报》 图/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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