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智 山孙建/伟编

　　为他写诗

　　◎ 常智 山孙建/伟编

　　

　　1919年，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一天晚上，陈寅恪与吴宓、梅光迪聚在一起，三人从新文化运动谈起，说到了婚姻自主。当时，陈寅恪还是个未婚的年轻人，他发表的“爱情五等论”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陈寅恪的“爱情五等论”很有趣，他说：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爱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

　　后来，陈寅恪与唐筼结合，与之终老，若依他的等级分类，他们的爱情不过是第四等。

　　唐筼出身世家，其祖父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主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唐景菘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唐景菘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

　　关于他们的相识，有一段记述：

　　……乃至清华，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菘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在马关条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对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唐筼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还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陈寅恪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活下来的重要条件。

　　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性化的学者常常不能自己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绪往往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

　　1951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诗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筼和诗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比陈寅恪的诗多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筼的过人之处。

　　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筼的本心，但它或许能平息萦绕纠缠在陈寅恪心头的紧张感。

　　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他们身后写道：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膑足的父亲能有如此丰硕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摘自《文武民国》西苑出版社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