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选择
◎ 朱世乐
很多人都不明白我父亲朱光潜为什么留在大陆,我想这种选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
当时,我患骨结核,病得十分厉害,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那时候,对于那种病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链霉素是进口药,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的价钱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
蒋介石派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他在共产党的眼里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共产党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医生认为我的身体不适合移动,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受不了旅途的颠簸,就这样,父亲留在了北京。
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从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上面刻着龙或者别的花纹的小瓶子给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孩子带来很多欢乐。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当然成了各种运动的“运动员”。我曾经问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自己应该负责的,那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但是我想,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许会生活得好一些。
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曾与父亲共事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别人对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摘自《在不美的年代里》重庆出版社 图/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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