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叶圣陶
◎ 朱自清
我第一次与叶圣陶见面是在1921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介绍我到吴淞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读过圣陶的小说,于是好奇地问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
叶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辩论他是不擅长的,觉得辩论要开始时,他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他又是个极平易的人,喜怒不形于色。
后来,我到杭州教书,学校当局让我约圣陶同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一次西湖,哪怕这是冬天。”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我自然也很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游泳,有时只是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后来,他去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而我在浙江乱跑。有时我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后来专门写信给我,郑重地说下次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1927 年1月,我和家人前往北京,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也是照例地默不作声。酒喝完了,我们又在街上乱走。那晚快夜半了,我们走过爱多亚路,他和我背起了周邦彦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以那时的心情,大概也说不出什么的。
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我感觉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个习惯早睡的人,我却拖着他耗了一夜。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7∶00起,晚9∶00睡。有一回我9∶10到那,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肯定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相当愧疚。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再回南方,信也很少,全是因为我的懒惰。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变化。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曾知晓。他从前晚饭时总爱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他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
真想和圣陶兄再会啊!
(摘自《我们把景仰忘记了》重庆出版社 图/傅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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