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岑 1959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 1981年毕业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德文专业，之后凭借长篇随笔《偶尔做做梦：影像时代写小说的理由》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在这篇刊于《哈珀斯》杂志的文章中，他对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现状感到忧虑，从此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他出版了《第二十七座城市》（The Twenty-Seventh City， 1988）、《强震》（Strong Motion， 1992）、《纠正》（The Corrections， 2001）和《自由》四部小说，随笔集《如何孤独》（How to Be Alone， 2002）、《在远方》（Farther Away， 2012），以及回忆录《不舒适地带：个人史》（The Discomfort Zone， 2006）。其中，他凭借《纠正》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提名，以及 2002年度美国普利策奖提名。
弗兰岑的小说创作深受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唐 ·德里罗（Don DeLillo）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秉承了德里罗开创的叙事传统，以抨击后现代消费主义和电子媒介、书写普通民众而著称，而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在碎片化叙事风格大行其道的今天，《自由》是少有的能够耐心为读者讲故事的小说。在这部长达六百多页的跨世纪巨著中，人物关系庞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作者以其细腻的笔法和多元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帕蒂和沃尔特为代表的美国普通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在急剧变化的大时代背景中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记录了各色人物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如何挣扎着去体验生活、学习生存、寻找意义。不过，该小说如此微观庞杂的情节设置显然与其题目“自由”二字所蕴含的宏大叙事相去甚远，这种强烈对比似乎表明了作者的某种创作动机。在“自由”早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时，作者就是要激起人们对“自由”的反思和追问，正如他在小说封底赫然标注的那样：“我惟一不会谈论的问题便是自由，对读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独立的考验。我希望你们在读完后能抽出五分钟来想一想：这本书为什么叫 ‘自由。”
自由的欲望与痛苦
“友好的邻居”是小说的开篇部分，也是小说的一个引子。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主人公伯格伦德夫妇80年代初期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郊区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式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沃尔特是一家矿务制造业公司的律师，沉默寡言、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妻子帕蒂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堪称模范家庭主妇，一双儿女活泼可爱，甚是讨人喜欢。但好景不长，随着儿子乔伊的叛逆和早恋，伯格伦德家的幸福生活开始出现逆转。乔伊不仅与邻家小女孩、单亲妈妈卡罗尔的女儿康妮成了卖塑料手表的生意伙伴，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上了床，最后发展到搬去和卡罗尔、康妮以及卡罗尔的新男友、挖土机操作工布莱克共同生活，这深深伤害了将全部心血倾注在乔伊身上的帕蒂，导致伯格伦德夫妇的家庭生活出现裂痕，也为日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弗兰岑以略带调侃的方式介绍完沃尔特一家 80年代的家庭生活之后，小说开始转向了女主人公帕蒂的内心世界，以回忆的口吻开始讲述她在抑郁症时期“依心理医生建议”而写的自传《错误已经铸成》。帕蒂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父母皆为上流人士，妹妹们聪明漂亮、多才多艺，惟独她长得五大三粗、不受待见。在这样的家庭中，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和可怜的自卑感（弗兰岑， p.30）。为了获得家人的关注和肯定，她在篮球场上表现得极为凶悍好斗，以期取得优异成绩。但在高中一次聚会上被强奸之后，帕蒂对父母变得彻底失望。因为她的父母在仕途上有求于强奸者的父亲，为了维护彼此的共同利益，他们想尽快息事宁人，帕蒂为此受到严重伤害，开始变得孤僻叛逆。为了报复父母的自私自利。她远离纽约，到平庸的州立大学读书，并毅然加入父母眼中的“异教组织”篮球队。在大学期间，帕蒂不仅与女友伊丽莎保持着近乎同性恋的关系，而且学会了抽烟、酗酒和吸毒。虽然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伊丽莎对她的忠诚和迷恋显然极大地满足了她那时孤独的心灵。
大学毕业后，帕蒂主动放弃了篮球运动，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好妻子和好妈妈。在圣保罗郊区巴瑞耶街上，也就是小说的开篇部分，她一心要为自己的未来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她勤劳地操持家务，照顾家人，并“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为邻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弗兰岑， p.4）。虽然帕蒂满足了丈夫对女人的一切期待，但丈夫却无法满足她对男人的所有幻想，她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儿子身上，转化为对儿子的溺爱和期待。可是，随着儿子乔伊的背叛，帕蒂耗费 20余年为自己编织的幸福之网被彻底打破了。万念俱灰的她趁丈夫出差之际，决定释放长期压抑的欲望，与摇滚乐手理查德发生一夜情。她把自己想象成《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来为自己的出轨行为寻找理由（弗兰岑， p.181）。遗憾的是，和理查德若即若离，却又欲罢不能的关系非但没有拯救她，反而让她在丈夫和情人之间更加难以做出抉择。于是，一个家庭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自由市场的残酷法则
在这部横跨两个世纪的巨著中，弗兰岑并没有直接描写市场的残酷性，而是将家庭及其社会延续性作为切入的视角。他详细地交待了沃尔特和帕蒂夫妇、以及子女乔伊和杰西卡这个核心家庭的历史变迁，展现了帕蒂的家族史和沃尔特家族的移民史，帕蒂与伊丽莎在大学时代近乎同性恋的友谊，沃尔特与大学室友理查德充满竞争的兄弟情谊，帕蒂与沃尔特、理查德之间的三角恋情，沃尔特和理查德各自的创业史，沃尔特与女下属拉丽莎之间的感情纠葛，儿子乔伊与初恋女友康妮和大学室友乔纳森姐姐詹娜之间的爱情史以及发生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克林顿性丑闻事件、绿党组建、 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环境保护和女权主义等。弗兰岑运用倒叙、插叙、顺序等叙述手法将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巧妙地连接起来，并采用多线并置的写作方式将他们放置在同一历史水平面上，让他们的人生在某一个时空节点不断交叉相遇，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竞争与冲突，刺激读者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作者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讲述故事的同时展示人物的历史命运，更重要的是要剖析天生就浸淫在自由市场理念中的人们种种复杂而又被异化了的关系。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中，增长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精华所在，增长就意味着竞争和优胜劣汰，就意味着将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这个方程式之外。在自由市场的残酷法则面前，传统观念中以亲情、友情和爱情建立起来的父母、兄妹、亲戚、朋友、情人和邻居之间的情感纽带被彻底摧毁，重新建构为一种基于自由市场竞争理念的竞争关系。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复杂的关系深入美国人的骨髓，彻底内化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在这样一种新的关系中，既有兄弟姐妹间的勾心斗角、亲朋好友间的尔虞我诈，也有父母儿女间的温情脉脉、情人密友间的儿女情长。但不论何种关系，他们彼此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与冲突，甚至是赤裸裸的买卖和交易，而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又在不断地改变着他们。在这样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小说人物呈现出一种矛盾纠结的情感状态，既有外表的傲慢与偏见，又有内心的柔软与脆弱。总之，每个人所暴露出的欲望、野心和弱点都与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紧密纠缠在一起，同时又反衬出个体生活和群体命运之外的大时代背景。endprint
自由的悖论
《自由》显然带有某种道德说教意味，尤其是在美国逐渐失去往昔蒸蒸日上的势头的时代背景中。故事结尾，沃尔特和帕蒂破镜重圆，重新赢得邻居的尊重，并将坎特桥湖区的房子改建成自然保护区以纪念拉丽莎。这一幕和小说的开场如出一辙，是建立在基于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尊重、理解和友爱，是对传统清教伦理观念的回归，“重拾了美国文学传统的火炬”（William Skidelsky， p.1）。弗兰岑似乎在劝导人们，没有道德信仰的自由是一种虚无的、危险的自由（Lev Grossman， p.4）。但弗兰岑在苦口婆心地规劝别人同时，并没有将“自由”简化为道德人性的光辉，而是从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来探讨“自由”的可能性。就像他的前辈德里罗一样，他并不甘心做一个通俗小说家，而是时刻都怀有远大的目标。他用民族志式的方式记录着美国从克林顿政府时代到布什政府时代的生活细节，并充分运用各种叙事技巧准确无误地将美国社会出现的裂隙编织进他的叙事之网。伊拉克战争是小说的重要故事背景。乔纳森的父亲是共和党的狂热支持者，兼任一家智囊机构的荣誉主席。这家机构旨在国内外推动新保守主义战略，让美国信奉新自由主义理念（依靠国家组织和自由市场推动自由民主）的人放弃他们的错误逻辑，而让非美国人接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弗兰岑， p.293）。他们占领道德制高点，以自由之名否认多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压制国内外的不同声音，甚至不惜提倡单方面运用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和安全（弗兰岑， p.285）。显然，新保守主义的悖谬之处在于，对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价值的反对是建立在依靠武力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传播自由民主价值的基础之上，虽然两者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自由市场（弗兰岑， p.292）。在小说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追求自由，却又被杀戮有意或无意的牵扯其中，成为战争的帮凶。这些对立和冲突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国内外推行新保守主义战略时所面临的窘境，也反映了美国民众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尤其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战争发生直接联系时，整个社会被严重的撕裂了。弗兰岑在此时推出这样一部道德感强、具有说教意味的小说，显然与奥巴马政府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上台后渲染的社会氛围相契合。小说所探讨的主题不仅满足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所呈现出的道德感显然具有医治不断扩大的社会裂痕的功效。或许这就是小说《自由》被如此多的名人追捧，而又变得如此畅销的根本原因。
被消费的自由概念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举所谓自由民主大旗的国度，在对外关系中常常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似乎美国是将自由价值展现的最为完美的国家。但在弗兰岑看来，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正如美国学者大卫 ·哈维所言“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当自由这个概念在后现代社会随着消费文化悄然进入每一个人的潜意识，而它的内涵又被彻底耗费殆尽时，它就变成某种支配性权力的附庸。在《山顶剥离开采》一章中，大型财团支持沃尔特的基金会以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蔚蓝莺为由，并以提供在军用防护服工厂工作的机会和获得自由生活为诱饵，将世代居住在此的土著居民迁出，之后再用炸开山顶开采煤矿获取的高额利润支付修复生态环境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费用，从而达到既不背负破坏自然环境的罪名又可以获取投资回报的双赢局面（弗兰岑，
p.206-252）。表面看来，这是一件再公平合理不过的商业交易，原住民可以获得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自由概念在这里完全变了味道，彻底沦为资本意义上商品交换的合法化外衣，掩盖了“将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包括家庭在内）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的本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p98）。当这种自由一旦进入家庭关系和私人情感领域，每个个体都不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与资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都成为资本自由选择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我们把家庭当作了最舒适而安全的自由领域，可以无所顾忌地索取爱、包容与关注，可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欲望和痛苦。
事实上，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在做自由的选择。帕蒂受到家庭和亲人的伤害，远赴异地上大学。大学期间心灵空虚时，她转向了同性女友伊莉莎和摇滚歌手理查德寻求安慰。面对自己未来的丈夫，她始终徘徊在沃尔特和理查德两个男人之间。大学毕业后，她又退守家庭，心甘情愿做一个家庭主妇。当丈夫无法满足自己的期望时，她主动与理查德发生婚外情。同样，沃尔特从政、经商、从富人手中募集基金从事环保事业、与理查德保持竞争关系、与助手拉丽莎关系暧昧等，他都做出了最充分的选择。在这里，个体自由已然等同于选择的自由，如同在一个物品丰富、种类繁多的大超市中，无论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多么稀有和珍贵，顾客都可以任意挑选、随意买卖。当帕蒂在这个大超市中发现一件标有“沃尔特”字样的商品时，她开始发现了自己的生活；而当帕蒂发现沃尔特这件商品并不具有诱惑力的时候，她就需要做出新的选择。在帕蒂们的眼中，只有不断的选择才能获得新鲜感，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选择似乎成了生命的常态，无尽的选择组成了真正的生活。换言之，个体自由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挪用为选择的自由。不过，这种挪用同样遵循着一种后工业化的生产消费模式，即消费者需要不断地购买，不断地做出选择，一旦消费停止，这件称为自由的商品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就这样，承载历史记忆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消失在不断重复的集体消费行为中。帕蒂们的人生悲剧，就在于她除了不断的选择之外，无法逃脱政治性压迫造成的支配性权力的束缚，更无法脱离后工业化生产模式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帕蒂不可能拥有一个坚实的身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从这个角度讲，她似乎拥有了一切自由，但因为她的自由只有在不断选择中才能得以体现，因而她的自由带给她的最终是空虚和抑郁。
《自由》出版之后引发了诸多争论，焦点之一不外乎于小说形式之优劣的讨论。事实上，衡量一部小说优秀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形式技巧和叙述模式的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小说本身所承载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今天，当我们越发沉迷于艰深晦涩的形式技巧之中，在符号堆砌的迷宫中徒劳无益地打捞着信息碎片时，既无力触碰真实的生活，也不能产生情感共鸣，更不用说对世界的想象了。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引发我们对所处境遇和时代的深刻思考，以期打开未来的希望之路。弗兰岑将 “自由”这个哲学家眼中抽象高深的概念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让读者去细细品味 “自由”在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以此来反思抽象泛滥的自由带给人们的痛苦和灾难，正如弗兰岑自己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打算把自由提升为我们作为一种文化和民族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仔细看看自由在实践中到底是什么。 ”（Lev Grossman， p.4）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论唐 ·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政治写作》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yjc752019）
史岩林：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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