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彦（策展人，西岸2013影像特展“解像力”策展人）：“解像力”这个展览是对中国近十年的影像艺术和现实状况的观察和思考。我们想要呈现的是，在新世纪的十年里，艺术家的创作不再把影像单独作为媒介来使用；这十年是将现实、历史和影像的生产关系进行整合和写作的过程，影像成为身体、现场、历史、时间以及更多方式交错叠合的一个场域。艺术家能够把当代景观打开，把一些历史和现实重新拽出景观，将问题不断植入当前的写作中，让影像以行动的姿态重新回到其发生的现场，这是我们对这些艺术家工作的观察。这个现场不是历史线索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而是我们拽出的一个一个节点或者具体空间的方位。艺术家通过重新界定影像生产的方式以及叙述的方式，将影像中的社会时刻设定为构成时间和社会历史的像素，进行深入切片式的观察，同时又构成了另一种叙事情景中的现实。
刘 潇（策展人，西岸2013影像特展“解像力”策展人）：提出“解像力”之初，策展人试图找到十个重要的社会时刻来串联起整个展览。似乎有那么一些事情，那么一些图像正在发生作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可是真正开始寻找这十个时刻的时候发现，我找不到那个图像。
我们找不到社会时刻的时候，个人时刻就变得非常重要。此刻所处的氛围环境，兴许要很多年以后才能让人意识到其意义。现在的策展并非单纯的展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做。我们已经跳脱了单一的关于在座各位的个体的场域，开始进行整体的实现。
汪建伟（影像艺术家）：《黄灯》这件作品里有两种经验。第一种经验是去一个未知的地方时，我们总是准备得很充分。这个充分是用已知的东西来安全地应对未知。第二种经验是我们预设了可以沟通的问题。这对未知的和尚未到来的事物有极强的腐蚀性。我们当时用了两个词语总结那三天的经验：“遭遇”——所有问题都是在遭遇过程之中。“卷入 ”——你是否逃避这种随时遭遇的状态？没有准备、没有规划。在做这件作品时，有一个模糊的内容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但是大家都找不到某个明确的点，当时我谈了一个话题，那就是“黄灯共同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黄灯共同体”，我们是不可能谈问题的。
当时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一个不可决定的事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工作，因为以前我们接受的教育、知识，都把我们推向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表现领域，我们的工作必须要有强大的理由，执行所需要的强有力的准备，以及对结果的完美估评。其实《黄灯》是想提出一个概念：在行动发生之前，所有的预设都是非常腐朽的。一个不可决定的事件可不可以用来决定？很多人会说《黄灯》是一个空间概念，有一个可以到达和不能到达的地域。而我更愿意把《黄灯》理解为时间概念，在一个不可决定的时间是否可以采取行动？整个展览实际上从这个点开始把三个月的展览做成了剧场结构。展览开展前三天，我们的排练已经开始，在现场有各种演员，音乐和灯光也开始进场，这时候展览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两个事物同时进行。这时观众获得一种非常不确定的感觉，他在想哪个东西是正常的，哪个东西在进行干扰？三天以后，两个空间就开始交替往后撤退，比如说一共有五个空间，表演者们在每一天都跟每个空间有不确定的互动。
我觉得每一天都保持在不确定的时间里进行。我不能确定工作室的所有物品可以作为在展示的作品。这也就是我们长期讨论的，艺术家的作品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谈历史时，时常谈到“进程”，这深刻影响我们的时间观念。曾经有一名英国策展人告诉我，他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跟西方人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他，我们的时间概念是很西方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里就包含了一个进程。比如说共产主义尚未实现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和个人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可以拥有时间经验的命题。任何一次革命实际上不是在改变历史，而是时间经验的改变。我不认为当代艺术可以作为知识来讨论，但是一定可以放在别的知识里去讨论，里面的政治社会学占的比重非常大。我们现在越来越把这样的知识缝合术直接连接到当代艺术上来，最终变成物流的一种资产，无限度的在这种社会新闻、政治新闻、公共舆论之间找到它的栖身之地。我的感觉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作品进行讨论，首先当代艺术有没有作为知识，我觉得《黄灯》也好，我这次的个展也好，是在这样的思考范围里，我的工作也是在这样的范围里。
高世强（影像艺术家）： 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各地。我感受到了身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正好 2009年的时候又出现了几百年一遇的日全蚀，这两件事情在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里，在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上碰到，于是成就了这个片子。
这次危机对我们来说并不只是一次经济灾难。中国过去 30年的发展让大家都觉得可以一下过上好日子。尽管生活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似乎觉得已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代。这次危机，尤其当时人心惶惶的状态，让大家重新考虑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一次机会。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秩序，或多或少在这个过程中松动了。
年轻的时候会简单地把传统作为革命的对象去考量。然而越成熟越发现，你跟它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血脉相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背后支撑我的事物和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中国传统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有很多价值和美感在，这很难用革命或者前卫、现代、当代之类的把这些东西心安理得地否定掉。
我在矛盾中琢磨两件事。首先是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以及山水画跟世界跟自然的关系。其次，我个人跟我所用的媒介影像，以及我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很自然地形成了对应的方式。在对应过程里面也在合流。中国传统山水文人画有最初的造境，现在做装置时要求有现场感、情境氛围，像“场”的概念。刨除了传统腐朽的东西之后，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山水画发展成山水文人画，是建立起跟自然的关系。我们看黄宾虹画的某一块石头的时候，我们不去追究他的立体感、质感。有绘画经验的人在黄老的画前面，手都会跟着动，变成一个行动的过程跟还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对比当代艺术创作方式或者概念就会很有趣。因为这么看来，传统艺术其实是一种行动的艺术。
中国传统绘画里面自然是讲隐逸的，从由营造情境氛围的状态进
入笔墨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隐居到隐心的过程。中国传统的艺术家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基本上是官员，一面想要到山里面隐居满足精神上的东西，同时作为公务员要处理繁杂的行政，生活是矛盾割裂的，无法达到统一。可在我看来，从隐居到隐心以后，不再一定要住到山林里面去，当通过自己的笔墨把它转化为一次行动的时候，当每次拿起笔墨面对纸张的时候，就已经在一种隐逸的状态了。“隐逸于影像”是一种解决方案，我把它界定为寻找三者之间的姻缘，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可以建立起你自己的世界。
刘
（艺术家）：《彩色》这件作品里的图像来自我工作室附近地区，就是连接城市之间的空隙的区域。这里聚集了大量人口，从事着我们生活中所有行业的工作，还承担了生活方面的功能。我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因为我无论是去工作室，或者去哪儿都会路过那里。大多是打工的人住在那里，从事各种行业。但是当我们把每一个影像和社会化的人物去掉了之后，每个元素都变成自然的东西，里面生活的所有人，所有使用的东西都很像艺术品。
一开始我想拍些大场景，把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棚来拍。然而发现这样会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是太艺术化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观点太强。我是瞬间决定改变这个作品的拍摄方式的。然而为什么要有去艺术化这个东西呢？大家对于艺术有一种期望，而我却想把它打断。也许比普通观众拍的还要不像一个作品，这也是整个作品的核心问题，也是我的核心观点之一：你可以很自由。
另一个观点是：既然你面对一个现实，你想表达的是这个现实，那么你的观点本身已经改变了这个现实。当然，这个观点是必须存在的，所以最后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框架，等于把观点给分离出去，观点是你的现实，现实是主体录像的部分。还有我们架构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我所有的观点，我自己把它设想为一个猜想。整个作品首先有了一个猜想，这是我的观点，而这个猜想是次要的。我是先架构一个个人的观点，然后再去补充里面的内容。作品基本上是这样的方式在进行着。
郑慧华（台湾著名策展人）：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环境时，会有一些既定的想象跟期待，这些东西建构了我们长期以来产生想像的过程。刘 说他想要拍工作室外面的街区，并且向我们描述了一番街区的状况，同样的，我对那里也产生了一些想像，甚至把对它的想象安放在更大的图谱里，如社会背景。直到刘
把作品做完，我才真正了解他刚刚讲的观点。他也希望这样一个主观的观点在生产过程、建构过程中被打散，以便让我们重新思考之前对那个街区的想象。把我们从原来的想法中拉出来，并进入刘想要表达的意思当中。他的作品真正传达的是自由，把一些人的瞬息片刻用非常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
陈界仁（台湾著名影像艺术家）：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似乎作为艺术家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并不如此。每个人都有很多感性的想像，但是他是不是有权利表达，有机会表达，是不是有资本、时间和条件，这都是问题。我觉得，“剥夺”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尤其放在“当代”里来谈。就像刘
作品里的无名者一样，他们的生产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再来谈“自我组织”这个形式，这是在当代艺术界内很爱谈的内容，然而它已经被学科化或学院化了。在庄子那个年代，其实已经把相关问题都谈过了，并且说得很清楚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另外涉及到的是生产拍片过程的问题，这个经验也是一样，小时候看戏，没有所谓的前台和后台，也没有幕前和幕后。若是站在舞台侧面的中间位置，既看到了戏也看到了幕后。他们就在那边生活，也没有什么上下台，其中一个演员一下台就抱着小孩喂奶，等一会儿就换个装扮演另一个角色。简单说来，我们要想办法发展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们常常把影像当成一个再现机制，我觉得它是一种盗窃模式。我们从现实里面做一个切片，这是第一个层次，之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转译，转成另外一个道理，转译成另外一条道路。刚刚我们也讨论到目的和目标、可到达和不可到达、确定和不确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假设的目的恰恰不是因为它如何到达，而是它如何让我们想像。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