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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边的木里——木里幼教点采访手记

时间:2023/11/9 作者: 青年文学 热度: 20393


  二〇一九年五到六月间,我在木里采访。

  木里在哪儿?有个说法,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四川省境内最偏远贫穷的地方,木里是凉山最偏远的地方。倒不一定最穷,但它是凉山州十一个特困县之一。木里的全称为“木里藏族自治县”,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藏族自治县之一。境内平均海拔三千一百米。高山峡谷地貌占总面积的99.5%,平坝地貌仅为0.05%。全县十三万九千人口中,有藏、彝、汉、蒙、回、布依等二十二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的孩子在上学之前也说本民族语言,上学之后,因为听不懂汉语,跟不上进度,造成大面积辍学。二〇一五年十月,凉山州启动“一村一幼”精准扶贫计划,要求全州的孩子“学前学会普通话”。木里因为山高路远,不光“一村一幼”,许多村寨还需“两幼三幼”。与此同时,木里在全县范围内公开招聘村级幼教点辅导员,一批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木里人从四面八方回到木里,成为木里有史以来第一批村级幼教点辅导员。

  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去走访这些村级幼教点,相遇这批像种子一般散遍木里每一个角落的幼儿教师们。

关于路

那天我们在高房子村幼教点结束采访,去往三桷垭乡中心学校。随同的李主任是本乡人,布依族。早早地,他就给家在附近的妹妹打去电话,让准备午餐,说有远道的客人一同前往。我们从坡上下来,看路边的路牌,到三桷垭乡,三十六公里。

  我暗暗记住了公里数,心想吃罢午饭,去乡上,不远。

  去往李主任的妹妹家,走的是那种悬在半空的村道。路又窄又陡。许多时候,车轮沿着路的边缘走,一半虚一半实。更令人惊心的是那种坡度,四十五度,许多时候,我感觉远远超过了四十五度。要紧的是李主任,他记不得妹妹的家了。也难怪,在木里,这样的山路村道一模一样,比比皆是。我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次次地倒车,前行,再倒车,再前行。

  我的手死死地抓住车门上的吊环,气憋在胸口,吐出来,一块一块。原来呼吸也可以像水一般,极端的时候成块状,变成固体。

  终于到了。是那种常见的浓荫掩映的农户人家。地里种着土豆,一垄一垄,很是喜气。核桃树又高又大,立在路边,巨伞似的。有鸡在跑。有狗吠。有热乎乎酸叽叽臭烘烘的牲畜的气味……

  我和李主任的妹妹聊天。她是布依族,丈夫是藏族。她从同乡的茶树沟村嫁过来,已经二十年有余。丈夫是厨师,走村串户为乡邻们的婚丧嫁娶做“坝坝宴”。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大专,女儿学护士,儿子学幼儿教育。都是这大山里最需要的专业。

  我问李主任,是您帮妹妹家的孩子们选的专业?

  李主任笑,表示默认。

  不必说,儿女们学成后,都会回来。

  聊到牲口,李主任的妹妹连连说,不多了,不多了,只有牛、鸡、猪、骡、马;马一头,骡一头,猪九头,牛两头,鸡四十只……

  再聊栽种,有核桃、杏、花椒、桃、橘子、柑子、玉米、土豆等等。九亩一分地。地方宽,但收成一般。收成好的时候,玉米能收四五千斤,差的话,收两三千斤,像今年,这么旱,能收回两三千斤不?她在自问,也像在问天。却是极从容的一副语气。

  两个娃的花费,每人每年七八千,加起来一万多。

  年收好的时候,每年万把块钱,年收不好,像去年,核桃两三块钱一斤,只收了几千块。

  今年收的核桃要喂猪啰。她拖长了声音说。

  从李主任妹妹家吃罢午饭出来,车又驶上“悬空”的山路。我盼着快快驶出村道,到达公路。公路上的路牌写着,三十六公里,不多时,就能到达三桷垭乡。

  我随口问司机,到三桷垭乡要多长时间?

  李主任帮着回答,大概一个半小时。

  我说,啊,三十六公里这么长时间?

  李主任笑了,莫信它,那个距离不准。

  李主任叫李宁林,是个本地通,尤其对木里的教育,他就像一本词典,能随口说出每一个村级幼教点的设点位置,也能随口说出每一位幼教点的幼儿教师名字。对每一所乡中心学校,更是了如指掌:某位老师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哪个学校毕业,有几个孩子……他从凉山民族师范毕业,分配到博窝乡小学当老师,后任三桷垭乡中心学校副校长、校长,县教育局副局长等职,现任木里县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几十年教育生涯,让他走遍了木里的山山水水,是木里教育的“活化石”。

  我们又开始说路。在木里,路是说不完的话题。李主任用路打趣,也顺带告诉我一些木里的“常识”。

  木里人不用数字表述距离,用时间,用“天”,或者用一把心里的尺子:一节节,一步步……用“天”时,距离肯定不近。少则一两天,多则三五天一周。但这已是近几年,路通后的境况。换作以前,三五天算是近的,一周两周、十天半月是常事。

  李主任举例说明。二〇一〇年以前,从木里县城到木里所属东朗乡的过程,全程乘车,需时一周。具体如下:木里——盐源(邻县)——宁蒗(云南省)——香格里拉(甘孜州)——德荣(甘孜州)——乡城(甘孜州)——稻城(甘孜州)——东朗。

  一次下乡,省也出了,州也出了,最终还要回到县里。所以木里人有种说法:出省容易进城难,出县容易下乡难。从木里县城去往所属乡镇,许多都需要跨州或者跨省。而“一节节、一步步”,则是“美丽的欺骗”,也是外地人最怕听到的话:以为抬足即到,结果三五个小时还在路上,少说也要一两个小时。

  这是木里人对待路程特有的艺术:既有着对于空间的无奈,也有对于时间的宽容。山太高,路太远,时间在这里是唯一的存在,也是解决距离的唯一办法。他们在时间里跋涉、忍耐,也在时间里伸缩自如。路程或许真的不远,可时间要耗上好大一截,他们便把它缩小;一节节、一步步,既是对距离的藐视和轻慢,也是给问者以安慰和希望。

  在这里,他们的时间已不再是我们的时间,他们的时间是被感受过体验过的,是被消化过美化过的。

  为什么,因为交通之困。而交通之困必然导致教育之困。

  果真,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才到达三桷垭乡。

在老支书家做客

木里全县有四十一个乡镇及国营牧场,除却瓦厂、茶布朗等极少数有游客往来的乡镇,其余大多数乡镇,既无班车也无客栈。那天我们在三桷垭乡中心学校采访后,傍晚去往茶地沟村老支书俞慎银家借住。照例的绕不完的山路。人渐渐升空。往下看,路像飘带一样,在山体上绕。这些由顽石筑底,由泥土和水泥铺成的盘山公路,距离拉开之后,在山的对比之下,竟如绸缎般柔软。我惊讶之余,觉得很不可思议。

  茶地沟村常住人口六百多人,一百一十余户,以汉族为主,人口占90%,其余10%皆为藏族。老支书家就是汉族。在木里的十三万九千人口中,汉族人口居第三位,占比18%,总人口二万五千四百五十人。据《木里县志》记载,木里的汉族分为两类,一类为世居汉族,一类为新中国建立之后进入木里的汉族。早在十八世纪初,就有汉族带着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作物新品种来到木里,耕种土地,繁衍生息。民国期间,又有汉族因为躲避战乱或者其他原因进入木里,定居下来,组成木里的世居汉族。汉族人在木里境内居住较为分散,像茶地沟村这样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村落实属不多。

  然而祖祖辈辈深居大山,与多民族相互依存,木里的汉族与各民族之间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习俗。茶地沟村的汉族也喝酥油茶、吃奶渣,宰杀待客。而喝酥油茶和吃奶渣是藏族习俗,宰杀待客是彝族习俗。

  吃着奶渣,喝着酥油茶,我的眼睛不经意间还是会看向那些山路,棉线似的,一圈一圈,在山体上绕,仿佛那山体是一只女人的手臂,上面绕着纺织的线。

  手机响起,顺着声音看过去,绝壁上立着一根木柱,木柱上挂着一只布袋,布袋上分出多个小格子,众人的手机,都插在那些格子里。

  原来手机要放在那里才有用。只有在那里,手机才有信号。

  李主任调侃说,我们这里的信号,是被风吹来的,风一吹就来了,再一吹又走了。

  老支书俞慎银用敏锐的眼睛捕捉到我的惊诧,又说起路来:以前这里没路,哪有路?做梦也想不到路会修到家门口来。以前是猴子也过不去。修这个房子时,背一袋水泥,先要坐车到白雕乡,再背回来。马也过不去,只有人背。到了悬崖,没路了,就用绳子吊过去,我们叫滑溜……

  说着,老支书扭过头去,曾经被用作滑溜的几卷大绳子,至今还挽成捆,挂在墙上,粗如棒冰。旁边还挂着各式的刀具、锯子、斧头、榔头……整整一面墙,都是工具,想必都曾做过攀缘之用。

  转眼间,现实成为历史,墙头就是一方有关路的博物馆。

  此外,茶地沟村又属于雅砻江锦屏电站库区范围。碧绿色的水像一方织锦铺在谷底,一动不动,与褐色的山体形成对照,一硬,一软,一强,一弱。景色何其壮美。然而,生存其中,却有说不尽的滋味。

  茶地沟村有五个组,每个组都有人户因库区的原因移民搬迁。

  山脚下就是水库,行路和用水却异常艰难。老支书从三十岁起担任村干部,到六十四岁退休,整整干了三十四年。如今七十六岁,人精瘦,身板挺直,能喝几大杯自家酿的老白干。喝着老白干,下酒的话自然离不了这身前身后的大山。

  他对这山上的水,哪里哪里有一股指头大小的水源,都晓得。前不久他还亲自出马去为大家找水。

  在场的三家铺子村村主任边码偏初,三十六岁,藏族,正是老支书当年当村干部的年龄。他说前几年有一股水在他们三家铺子村,被老支书引来茶地沟村了,说是为他们村防泥石流。结果他们村就没水吃了。

  老支书说,我那是在帮你们,引走了水,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了。

  他们在用水打趣。

  老支书说到另一件有关水的故事。曾经这山上有水下来,瀑布似的,哗啦啦响,半边天都是雾气,后来风大,被风吹走了,没水了。

  我便抬头去看天,看风去了哪里。这木里的山、水、路……还有信号,都有着变幻不定的特质,都有着风的性格,无从把握,无法恒久,只能等待、忍耐、接受、适应……那些坚韧和智慧,都是从适应中磨砺而出。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茶地沟村一百多户人家,仅有七个孩子在村里的幼教点就读。其余的孩子,都去了木里县城上幼儿园,由爷爷奶奶租了房子陪读。三家铺子村也一样。原来的三家铺子村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二〇一二年雅砻江锦屏电站库区移民,山脚下的七十多户人家全部移民搬迁去了外地。余下的六十七户人家,常住人口仅二十七户,其余的四十余户,举家搬迁,去了木里县城陪孩子读书,兼打临工。为什么会如此大概率地选择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老支书道,以前这里的人不读书,后来的这一拨父母出去打工见过世面,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了。读书和不读书,就是不一样,人家读了书的能坐办公室,能算账,你没读过书,只能去工地上搬砖头。所以,现在的这拨家长,都让孩子读书。

  可读书的话,在当地的村里上学,路太远,动不动要走十几公里山路,横竖都难,倒不如干脆送去县城,到最好的地方读书去。

王大荣和马顺富

茶地沟村的幼教点由原村小的房子改建,高高的山路转至顶部,拐进一扇大铁门,里面一个四合院。统一的彩色桌椅。墙上贴着彩色画,有剪纸,有水彩画铅笔画,画面上,有房子院子小树水果向日葵……

  阳光洒在院里。操场的尽头是一道绝壁。绝壁前立着几具儿童游乐设施:小木马,梭梭板……

  教室走过去是厨房和一间寝室。厨房空空荡荡,地上有一只积满木灰的灶坑,坑上架着个铁三角。那是锅庄,角架上放锅,就可以煮饭。

  幼儿教师陈春建,布依族,二十六岁,成都职业技术学校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已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四岁,在幼教点上学,小孩子一岁多,由奶奶带着。丈夫在雅砻江上跑汽船。

  七个小朋友那天只来了五个。其中的四个小朋友见了来人,不说话,怯生。女孩王大荣却异常活泼。我看见墙上的画有她的名字,向她确认。

  她答:这些画儿是老师画的,我上的色。

  又说:是妈妈送我上学的,我们家路远。

  接着说:早上吃的土豆馍馍。

  ……

  陈老师说,王大荣家父亲话少,母亲没上过学,但性格开朗,爱说话。言下之意,王大荣更多受母亲影响。

  听我们说到她妈妈,王大荣说,妈妈说的,少看电视,伤眼睛,要多看书,有知识。

  王大荣很聪明,爱跳舞,一教就会。陈老师又夸她。

  我们仍和王大荣交谈。

  她说,我喜欢游戏,“老鹰抓小鸡”,我是当鸡妈妈的,其他小朋友都是小鸡。所有人都想当老鹰,我只想当鸡妈妈,我不想当老鹰——当老鹰太累了。还有丢手绢,我也喜欢。

  看来几十年过去,孩子们玩的游戏,还是我们当小孩时玩的。

  马顺富是三家铺子村幼教点的小朋友。

  三家铺子村幼教点设在村委会大院里。这里海拔高,视野开阔,站在院里,像站在云端,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天。阳光也在院里,活物一般,到处走。五个孩子,一律的五岁,幼儿班,再读一年学前班,就去乡中心学校上小学。

  幼儿教师杨世琼二十三岁,汉族,高房子村人,乐山师范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毕业。二〇一七年考上幼儿教师职业后,来这里任教。

  马顺富是杨世琼开展“送教上门”活动时,从村子带回学校的孩子。马顺富五岁,先天性智力障碍,不会说话,却会听,在家里喜欢画画。看着电视上的动画片,就能在纸上画下来。二〇一九年三月,杨老师去他家时,劝他来幼儿园读书,马顺富早早地起床,背上书包,就上学来了。

  如今他已能跟着老师,写自己的名字。

  此外他还喜欢帮杨老师扫地,帮小朋友们系鞋带——一个又善良又懂事的好孩子。

  那天我们立在教室门外,看孩子们跟着杨老师做游戏: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喵喵喵,

  开着警车开着警车嘀嘀嘀,

  小老鼠小老鼠叽叽叽,

  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叭叭叭……

  离开时,李主任说,杨世琼之所以来到三家铺子村幼教点,是因为整个村里,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找不出一个合格的幼教辅导员。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东朗、麦日、唐央乡则属于纯牧区,位于木里县城西北部,也是木里境内的高海拔地区。这一片区域因为长期的教育滞后,导致人才缺乏。东朗乡三个行政村,设有五个幼教点,而十名幼儿教师中,仅有一名是本地人,其余九名均从外乡调入。麦日乡四个行政村,设有七个幼教点,全乡十四名村级幼儿教师中,仅有两名是本地人,其余十二人均由外乡调入。而位于唐央乡境内的巴尔牧场,平均海拔四千一百米,那里的幼教点,已经设在了天边……

化淡妆的姑娘

那天是周末,我们和老师们在麦日乡中心学校相见。

  我们聊了很久。从中午到傍晚。起身时说好一起去乡政府食堂吃饭。女孩们要先回趟房间,我去校门口等。

  那时候的麦日乡中心学校已经新设了两个幼儿班。学校隔壁的工地上正在修建新幼儿园,今年之内就可起用。按计划,木里县二〇一九年底要实现“一乡一园”,那时候,麦日乡也就有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幼儿园。而克米幼教点的五个孩子已经分流,有的来麦日乡中心学校上小学,有了去了县城上幼儿园,克米幼教点暂时撤销,格绒和兰阿金便被调来乡幼教点。同坐的还有拥珍拉姆、扎西祝玛、方帮美、次尔拉初等,她们有的在幼儿班任教,有的从村级幼教点来乡上度周末。

  我在校门口等。看着远处的晚霞一点一点暗下去。看着身边的暮色一点一点漫上来。从地理学上说,海拔三千五百米是一个敏感的数字,一旦越过,则为超高海拔。超高海拔的地方,往往山高地阔,风景奇异,民俗和文化独具特色。但这样的地方又往往是生存环境恶劣、教育发展滞后的区域。麦日乡就是这样的地方。麦日乡位于木里县境西北边缘,属于纯藏区,藏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99.83%。麦日乡又与甘孜稻城和云南接壤,境内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六座。被专家和游客们称为香格里拉核心区域的玛娜茶金,就在距离麦日六十公里的地方。站在玛娜茶金观景台上,可以同时看见被藏民族视为神山的三座雪山:仙乃日、央迈勇、恰朗多吉。据说在青藏高原境内能同时看见三座雪山的地方仅此一处。站在玛娜茶金,整个贡嘎山脉数十座山峰呈三百六十度形状环绕天际,毫无遮挡,景象极其令人震撼。木里因此被称为山的海洋,名副其实。与波澜壮阔的高原景象相对立的,是麦日乡的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尤其是师资的严重短缺,成为麦日乡中心学校最大的限制。

  久等不来,我往食堂走去。坐在食堂外面的平台上喝茶说话时,幼儿教师们来了。不是前前后后,也不是鱼贯而入,而是簇拥着,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有起伏,有形状,波浪似的,被一种内在的默契连成一体。即使后来爬上阶梯,进门去,她们也始终保持着这种内在的连接,多位一体。然而,她们的整体出现,同时亮相,无异于一道强光,照得所有人的眼睛霎时失明。

  我始终相信,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原上的生命,有着不一样的脉搏,高原上的女孩,也有着不一样的风貌。这里的女孩,普遍带有种异域风格,高,瘦,轮廓凸显,这是人种不同的原因,基因所致。后天的则是这里的雪,这里的风,这里的阳光紫外线,这里的高山沟壑……每天与它们为伍,享受它们的赠予,也接受它们的磨砺,练就了一种与这块土地相似的粗犷与豪迈,质朴与单纯,却又因后来的教育,多了一份特殊的温存与克制。

  我后来感觉,她们,每一个女孩,都和半小时前不同了。都和刚才与我坐在房间里聊天时,有了极明显的区别。仿佛光亮了许多。又分明是刚才的那群幼儿教师,正是她们。后来我才发现,她们每一个人,都化了淡妆,抹了口红,描了眼影,腮上两抹胭脂红,极艳丽的,又不着痕迹。

  我以为,那是爱美,也是一种礼貌和修养。

  截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木里县一百一十三个行政村、九个国营牧场,已开办村级幼教点一百六十一个,有幼教辅导员三百八十人,有五千零三名三至六岁的儿童在读,入园率达92.49%。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人,入园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入园率为95.69%。木里村级学前教育实现了全覆盖。“一村一幼”计划从娃娃抓起,并通过他们带动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其深刻而长远的意义正在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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