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季：读到你的新作，第一感觉是和“城市”这个主题没有太大关联的，甚至会有种“逃离城市”的错觉。《旅馆女孩》中的那个民宿就是一个乌托邦，它展现出与大都市相隔绝的一种生存状态。我又联想到你之前的一些作品，如《寺雪》《西贡往事》《废墟与星垂》等等，其描写的都不是典型的中国现代化城市，而是带有异域风情的、神秘的地点。它可能在小镇、山村，或者城乡接合部，但又没有一个标准的参照地。因此你的小说既不属于典型的城市小说，也不属于乡土小说，我无法将这种风格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这种异域性这也是你的小说较为明显的特色。你是如何理解这种特色的呢，你对城市文学又抱有何种看法？
温文锦：说到城市特色——在若干年前，我曾是个很爱旅行的人，而相比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观，峡谷、流水、湖泊、大海，我更偏爱到夹着奇异人文景观、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喧嚣城市流连，驻足。在我看来，每个古老的城市皆有其独特的人文气质和情怀，我非常迷恋这种城市韵味。可是这几年，我渐渐变得不再爱出门，因为不论是到北京长沙武汉等一二线城市，还是其他三四线城市，都可以看到连锁的星巴克、优衣库，以及相差无几还崭新的地铁站、摩天高楼，我在任何大城市都可以吃到味道一致的品牌餐厅饭菜，我不再想要描写它们。坐着汽车，从风景千篇一律的高速公路驶过；从建造标准一致的高铁站出发，坐着每趟样式毫无变化的高铁，置身任何一个城市，星巴克、喜茶、绿茵阁、海底捞无处不在，乃至地方风味的小吃店亦是连锁品牌，我似乎感觉自己始终待在同一个地方。高速的发展和改造，中国的城市这几年越来越相似了——是时候在文学中创造出更加独特的，具有作者视野的城市小说了。
管 季：你提到“韵味”这个词，让我感同身受。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的“同质化”似乎让那种具有人情味的东西消失了。这让我想到《阿野理发店》中那个关于拆迁的情节，似乎包含了“逃离文明”这个主题。同样，《旅馆女孩》中的女主人公也对现代都市文明表现出抗拒。
温文锦：事实上，我非常中意城市生活，中意到了我想要对她仔细描绘，编织故事渗入其肌理的地步。我不是一个偏颇的人，我中意的事物那么多，对于城市文明，既不批判，也不同情，而是想通过将其置换为故事，描绘城市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生活在城市的平凡民众，实际上他们“文明”得不明显，都市状态也因为平凡而显得平淡。即便存在着都市精英们尔虞我诈的残酷生存处境，我亦愿意用温柔的笔触将其细致化，你会看到残酷都市生存境遇中温婉的情感、淳朴的生活——我知道，这很奢侈，可是我希望我的小说能保有任何人、任何生命中所能拥有的平凡却闪闪发光的奢侈。
管 季：这种描述很符合你的小说的气质，你不止一次描写城市中各种平凡而温柔的面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以前的一次访谈中，你曾经说自己迷恋西贡的城市气质。你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西贡往事》中那位扶贞姐姐的温柔，《旅馆女孩》中的表姨雅芝就是如此。与我们所理解的城市气质不太一样，你笔下的“西贡气质”是慵懒的、迷人的、温柔的，也有一种平淡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生活气息。你认为这种“西贡气质”，与我们现实中生活的城市有何不同呢？
温文锦：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每位小说家每位导演眼中的城市都应有其独特的气质。比如王家卫眼中的香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在我看来，每个作家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故事的地域背景本应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甚至于我觉得这种重要性可以与故事情节相提并论——时代背景也好，地域背景也好，都构成了小说风情的要件。小说家用训练有素的眼光创造他的城市，在现实的层面提炼出诗意——我所迷恋、所描绘的“西贡气质”，既现实，又诗意。
管 季：我注意到你的小说特别注重细节。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写食物写得特别仔细——包括酒水。《旅馆女孩》中的菜谱就包括韭菜炒花蟹、酱烧带鱼、蘑菇汤、鲟鱼煎饼、混着蟹子和鸡蛋的野菜沙拉、香蒜意面、香草芦笋三文鱼等等，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在《阿野理发店》中，主人公为客人理完头发，喝了一杯白兰地。你的描写还包括音乐，像爵士乐、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等等。这些细节，或者说日常生活的符号，其实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尽管你描写的可能是幻想中的那种小镇乌托邦，但你笔下的细节其实透露了，你描写的是仅仅在大城市才有的生活方式。这些菜谱、白兰地和交响乐，也是文化符号的一种，在某些八〇后作家笔下可能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品位，也象征着对庸常生活的一种逃离。
温文锦：白兰地、菜肴、餐盒、饮食——不仅仅如此，小说人物的服饰、日常天气、食物，乃至音乐的声色音响，它们就像电影中的道具。据说，李安在拍摄《色·戒》的时候，对整个片场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到了极致：这里的墙色新了点，要做旧；橱窗里的模特有些稀疏，要多一个；因为刚下过雨，李安甚至对地面上的积水和落叶都有具体要求，如果太潮湿，他就立即调来几台吹风机把地面吹干，如果地上的叶子太少，他就让道具师赶紧在路上补上。
与其把这种种的把握细节看作是文化符号，不如说是电影或者小说中的真实场景，我们在小说中构筑着一所虚幻的城市，可里面的每个人、每一句话、每一粒灰尘以及灯光，都真实得像前世今生。
管 季：这种场景与符号带来的真实感的确非常重要，我想起文珍曾经说过，她写一个少年穿着“贵人鸟”的鞋子，读者就可以推断出他是一个从城乡接合部来的少年。无论是饮食、音乐、绘画或是其他文化符号背后隐藏的意义，都是深深镌刻在日常细节中的，这些细节的描写让情节和人物丰满起来。在同辈作家中，你似乎将这种城市生活的肌理描写得更加细致入微，因为你并不焦躁。你不仅让情节“慢”了下来，也让人物“静”了下来，就好比你笔下一个简单的吃饭的或者剪头发的情节，也能凸显出日复一日的琐碎感。当我们接触到这样的城市生活时，其实内心是有疑虑的，因为这种“慢”与“静”，和我们印象中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不一样。但其实这才是城市生活的真正表现方式，这才是生活真实的纹路。
温文锦：我养了两只慵懒的猫，黑猫和橘猫，看到它们慵懒又满足地仰躺在沙发上，有时候觉得生命真谛简直就被它们诠释得恰到好处。而在绝大多数人的城市生活中，都是快节奏，压力大，人际关系错综的，可是返回家一推门，看到散漫的、四仰八叉、表情满足的猫，就不由得怀疑起我们人类追求的生活来。我也曾悠闲地漫步在香港繁华的街头，却被匆匆过往的路人礼貌地打断“对不起，请让一让”。那天，我意识到自己缓慢的步伐，在高速的上下班人流中是那么不合时宜，却没有想要因此走得更快些。因为感觉上缓然踱步时感受到的香港，还是比较美的。因为放慢脚步，城市的各种细节在我眼里熠熠生辉。
管 季：除了与众不同的“慢”与“静”，“温暖”可能是你小说创作的底色吧，尽管有时候我感觉你的小说太安静，太孤独了。在我看来，这些小说的内核其实是一种现代人迷惘的情感。在一个平凡的底层人物身上，既能看到对生活的某种疏离的平淡，也能捕捉到现代的、高雅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能感受到命运的大起大落，死亡的胁迫——残酷和温柔是同时存在的。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有一种深刻的末日情结，但同时又在这种末日的颓废中拾起一些细微的、琐碎的美好。我觉得这为你的小说带来一种强烈的风格。它没法用现实去比对，去定义，但真实地展现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比如说《白蛇》《寺雪》《迷星》等小说，一个改写了白素贞的故事，一个描写了诡异的少女怀孕事件，一个写小指头变成男孩。这些小说，其实都在荒诞中刻画出了现代人孤独的存在和人性的矛盾，具有相当的深度。
温文锦：在创作上，我是个诚实又专心的人，描写任何虚构的故事，总是愿意心无旁骛地付出真情实感——提起笔来，虚构了一个小指头变成男孩的开头，可是一旦对小男孩付出了感情，故事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脑海中幻想着任何荒诞美妙的细节，却不可不对其付出真正的情感，如若说你们读到了故事中残酷、温柔、平淡、疏离、迷惘以及任何命运的起伏，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给现实世界增添色彩的能量，对于这种种奇妙的命运能量，我总是在孤独的写作中会心体会，安然纳受。同时谢谢你，谢谢你也体会到了这一点。发自内心地描绘这一切，能够写作出身处同一个时代的读者们有深切共鸣的事物，觉得真是太好了啊。
管 季：有着城市生活背景的同时代读者，应该能够很好地理解你笔下的这种情感。我们不仅仅理解这些“小资”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符号，更能理解现代人身上那些“荒诞”和“华丽的忧伤”。尽管张悦然也曾总结，八〇后早期文学是一种“形容词文学”，空有一个华丽的架子而已，这种文学必须随着时代改变做出自我调整。但不可否认，在这种写作中，情感仍是真实的，就好比郭敬明的写作。
温文锦：我好像还没有读过郭敬明的小说，他的某部电影倒是看过一些镜头。撇开故事情节不谈，他的电影，光是对于美和场景用心的苛求而言，我觉得郭有其认真苛求的一面——我常常想起白先勇，想起某些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追求艺术中对美的精致程度之用心——如果仅仅用“小资”一词，我觉得太单薄了些。
管 季：这也许是身为同代人的心声吧，每个作家都不希望被贴标签，并期待人们发掘作品背后的艺术之美。你对美的苛求，也是有目共睹。经常有人评论说你的小说像电影，你将电影美学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让小说回归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内。你的小说既有东方古典的审美意境，有西方现代派的荒诞叙事，也有对于死亡和存在的深刻思考，还融汇了不同的地域风格，给人一种强烈的审美快感。
更重要的是，比起同代作家，我在你的小说中能够读到更多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关于生命本质的体悟，一种温暖超然的气质，或者一种坚韧的诗意。无论城市如何残酷，人的抵抗如何假面，最终都会有一个平凡而温柔的面孔出现，抚平命运的伤痕，抵达“哀而不伤”的境界。所以我预感你的未来不可限量，期待能读到更多你的作品。
温文锦：谢谢你。谢谢你的阅读。说到底，身为作家的我，自始至终对现实的世界充满着柔情与爱怜，并为此愿意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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