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霍 艳

　　我把这三篇作品统称为“新媒体文学”，因为它们发表的平台是网络，阅读的渠道是微信公号和APP，平台的不同，也导致了作品别样的风貌。

　　总体来说，这三篇作品的特点是篇幅短，和文学期刊动辄几万字的篇幅不同，不挑战读者的耐心。写别人不写己，作者充当的是观察者，从别人的命运里透视人生哲学，不沉湎于自己的悲欢。语言平实，以白描为主，注重口语，记录对话，呈现生活质感。追求共情，所涉及的话题具有普遍性。

　　三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关于个体的流动。《姐姐》是农村人口流动，《理发师》是美国新移民，《安然》是北漂。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的自由流动成就了很多人生轨迹的变化，但在近几年，这种流动却显得越发无力。无论是姐姐从农村老家流动到上海，还是陈焕生从中国流动到美国，安然从小地方流动到北京，都写出了一种身处异地、无法融入的无力感觉，而这是中国高速发展下人的普遍状况。

　　在新媒体平台发文，要面临题目被窜改的风险，《姐姐》发表时叫《在长江尽头讨生活的大姐》，《理发店》叫《美国小镇理发店的爱恨和离愁》，《安然》叫《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呢》。题目把本来可以延展的作品内核狭窄化，指定了单一的向度。这个单一向度容易激发读者的反应，但这个反应又是仓促的，甚至是偏激的。从文章的评论里可以看出，读者以一种口号似的宣泄的口吻，表达心中各种情绪，此时文章变成了附属。他们多是从文章里找出能应和自己的点，而不通篇考虑。

　　《安然》是三篇中获得网络反响最大的一篇，也是最成问题的一篇。“安然”这个名字有着一股安妮宝贝小说笔下的气质，但她不是小资情怀泛滥，而是在时代浪潮里踩错了所有的步点。从一个清华本科、北师大硕士沦落成一个不得志的北漂，作者简单地制造了一种扎根人心的城乡二元对立——“她有时难免抱怨，觉得一切都是命，自己这种没有背景的乡下人，读多少书也改变不了命运”。这种二元对立时时挑拨着读者的情绪，从而遮蔽掉了主人公性格的问题。

　　人物设定本身也有问题，安然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在还讲究专业实用主义的十几年前，却不切实际地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艺术专业。为了北京户口仓促嫁人，又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纯正的清华血统。作品就在北京户口、清华血统、创业、昂贵的辅导班，这些社会阶级的标签里缠绕着。绕来绕去，不过是一句“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的追问，但她追问的目标——北京的迷人，那个让她必须留下来的理由，却始终不见。只有一个失败者喋喋不休地追问自己如何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却没有真正地反思。

　　这不是作者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展开，而是她根本没有想清楚，如何勾连起人物、大城市、时代之间的关联，只有一个“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的想法，就仓促动笔，是一篇靠兴奋点支撑下去的作品。

　　相比，小杜的《理发店》要纯粹得多。作者不化身主人公，也不参与所叙述人物的人生，或者说美国社会天生的距离感是想参与也参与不了的。小杜笔下的人物借用了“陈焕生”的名字，对应中国八十年代风靡的《陈焕生》上城系列，那时陈焕生积极地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时代中去，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如今去往美国的陈焕生则游离在生活之外。

　　小杜写出了美国的熔炉社会，韩国人、中国人、白俄罗斯人、阿根廷人，他们聚集在美国中西部小城，过一种无趣的生活，但每个国家的人依然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秉性。和传统华文文学作家的个人奋斗史写作不同，小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勇敢地面对美国的庸常，在庸常中也着眼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相互碰撞与帮助，有一种更宏观的视野。小杜在采访中谈到这一组关于美国生活的文章，都是关于在美国小镇的寻常生活，记录一种人与人的疏离感，因为不会刻意去社交、融入，所以也不会有心情的起伏。这种平淡生活的记录，要比华文文学那种夸张的叙述，更有价值。

　　《姐姐》的作者邓安庆在网上已小有名气。我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见过他，和那些精于文坛规则，熟练卖弄文学技巧的人比起来，他给人一种质朴的感觉。他在一篇创作谈里说：“我想把自己变成人肉DV，用笔去记录村庄、家人、亲友。我对他们有我自小的情感，提起他们，我脑中翻腾着无数关于他们的细节，温暖的、沉痛的、好玩的、难过的，都历历在目；而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又希望我是相对客观的，只负责呈现细节，不因为我的个人情感而去遮蔽了他们的个性。”不过分介入情感，也就不会人为地制造二元对立，而是用一种被城市修饰过了的眼光去审视农村里的人，激发一种乡愁。但是这种作品写多了，会造成一种重复，因为看待人和事的角度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文字缓慢而忧愁的调子，淹没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成为一种调剂。

　　我对新媒体文学抱有期待，因为它把读者重新吸引回来，并且告诉我们这个阅读数量相当庞大。它逼得作家改变在文学期刊上养成的坏毛病：冗长、繁复、自恋。也要求读者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期待新媒体文学在文体上的变革，诞生一种更为简洁、准确的描述方式，作者用更加具有穿透力的、延伸性强的视野，重新勾连起和时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