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然局促地看看旁边的人，学着那人的样子打开白色的餐巾，铺在桌子上，又打开餐具，一一摆放好。等到菜肴陆续被端上来，她手足无措，总会先等别人用餐，显得十分拘谨。
有人探究地看她一眼，她立刻敏感地捕捉到了，窘迫地红了脸。
“很少来这种场合吃饭。”她自嘲道。
我赶紧替她解围道：“都一样，我也很少来。”
有人打破尴尬，招呼大家趁热吃，赶紧吃，说度假村附近到处都是青山绿水的，吃完出去好好玩几天，大家大学毕业后一别多年，难得一聚。安然已经举起的筷子放下来，不安地说想先回去，不放心家里的儿子，她不在，怕他会通宵玩游戏伤身体。说说笑笑的席间一下子变得有点冷场。
安然的儿子航航我是见过的。小时候特别古灵精怪，后来变得十分叛逆，觉得母亲没本事，一个清华的本科、北师大的硕士，在北京打拼十几年竟然还无房无车，实在是没有说服力。
安然一人带大儿子，母子相依为命，照说亲子关系该十分融洽才对，没想到境况却是这样。她有时难免会抱怨，觉得一切都是命，自己这种没有背景的乡下人，读多少书也改变不了命运。
安然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农村孩子。刚到清华上本科时，她才十八岁，长相是那种在普通人里算得上秀气，但在美女如云的艺术类院系学生里只能算普通的类型，加上来自小城市的农村，气质装扮上又输了一筹，因此整个人在班上很没有存在感。
那时，班上一些很早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同学，或准备考研、出国，或在外兼职赚钱，或颇费心机地寻找家境良好的异性谈恋爱，唯独安然显得茫然，没有男生追她，而她对专业兴味索然，至于钟爱的文学，她又觉得无从下手。
“你能看进去吗？”有时候看见我捧着厚厚的艺术理论书籍看，她不免好奇。
我告诉她还行。像我这种长相平凡家境也平凡的女生，除了埋头看书将眼前的专业学好，其实也没有更长远的打算。我和她同样都是开窍很晚一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我们都缺一个人生导师。
二
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安然，她总算答应留下来玩几天。班长给安然夹了菜，一边打趣：“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安然。”
这话倒不算是奉承，她虽然看起来有些欠精气神，但状态还好，像一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中年少女。话题很自然被引到她身上，众人附和着。
“确实变化不大。”
“跟上大学的时候感觉差不多。”
“听说你后来离婚了？”有人话题一转，问她。
她有点意外，略沉默后点头：“是啊，好多年了。”
“你当年怎么就找了那么个人呢？”
安然似乎斟酌了一会儿：“那时候太小……”
那么个人是指吴明，安然的前夫，大家都认识的。刚认识吴明时，安然的确很小，才十九岁，大二。农村出来的女孩子，虽说上了大学，还是清华，但终究没见过多大世面，她被自称是校友且早已混迹社会多年显得颇有范儿的吴明给迷惑，一点也不意外。而对专业的兴趣寥寥，对未来的茫然，已慢慢在她心里裂出了缝隙，她需要爱情，或者一些别的，来将缝隙填满。
毕业多年以后，我在安然的一篇QQ空间日志里读出了当年情况的一些更深层的诠释。我们毕业那年留京极难，囿于留京指标的限制，找工作处处碰壁的安然无着无落，十分茫然，而她那时又真喜欢北京，便以嫁给漂在北京做生意的吴明这种方式来达成留在北京的愿望。
可惜她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真正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即便后来她怀了孩子，两个人也是争吵不休。最激烈的一次，两人因小事吵架后，吴明问她交电费了没有，她还没消气，赌气说不知道，他就一巴掌扇到她脸上。安然极度震惊，由于远离娘家，没地可去，她便挺着八个月身孕的大肚子跑到火车站躲起来，不愿意回家。三个小时后，吴明才找过来。
比起身体的受苦，精神的绝望更是深入骨髓。吴明当年自称是清华校友，不过是进修了两年，之前的学历是职业高中肄业。有时他羞辱谩骂起她来，就像个未开化的野蛮人，话语粗俗，不堪入耳。可她怀着孩子，只得忍着，一天天地熬日子。时日一长，她觉得自己似乎都要麻木了。
有过六年海外生活背景的罗艳，转着桌子上的菜，酸溜溜地慨叹：“我们这样的，说起来好听，国外待过，实际上一点实惠没捞着，不像你们一直在国内的，打拼这些年，房子车子社会地位全有了。我这打道回府后，还得重新开始啊。”
有人调侃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怎么着也是高大上的海归啊，哪像我们这些土鳖。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哭着喊着想出去呢。”
安然看向说话的人，眼神变得迷离茫然起来。她坐在那里，一瞬间好像跟世界隔离了。
我知道她很多年前就有一种念想，想着以后把儿子送出去。但那个念想越来越像个梦，无法实现的梦，以致她后来不得不改弦更张。
儿子航航出生后，吴明生意不顺无法维持，安然一家三口只好回到吴明的老家江苏。航航三个月大时，安然抱着他坐在吴明家的楼上乘凉，告诉吴明，以后她要送儿子去国外留学，争取留在国外，然后再把她接出去。吴明讥笑着问她怎么送儿子出去，安然很不屑地说：“不就是五十万吗？”——那时候，很多机构宣称五十万可以移民或送孩子去国外上学。安然那时觉得，这笔钱没那么难挣。
安然很想飞，很想飞，一个有着清华纯正血统的本科生，她的宿命不该是江苏农村的，即便那里比较富庶，可让她一辈子待在那儿，她终究是不太甘心的。
吴明的谩骂让那段婚姻终究没维持下去，安然还是抱着儿子回了娘家。那时她儿子刚刚一岁。
三
一众人吃着聊着。
多年不见，大家变化似乎都不大，且多去过外地，后又回到北京。聊到为什么会重返北京这个话题时，在上海闯荡过多年的班长认为，相较于其他城市，还是北京这个地方包容性更大；罗艳则表示，中国人在国外永远是异乡客和边缘人，找不到归属感，所以会回来。有人说为了追逐梦想，有人说还是北京的文化氛围好，毕竟是首都，那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比不了的。
我想了想，说：“还是那句老话吧，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所以会逃回北京。”
安然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人不放过她，她只得说了：“我？那会儿返回北京，主要是为了找吴明吧。”
这事我知道，她当年返回北京，的确是为了找吴明。
安然瞒着跟吴明感情已破裂的实情，带着儿子在父母家住了两年，终究抵不过父母的压力及左邻右舍的风言风语，只身来到北京寻找吴明。那时，吴明已先她一年返回了北京。他去火车站接了她，把她扔在旅馆里，此后再不露面，连电话也拒接。我那时跟朋友合伙开公司，房子是商住两用的，接到她无助的电话，便让她从旅馆里搬出来跟我同住。
有一次周末，她发疯一般给吴明打电话，打了几十次，对方一直挂断。她趴在桌子上无助地哭起来。此后她一直沉默着，隔了几个月再打，一个自称是吴明女朋友的女人接通了电话，女人问安然是谁，安然平静地说：“我是他儿子的妈，你说我是谁？”
之后，她开始一边上班，一边准备考研的事。夏天的夜晚，北京的风凉幽幽的，很舒服，安然望着窗外的夜色，再次踌躇满志：在儿子上小学前，我一定要把他接过来，我要接他过来上小学。
生活维艰，她退而求其次了，由想送儿子出国去，变成了想接儿子来北京。
最终，儿子还是没能接过来。安然自己在北京上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读研前，安然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桌上饭菜已吃至过半，班长瞅了瞅，又加了几个菜。话题仍在安然身上，有同学问：“听说你后来又找了一个，怎么又没成呢？”
安然很尴尬，隔了好一会儿才淡淡说道：“还是不合适呗。”
沉默伴着人间烟火味在空气中氤氲开来。
我以为忙碌的读研会让安然暂时淡忘那些生活的忧虑和哀伤，但是有一次，我听到她给儿子打电话，航航在电话那边很担心地问她：“我们家就你有北京户口，我没有，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她在电话这边笑着笑着，就忍不住哭了。
研二时，安然处了一个对象叫李雷，中专学历，丧偶，孩子跟着岳父岳母生活。
“也不是非找不可，现在硕士生落户难，万一我毕业后没落下，他有北京户口，方便我儿子来北京上学吧。”她这样向我解释。她始终没忘记接儿子来北京的念想，虽然这时她儿子已经上小学了，但她觉得，将来接过来也行，还不算晚。
两年后，研究生毕业时，安然终于把航航接到北京，跟李雷一起生活。她总算实现了她对儿子的许愿。抱着航航离开吴明时，他才一岁，并不记得父亲的样子。安然受启发于一则故事：单亲妈妈把男朋友领回家，告诉从未跟父亲谋面的儿子，那就是他爸爸，从此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安然于是照做了。
李雷和航航像亲父子一样生活了一段时间。这种美好的关系终止于一个夏天的黄昏。那天，李雷带航航出去打乒乓球，安然在家里做家务。没多久，航航一个人开门进来，径直走到一边的椅子上坐下，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一句话也不肯说。一个九岁的孩子就那样坐在那里，无声地流着泪，这样的情境让做母亲的着实心疼。安然问急了，航航这才脱口而出：“你骗我，他不是我爸，人家叫他老李，可是我爸姓吴。”原来，航航虽然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却一直记得他姓吴。
此后，航航和李雷之间像隔了什么，再也不亲了。安然和李雷的关系也由此受到了影响，此后开始出现各种矛盾。不久，两人和平分手。
那阵子，她情绪十分低落。我去看她，觉得她又回到了那种没着没落、无依无靠的状态中，而这种状态也让她茫然，恐慌。
“我并不是真的想去依靠什么人，就希望有一种依赖感吧，这种依赖感会让我觉得安心，踏实。”她那时常常这样说。
四
席间罗艳聊到在美国端盘子的辛酸往事，班长也聊到自己在上海的创业经历，末了感慨道：“十个创业九个失败，这是黄金比例，不过试过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顿了会儿，他想起什么似的，转头问安然：“听说你也创业了几次，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呗。”
安然淡淡地笑笑，“我那是小打小闹，跟你们不能比，就不献丑了。”
班长也不追问，招呼服务员续茶水，开始和大家商量着饭后去爬山的事。
安然的两次创业，我是最清楚的。
李雷离开后，安然开始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研究生毕业那年，她本可以去外地大学任教，但因为有李雷，也习惯了北京，她便留了下来，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文字编辑，没有编制，当年——二〇一〇年——每月工资二千五百元。
她在那里熬了三年。某天当她发现自己连给儿子的课外辅导班费用都交不起时，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那天，她下班后去接航航放学，几个家长围在一起互相打听对方的孩子上了什么课外班。很多孩子同时上了好几个辅导班兴趣班。有的家长说孩子们上那么多课外班太累了，有的家长立刻附和说各种课外班把孩子们上得都没有童年了。累？有谁能想到，其实这种累也是一种幸福呢？安然在一旁默默地听着，难受愧疚极了，很想哭，航航一个课外班也没上，因为她没有那份余钱。
那晚，安然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挣钱，想得都要疯了，她想辞职创业。这时，单位于她，就像鸡肋，既解决不了她醉心写作的精神之渴，也解决不了她实实在在的物质需求。她决心已定，我明白十匹马也拉不回。
决定辞职后，安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目标：在儿子上初中前解决经济问题，在北京有属于自己和孩子的房子。
之前有个朋友一直鼓动她一起做网店卖增高鞋，而且朋友做得已小有规模，在淘宝天猫京东上都开有品牌代理店。安然没考虑多久，便从姑父那儿借了十万块钱，加盟了朋友的网店，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创业。
这次创业持续了不到半年，便以失败告终。随着生意的忙碌，朋友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不留情面不顾场合地爆发，员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安然也被责难了好几次。那天，朋友又因一点小事当着员工的面对安然大发脾气，安然考虑良久后，决定离开。
生意散伙后，安然怕航航担心，一直瞒着他。有一天航航放学回来，问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安然忍不住就抱着儿子哭起来：“怎么办啊，儿子？”航航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很困惑地问她：“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我们和姥姥姥爷舅舅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守在一起，不好吗？”
安然无法回答——是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除了这里是她上大学上研究生的地方，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是如大多数人所想，北京代表着梦想和希望？她究竟有多爱这座城市？
可是，错过的路，她知道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年纪的人了，又带着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光想想，她就觉得害怕。可是，再难，再害怕，也还是要直面生存的。她愁肠百结地想了几天，重新找了份编辑的工作。那段时间，她觉得生活灰暗得很，完全看不到希望。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
安然再次创业还是因为儿子航航。
航航因没有北京户口，又没钱上国际学校，最终只能回老家上高中，之后成绩一落千丈。每次当安然忍不住数落他时，航航总会怼她：“你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学校又换来换去的，还想让我怎么样啊？”安然顿时被噎得无语。
安然的心再次纷乱不堪。她思虑良久，决定将以前的目标拾起，想在儿子高考前让自己的经济有所改观，至少买一处房子，让母子俩有个落脚之处。
安然第二次创业是跟朋友在河北开小厂子，做日用品，钱是她从父母及朋友那儿借来的。一年后，由于跟朋友意见有分歧，厂子又经营不善倒闭，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下七八万的债。
带着满心的疲累和伤痕回到北京，为了省房租，安然再次跟我住到一块儿。她重新做回老本行，波澜不惊地生活着，仿佛什么都未发生过。只是，她时常忧郁的脸告诉我，她一直没忘记那个接儿子来北京的愿望。
因为欠着父母的钱，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过得不好，怕他们唠叨，安然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她父母快七十岁了，身体也不好，她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等到她回报的那一天。
航航在老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也来到北京打工，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为了照顾儿子，弥补对他的愧疚，安然从我们同住的地方搬了出去，在儿子餐厅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来。航航经常跟她要钱乱花。安然已经管不住他，又觉得是自己毁了他，愧疚之余便有些纵容。
安然的心被各种无力填满，在她看来，世界虚无得厉害。她只有拼命工作，拼命挣钱，白天上班，晚上写稿，不敢放松，更不敢谈恋爱，如此，才能将涨满心间的恐慌一点点挤压掉。否则，稍有懈怠，她便觉得对不起儿子，对不起父母。
很多时候，她还是会很迷茫，很困惑地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
五
桌上手机响，有人接电话。另外两个人想起什么，也纷纷打电话报平安。其余的人站起来收拾完东西，慢悠悠地往外走，准备去附近的山上看风景。
安然触景生情，挤到我身边，小声感慨道：“我怎么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你说当初如果我找的不是吴明，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儿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想了半天说道：“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啊。”
后面的同学跟上来，一行人说着话，走进电梯。我要按关门时，几个陌生人挤进来。
电梯还未到一层，安然心不在焉地挤到门口，问前面的人：“您下车吗？”引出一阵笑声。那些陌生人跟着出电梯，开玩笑说：“走吧，我们也下车吧。”
安然的脸顿时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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