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帕蒂古丽

　　帕蒂古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汉语写作的维吾尔族女作家，她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幼在多民族文化环境中长大，现就职于宁波市余姚日报社。几十年来，她始终将创作视野投向自己的家乡，游走在内地与新疆之间，不断深挖各民族融合视野下的历史文化宝藏。特别是她成为宁波市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中的一员后，更是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与家乡相关的文学作品。本文系作者特为《青年文学》“心连心”栏目约稿而写。（编者）

深入生活，作品才能自然生长

以汉语写作的维吾尔族作家身份，以南方北方生活各二十多年的经历，以两地生活给我建立的双重视野，去挖掘新疆故事，描摹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物，是我的写作理想。不过，在二〇一五年之前，我写的所有散文都是住在浙江余姚回望我的故乡新疆。所以我一直希望再回新疆，让我的文字从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再一次出发。二〇一五年三月初，我作为文化援疆记者，随宁波市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来到了与宁波市对口支援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着手创作以“中国最后一位世袭王爷”（维吾尔族第十二代“库车王”达吾提·买合苏提）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柯卡之恋》（原名《最后的“库车王”》）和“非虚构”散文集《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

　　二〇一五年夏天，我在库车县阿格乡康村蹲点两个多月，采写了“非虚构”散文《康村，嗨伊哪！》（“沸腾的康村”之意），这篇散文作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特选作品，发表在二〇一五年《人民文学》杂志第十期。一位在新疆出生、长大，现在内地工作的库车姑娘看了这篇文章对我说：“我喜欢在你的文字里找到新疆，感受新疆，我喜欢你，感觉你是我来自新疆的亲人，有着某种亲密的血缘关系。”

　　我在库车援疆期间完成的《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一书，是在援疆大背景下，以当代农村各民族和睦共处为关注点的一本散文集。为了解析新疆与内地民族语言习俗、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来构筑碰撞中的融合，我在库车的几个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村庄里，驻村一百多天。那些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共聚互融，共同营造美丽的家园，过着边地牧歌一样美好鲜活的日子，深深打动和感染着我，让我写出了民汉共聚村庄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美好动人的新疆故事。

　　新疆，迫切地需要人们深入地了解她，对于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写作者，她满怀期待和信任，就像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和信任。在新疆，无论是当地作家、学者和群众，都给予我厚望和无私的援助。新疆多家媒体也把它们的镜头对准了我，不约而同地把我当成民族之间文化沟通的一座桥梁，喀什的伽师县还邀请我去签名赠书，并且聘我为伽师县的“文化大使”。听说我需要维吾尔族文学、历史方面的书，一位维吾尔族教师托人送来了《福乐智慧》等一大摞很珍贵的书籍，几个从未谋面的维吾尔族作家自发地翻译我的作品，希望我用汉语书写的文字通过他们的翻译，向更多的人传播。新疆，太需要我们用笔去诉说她的美丽、淳朴、纯净、友好。而文学是最温和、最细腻，最容易沟通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这里，有着异常丰富的文学营养，却缺少用汉语创作的维吾尔族作家，让这些文学营养传播更广、能滋养更多的人。《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一位大学者，还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收集者阿曼尼莎罕等等让我崇敬的人，如果有一天我能利用自身的语言和写作优势，用文学的形式以汉语去展现他们的成就，是非常荣耀和有意义的事。

　　我深深觉得，一个作家，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人们就会欢迎你。当人民需要你、选择了你，你做的事合乎他们心意的时候，他们会倍加尊重你，爱护你。我们的作品应该是这样一种流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我们的作家，也应该顺着这样一条路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到生活中去，你就会明白，什么是作家最重要的责任。

扎根人民，与作品中的人物血肉相连

我的长篇小说《柯卡之恋》，小说主人公“苏里坦”的人物形象，是以新疆维吾尔族第十二代“库车王”达吾提·买合苏提的传奇一生为创作原型的。“库车王”，全称库车世袭回部亲王，即指清代册封的历代库车回部亲王。在这部小说中，我为读者讲述了这位“中国末位世袭王爷”的命运浮沉。这样的题材，因为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采访难度很大。

　　我住在“库车王”的王府有一年多，体验了这里的四季变化、民风民俗。库车老城是一个平房区，没有现代化的楼房，我的住处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施，自己提水、买菜、做饭，艰苦的生活条件，加上身体疲劳，气候不适应，抵抗能力下降，我生了荨麻疹。这期间，有个宁波的女友方寅到王府来看望我，来之前，她为“王府”这个名号勾画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幻境，到了我住的王府内一间由办公室改装的宿舍，她前脚踏进门，后脚就赶紧往回缩：“啊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你就住这里吗？泥巴的地面，空荡荡的屋子，简陋的办公桌和拼凑起来的板床？”——住在这环境里的我没有被环境吓住过，倒是她的这副样子把我给吓住了。

　　“库车王”有两百多年的家族历史，我在其中来回穿梭，荆棘密布，故事众多，我以脆弱的笔为利斧，一路左砍右伐，想开辟出一条可供我迈步的小径。有时这支笔成为我的船桨，引我渡过令人望而生畏的激浪险流。有时，历史像一头困兽，露出时而狰狞、时而温顺的面目。我的笔时时搁浅在黑暗深处，绝望中我只有默默呼求，希冀能得到光亮，将我引向通途。

　　在创作期间，当我随故事中的王爷赛马、打猎，带着使命、信心与历史作战时，斑驳的阳光照耀在沧桑的新疆大地，书中人物逐个地附体于我，我扮演多个角色，进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魂之所系，忽丧忽喜，忽乐忽悲，心潮跟随“库车王”家族的世事变迁起伏不定。一个人要在几代人的世界里来回穿梭，生者与死者似乎失去了界限，阴间阳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这种闯入，带给我灵魂的震撼和身心的撕裂与疲惫可想而知。

　　我曾努力祈祷：“让我进入他们，进入这个世袭了两百多年的王爷家族的记忆中，让我与那些逝去的王爷在阴间建立一种血脉连接。”我的不断呼求得到回应。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与最后一位王爷生前的家人、朋友一起生活了近一年半。我跟王爷的妻子同宿同吃，坐王爷的座位，用王爷当年用过的碗吃饭，随着我的采访、对话越来越深入，积累了许多珍贵的素材与不同寻常的感受。我渐渐地找到了写作的方向，深入了人物的内心。我感觉我生活在他们过去的生活里，我深入他们的骨血和灵魂之中。而我没有料到的是，这种灵魂的连接一旦建成，竟然是那么的牢固，我仿佛真的被我所写的人物附体，他的各种病症和焦虑的情绪，竟然也表现在我的身体上，超过了我的身体能够承载的范围。我梦里看到，王爷从我每日写作的小方桌旁坐起来，而我奄奄一息，无法动弹。

　　这期间，一位有名的大夫建议我，让我用意念消除这种蹊跷的病症。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把原先的“第一人称叙述”，一点一点改为“第三人称叙述”，希望自己能从小说主人公原型的灵魂中摆脱出来。而剥离作者与笔下人物的“附体”关系，是比起初建立这种关系更加损耗心力的一件事情，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王爷的生活还给王爷，把自己的生活还给自己，病症才渐渐得到缓解。

　　这本书创作的最后的三个月，白天我一个人在满屋弥漫的中药气息中度过，每天大量的中药汤几乎代替了饮水。感谢这些苦不堪言的汤药，它们用难言的苦涩，让我从深深陷入后无力自拔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让我恢复了健康。

　　从写这本原名为《最后的“库车王”》的长篇小说《柯卡之恋》开始，我慢慢进入了维吾尔族的历史。这种浸润式的写作状态，就像海绵浸泡在水里，我吸收着生活现场带给我的新鲜写作营养，跟坐在南方的汉语环境下写新疆，感觉完全不同。住在“库车王”的王府写“最后的‘库车王’”，有利于我深切体验他在当时环境下的心理，还有库车老城纯维吾尔语的语言环境，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浸透着人物原型的生命气息。

扩展视角，透视文化居间者的生活

完成长篇小说《柯卡之恋》和“非虚构”散文集《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的写作之后，我自然而然把视角扩展到那些文化居间者的生活，去反映全国视野中新疆维吾尔族与内地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情态。我跑了全国好多少数民族聚集区，发现一种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各民族的文化处于一种交融交汇、多元文化杂糅的状态。这个居间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已汇合成一支丰富的文化洪流。

　　实际上，千百年来，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两种和两种以上文化相互作用，已经形成另外一些新鲜的混合型文化。

　　我深入湖南桃源县枫树乡维回新村、浙江绍兴的柯桥、金华的义乌等维吾尔族移居地，书写千百年来，从新疆迁徙到中国内地的维吾尔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大背景下，作为文化的居间者，我一直以自身经历的书写，希望人们在关注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尽早以发现新大陆的眼光，去发现这种新的混合型、多种文化夹缝里生长起来的、等待人们去认识和重新命名和定义的文化样态。这种鲜活的文化，不该被我们的笔遗漏。

　　可以看到，这种居间的混合型的文化具有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可以彼此吸收、融合。作为各民族在时代发展中进步的轧迹，我们应该把一部分眼光转移到民族移居地区的居间文化上，未来这将是更为广阔的一块文学描述和表达的领地。我想，去观察、思考和解读，去解剖这种多元混杂的文化，去描绘文化居间者的生活；他们的语言流变、身份转换、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我作为民族作家的一份责任。我曾经写过《模仿者的生活》《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被语言争夺的舌头》等散文，涉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剖析自己，我自己也是处在对现实的不断认知当中。我相信，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必然要经历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会让一个民族更成熟。

　　现在，我准备去写六百多年前就定居湖南桃源县的翦姓维吾尔族，八百多年前移居江苏溧阳的偰姓维吾尔族，一千多年前移居福建福州的萨姓维吾尔族等。我以历史为背景，主要写他们现在的生活样态，他们的身份认同意识，他们对文化融合的平和心态。他们的生活，明显地跟当地人保持了同步的状态，可以说与时俱进着。与此同时，他们在融入当地文化与时代同行的同时，继续保有自身特色。他们与在地文化的交汇中，是怎样发扬出另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并且为中华文化贡献出民族的精华的，这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我深深地感到，是命运把很多宝藏都留给了我，等着我去书写。我希望在这座文学的富矿中开采挖掘，提炼出各民族文化的精髓，为中华优秀文化提供丰富的样本。我最深的感触是，当一个作家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土壤，当你真的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之中的时候，你的作品，就像植入土壤里的一颗种子，它会自然地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