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昨 非

温 州

说到负笈远行，我们这里人都离不开京沪杭这个宿命。因为我的故乡温州坐落在浙江的东南一隅，靠近台海，毗邻闽南，所以我们要北上，必须路经杭城。虽然现在是西湖水贵，寸土寸金，可在二十年前，我们只是很朴素地把它当成一个路过的地方。通常是坐了直抵沪上的长途汽车，然后换火车赴京。

　　那时候要坐汽车到沪上，可是万水千山，长途跋涉。运行大巴的是本地公司，所以从车站装载行李开始，到等待最后一个旅客上车，都尽量照顾。送行的家人们早早地把旅人的大包小包送过来了，一件一件往汽车的肚子下面装，直到塞得满满的。什么东西都有，吃穿住行，唯恐落下一件。尤其是吃的，由于深信东南沿海鱼米之乡的物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东西，所以从新鲜果蔬到腌制鱼肉，一样不差。汽车下面装不下，就放在车中过道里，摆在卧铺床头塌尾，挂在头顶脚下。出发的除了青壮年，还有妇孺老人，所以熙熙攘攘，好不费时费力。到午后两三点，一切总算装备停当，乘务员总算把车门关上，司机踩下油门，车子出发了。接下来我们的车子，就像一个盲人说书人的戏剧话本，在下午和黄昏和夜晚一路铺展开来。我们也就成了命若琴弦的人，把性命身家都托付给了司机，让他凭一己单薄之力，把我们送向目的地。

　　当年的这趟旅程，一路上尽是崇山峻岭，尽是九转百折的盘山公路。我因为生在海边平原，虽也背靠山峦，却从来没有在山中生活过。狭窄的道路在急转弯处，全部用青石铺就，以防打滑。即便这样，也经常出事。因为两车相会之处，仅分毫之隔。爬坡时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下坡时更是大气不敢喘一声。有时候好容易到了坡顶高处，大着胆子放眼望去，却突然发现，有汽车翻落在谷底，四脚朝天，孤零零躺在一片丛林灌木里。

　　这样一路下来，赶上暴雨迷雾，少说也有几处让人揪心畏惧。当时路上会有养路工，多是本地居民，拿着器具，专对事故现场进行临时作业。要是出现天雨路滑，不幸有车翻人亡，这行人便过来，把死者一个个慢慢地拖出来。在青翠欲滴的山上，这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生。一个本来打算出发的旅人，突然就被永久遣返回来了，并且是以这样暴烈的方式，如此猝不及防。

　　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到前半夜，我们的车子，就是一个移动的城。车里开着几盏微弱的小电灯，青壮年们聊着政经杂闻，妇女老人们则多忙于照顾小孩。这满满一车的人，几乎全部来自这个被称为“中国犹太人”聚居的东南小城，几乎全部从事商贾经营。除了个别人会在沿途驿站下车，绝大部分要赶到沪上，再转火车奔赴京城。他们在京城，主要聚集于南城，人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达十多万之众。他们常年奔波于家乡与京城两地，平常业务往来，自不必说；赶上亲朋好友婚嫁丧病、生子乔迁等，一件都不能落下。老人们虽然垂垂老矣，也得随着青壮年的一家之主背井离乡；小孩们从襁褓开始，就得习惯颠沛流离；妇女们含辛茹苦，更不得怨天尤人。尤其赶上逢年过节，这么多人举家南北搬迁，境况空前。这期间，有千家欢乐，但更多的是万户忧愁。因为要是年头不好，生意匮乏，投资失利，加上官府无为，则更是惨烈。曾听说有因破产变卖房舍田园的，有跳楼轻生喝农药自尽的，有流落他乡沿途乞讨的，有碰上杀身之祸牢狱之灾的，也有找黑社会最终落得一路逃亡的。自古以来的小福大祸，身为血肉之躯，哪一样能脱得了干系？

　　待这满满一车的人都慢慢消停下来，已是午夜时分。我们的车子好容易到了平川，便要在黑夜中依次穿过村庄和城镇，树林和河流。如若突然间灯火辉煌，便是到了一处城镇；如若灯火阑珊，便又潜入一个村庄。一般情况下车灯也仅能照见五六米之内的事物，要是迷雾轻拢就仅有两三米距离。因此感到这个车子，像是一只被包裹了毛织物的走兽，在地面上呜呜爬行。

　　午夜时分的这辆长途汽车，让我想到了诗人毕肖普那首《麋鹿》的长诗中所描述的一切。也是满满一车的人，长途跋涉去往一个地方，也是一路上有乘客在絮絮交谈着。他们说及邻人故里，说及新知旧识。说吧说吧，如烟往事，说吧说吧，追悔莫及！如诗中所言：“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直到乘客们在千里月色下，邂逅了一只巨大的麋鹿：“以君临之势/这只没有鹿角的生物/像一座教堂/高高在上……”也许在毕肖普的诗中，人们邂逅了一种宗教。而当年这辆长途汽车上的人们，却要在世俗生活中，独自去消解所有苦痛。对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拥有信仰的人们来说，他们到底如何解释万物，面对终极问题？这个答案，多少年来，一直是我苦苦追寻的。

　　因为，二十年后的今天，当年长途汽车上人们奔赴的那个目的地——北京南城，这个存在了近三十的城中城，已被彻底清理了。几代人生活的这个地方，已片瓦无存了。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经过原始的积累成就了事业，可是绝大部分人只是蹉跎了岁月，至今仍然两手空空，从一个场所辗转到另一个场所……如果说当年他们被称为“中国犹太人”，今天，一语成谶的是，他们也像犹太人那样，遭受了四处流离的宿命……

　　而当年载着我们的那辆长途汽车，自从亚洲大陆的东南角出发后，便义无反顾地一心向北。经过十来个小时的颠簸，似乎快要到达上海了。我也终于困了乏了，靠在铺位上，迷糊过去。中间偶尔听到轻微的喇叭声，被小小惊醒，往车窗外一看，四处是沉沉的黑夜，再一看身边的家人，居然不睡觉，一直坐着。而我一会儿又睡过去了，之后做了个梦，梦中明月万丈，照着前川。

　　据说，梁山伯为同窗祝英台送行，相随十八里才分手。英台对山伯心生爱慕，可是不便直言相告，只好旁敲侧击地试探，无奈山伯痴愚之极，终不能明白英台的一番心意。其实山伯愚顽，据说是他早被观世音刻意摄去了几分魂魄，所以他是直到归家后，才追悔莫及的。我后来才知道，家人为什么一直醒着不睡觉，就是因为路途险恶，担心车子会出什么意外。只可惜我就是那个被摄去魂魄的人，多少年了也不明白这一番苦心，等突然悟到，为时已晚矣。可叹一生过往，看似琐碎无常，实际上恩重如山。

　　在二十年前，在整整一车颠沛流离的乘客里，我是唯一带了一箱书籍旅行的人，贫穷，敏感，干净，飞蛾扑火般，向着北方那个巨大黝黑的城进发，并且全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杭 州

我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原因，总不能酣畅淋漓地谈论杭州。其一，我是浙江人，它作为省城首府，我却一直没有如历朝历代的同乡那样，去好好游历拜谒，因此心有愧疚。求学的年代不幸错过了这个城市，其他的时间则只能在遥远的异地，默默地艳羡它深情的一泓春水，妙曼的花红柳绿。四月清明刚过，京城还是飞沙走石，我便按捺不住急切和喜悦，不停地和身边的同事友人提到杭州。我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描述那春风的骀荡，远山的黛色，柳丝的细软，桃红的羞涩，湖水的倾情，当然还有鸟鸣，还有点心，还有茶叶，还有丝绸，还有还有……

　　所以你要是在四月（残酷的四月，不管是艾略特还是乔叟，他们的鸿篇巨制都首当其冲地提到了四月），在京城遇到我，你必定会看到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像害了热病那样，时常自言自语。你知道那是一个害了思乡病的人，因为突然堕入爱河，被无边的狂热和神经症状折磨，以至于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但是越是这样，我却离杭州越远。正如你越是堕入爱河，你便越想挣脱。父母可亲，我会很少表达敬意；家人可爱，我会予以伤害；同学亦善，我可能避退三尺。我自造的这个与世隔绝的囚笼，有着无人能解的困苦。正如同样纠结隐世的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写道：“我是一个可怕的撒谎者，是你一生所见过的绝无仅有的一个。这很奇怪。比如我正去往商店买杂志，如果刚好有人问我去哪儿，我很可能就说我是去看歌剧……”在多年的流离失所中，我也患上了这样那样的毛病，要么言非所指，要么言不由衷，所以指不定哪天会彻底失语。

　　我曾无数次经过杭州，但是把它当作目的地的次数，却不多。去过西溪，去过灵隐，如果时间宽绰，便总往有山的地方进发。记得有一年元月，沿着天竺路，沿着连绵的茶园，向上攀到了法云古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绝色的曲桥流水，房舍田园。虽然瓦片上还残留着一抹小雪，但在南国，已是春意盎然，所以梅花怒绽，鸟语啼啭，心想哪怕是世外的人们，也会弃了他们的桃源，来此安居。这样走了一程，突然发现一些衣着制服的青年，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一大片都是一家叫“法云安曼”的高级酒店的辖地。所以这山这水，我便不能享受了。

　　于是抄近路下山，才知刚好毗邻灵隐。天色已暗，正值元宵，天生一轮圆月，地上也挂了些灯笼，几乎两两难辨。听到了山上的钟鸣，也听到了从山下过来的不绝如缕的市声。突然想到曾听人说过，有些患了绝症的人，按时下流行的做法会搬到寺庙里去租住，已尽临终。当时便想，在灵隐，不知是否也有这样的人，不知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个明月之夜。

　　当然说到杭州，怎么可以不说西湖？四月里，倚着湖边的石凳坐着，感到万丈湖水汹涌，似乎就要漫上胸口之时，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很久以前在一本旧书上看到的一张老照片：秋瑾的棺材，正由两个人扛着，经过断桥。

　　我后来才知道，秋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于山阴县轩亭口被当街斩首，白衣素裹，身首异处。家人由于担心株连，都逃入深山了，所以无人收尸。后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收殓于城外，再由友人迁葬于西湖西泠桥畔，而后被迫迁葬湘潭，再迁葬长沙，再迁回到西湖原葬墓地，共为十葬。我不知道那张照片中显示的，是第几葬？

上 海

我在十八岁之前，除了幻想，便一无所有。比如，我曾想象沪上，应该是一个光怪陆离、琳琅满目的地方。到后来我见到了这个城，它与我的想象，似乎也相去不远。

　　

　　⊙ 何大草· 西蒙娜·薇依

　　在密不透风的城市丛林里，在每一个楼宇或仄巷的角落里，都摆满了叫不上名字的小什物，都站立或行走着无数的人，车辆像爬虫一样，高架桥被烈日烤得快要瘫软了……我对城市所有神经质的感想，全都在这里兑现了。我的这些观察，体现了我年轻时的敏感与脆弱，但同时也描出了这座城市的浮世绘。

　　福州路的书店，陕西南路的老洋房和梧桐树，法租界的小馆，淮海路的霓虹灯光，这些印象似乎一直在蔓延着，直至江风把我送到外滩，那里每一栋百年高楼的石头雕梁，都让人回到一言难尽的殖民时代——当年漂泊在远东海外的各国官民，以及他们留下的种种琐碎的拾物所支撑的盛大幻想。

　　在国民政府辖治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在这做梦般的黄金十年里，北京被称为北平，上海则可以被叫作任何一个在当时书中遇到的名字。我想到了鲁迅的亭子间，张爱玲的绫罗绸缎，以及江浙财阀们的你倾我轧。风起云涌的后面，是短暂苦命的安乐奢华。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在二十世纪的记忆，除了一九一九年那件大事发生在北京，其余的便全部任性地归纳到这十年期间的沪上。在我为自己一砖一瓦修建的与汉语有关的字典、地图、史略、博物、民俗，以及属于我心灵的“孤独图书馆”里，始终保存着那个时候的各种细节。所以，在我的认知里，似乎所有的老人都要在沪上尽终，如同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在此开始生活；所有的骚客都要在沪上逗留，如同所有的政党都要在此经营……

　　有友人说：“这十年是除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外最好的黄金时期，是最自由的十年。就文学而言，都是极其颓废的，或者是刻薄的，绝没有谀辞应景之文。这十年，经济是发展了，文化中没有主义，政治上是骑墙的，对西方，似乎还没有万恶一词……”而于我，在寻思沪上这一繁华景象之时，自然想到当时各埠开放人员进出频繁的现象，也想到了西方爵士时代予之的种种影响。

　　在巴黎，始于二十世纪之初的文艺运动，到了二十年代，已经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疯癫人物。庞德及海明威等不吝远渡大洋侨居在此；战后欧洲诸多帝国崩溃，流亡海外的精英人士也大都辗转于此，比如旧俄的知识阶层……

　　在伦敦，出现了所谓“光彩年华”的一代人物。他们中有刚从战场上撤回的失落青年，也有未能参战而感叹命运不济的富家世子。战后征收的遗产税，使日渐没落的中上阶层雪上加霜。牛津剑桥里的纨绔子弟，本来就剑走偏锋，此时更是在满腔愁绪中放浪形骸。乐不惊人死不休矣，加上媒体推波助澜，造就了史上最早的名人崇拜与花边娱乐等各行各业。但与此同时，青年一代蔑视传统、反抗纲常的做法，也蔚然成风。

　　在纽约，因为禁酒，反而酗酒成风；汽车工业、电气时代的到来，现场爵士音乐表演，女性解放，哈莱姆文艺复兴，高楼大厦的崛起等，都使夜场生活活色生香。美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自内战之后才开始，晚于欧陆近百年，但后来据上并独领风骚。爵士时代培育的反主流传统，则为后来的垮掉一代及嬉皮运动开了先河。

　　近年纪念五四运动，总有人批评其激进有余改良不足，摈弃甚多继承匮少，殊不知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将领们，多属于外出考察学成归国的，所以面对苏俄革命、英法浪潮，以及欧美流俗，想要遗世独立而不受影响，不知有多么困难。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沪上的这段安乐繁华，虽然也百般艰难，在我的眼里却像一个人的青少年时光，尽是一番花好月圆，纵使美貌中有瑕疵，也徒添芳华。在我自构的，属于我一人独有的文化史里，论自由，论自然的社会生态，大可相媲于春秋战国，晋魏唐宋了。正如有人把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归类于描写“幸福的”俄罗斯生活的诗歌，我要把我想象中的这沪上十年，归类于“幸福的”时代。“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单调乏味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幸福之人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因此，帕氏的诗歌备受苦刑犯的喜爱。

　　所以，与我的“孤独图书馆”的其他部分相比，与情节更加离奇气氛更加诡异的其他章节相比，阅读沪上的这部分历史，于我来说，就像金兹堡听到对自己的宣判——不是枪决，而是十年劳改时，几乎抑制不住“幸福的”泪水。她默念着叙事长诗《施密特中尉》中的诗句：“咬住帽子，千万别哭！/涅尔青大道几俄里之外/就是矿井。/苦役，多么美好的恩赐！”

苏 州

我一直喜欢不在场的事物。所以，当我在京城时，总会听到我提起千里之外的姑苏。开始可能是因为不能忘怀一把小扇子，一段小曲子，一个小园子；到后来，则是因为它既有杭城的园林，又有沪上的高楼，可谓是两全其美的停靠之地。

　　去年夏天，投宿在姑苏老城的西门附近。午后细雨刚歇，在高楼上推开向南的窗子，城池尽览无余。清一色的粉墙黛瓦，鳞次栉比。阳光隐藏在低垂的云脚，随着云朵慢慢移动，古旧的城池，也忽明忽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长途旅行的禽鸟，突然瞥见了此城绝美的姿容，顿时心生倦意，有了就此不离的念想。

　　在我的地图里，一直把姑苏分为老城与新城两块。还好，市政规划也是照这个思路进行。在老城里，珠玉般的园林，散布在砖瓦结构的低矮民居间，两两相得，互为爱慕。虽然园子早已人去楼空，但由于滋养在市井，加上一直有人打理，所以便让人觉得，园子的主人只是出门远行了，若是不日归还，他亲自洒扫应对，便又是庭院生色春夏秋冬了。旧城里的园子，除了那几个最为有名的，里边亭台水榭一草一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就是游人不多的小园子，如旧居纪念馆等。有一次在一条宽阔的老街上，看见了一个苏绣馆，进去后，竟然在边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极其精致小巧的老宅子，叫琉秀山庄。入门便是一大片湖山假石，看这阵势，像是仿着狮子园造的，气度不凡；两侧是厢房，可全都配了九曲回廊，想来园主是记着颐和园的长廊了；后山也做了楼阁，移步换景的一松一竹，也绝非平常，有着景山的叠石和芍药的姿态。正值盛夏，应是炎热天气，可是园中林木葱郁，光影扶疏，一桥一水，飒飒生凉。对于世间孤苦无助的个人来说，把园子造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改天换地的最大努力了。

　　千百年来，总有人浪迹山水，有人寄情园林，甚至积毁销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对二者的坚定信念都心存景仰。可是我最最敬慕的则是，同一个人，如何从粗粝山野回到精舍园林，或者从深宅大院回到荒山野岭。当年陶潜留恋“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返”，选择了归田园居，也终于未能从山野回到“心为形役”的园林。而从园林回到山野的倒有那么几位。张岱由于国破家亡，从簪履甘旨、轻暖温柔的王谢之家，到批发入山，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李叔同却是主动为之，从富贵风雅，到入山断食受戒出家，再到临终前手书“悲欣交集”，自有一番无人知晓的心路历程。

　　你若想知道老城里的人，都靠什么营生，看看内城的门店铺子便可知一二。曲桥深巷里，游客流连的园林景点边上，总有卖扇子字画的，卖绫罗绸缎的，卖沉香茶具的，卖古琴琵琶的。这还不够，有民宿饭馆，也有看戏听曲的场所。先说这看戏听曲，姑苏应是个好地方。吴侬软语的评弹，随街都有，循声寻去便是。有一夜在平江路闲走，突然听到急急的琴声，悲怆的男音女声，驻足一听，原来正在唱《钗头凤》。本不想留步，可是悲剧的力量，还是一下子俘虏了像我这样命运多舛的人。所以就不知不觉落座在游客散尽的河边石凳上，听了大半响，才悻悻离去。

　　至于城里历代相传的其他行业，几十年来，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年像红木家具、扇子字画这样的手艺，都是家世传承。一九四九年后，最好的技师都被请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剩下的一些入了国营工艺美术厂。市场经济之后，有年头的东西都翻了身价，别说姑苏城里的老东西，一桌半椅或断纸残章，都跑到京城的古董收藏家家里去了；光是国内的新贵就如过江之鲫，古典家具公司、扇庄、字画装裱店、香库琴行都得赶紧制造新东西，来满足大江南北的需求。一时间，寸木寸金，洛阳纸贵，好不热闹。不过时世造变之快，也常让人措手不及。

　　那天在内城遇着一个人，说自己父辈就是工艺厂里的技师。计划经济年代，每日埋首描画上百把扇面，累得都直不起腰来。当儿子的看这行业没出息，改开货车去了。不料后来市场火爆，老父便硬是拉上儿子，开了一家扇庄，没想到赶上了金融危机；好容易熬过几年，又遇上反腐，先前的买家，都有进局子或跳楼的，所以目前也是生计维艰。

　　在文明密集的北半球，如伦敦、纽约、北京，都命中注定似的，一城分为南北东西。伦敦的东区，由于成为工业革命的中心，工人和移民聚居，环境堪忧；而西区，靠近皇家园林，又保留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众多建筑，所以受权贵阶层青睐。纽约则以中央公园为界，西北多花园豪宅，称为上西区；东南多商业、民宅、码头，称为下东区。北京似乎也大致相同。西北有三山五园，又上风上水，加上诸多教育资源，害得众人趋之若鹜；而南城一块，史上多市集民居，所以较为疲弱。

　　姑苏城也是一城分二，新旧有别。旧城在西，北倚寒山寺和虎丘；新城在东，环抱金鸡湖。湖西为工业园区，湖东为高尚住宅区。春夏时分，如果你也是如我这样的自由散漫之人，便可以移步姑苏城的金鸡湖区。湖水千亩，碧波万顷。暖风吹来，你似乎可以闻到老城园林里，一石一瓦上生长的苔藓气味，阶前窗外的芭蕉，正在慢慢变得肥厚，鸟雀在水面低飞，有心无意地叫唤着，映照着堤岸上的桃柳妖娆，一时间，你差点还以为自己傍着西子呢！

　　从湖西工业园区，新建的“东方之门”出发，搭地铁可以直抵湖东北的广场。广场北边建有大剧院、博物馆等，还有从台海来的“诚品书店”。说来话长。姑苏城肇建新城，引进台资，已是长久，非一时一日。城的西南方向，便是太湖，远郊有几多水乡古镇，所以就在城的西南近郊，开辟了高新园区，一条地铁将市中心和周边散布的古镇连接起来，所以出入方便，进退无忧。

　　我去年逗留的一个古镇边上，就有几片高楼住宅区，一家医院，还有两个商场，道路开阔，植物茂然，井然有序。侨居的外籍高管和家眷，客居的中方经理和来往亲友，迁入的年轻白领专业人士，以及在这条食物链上寻觅一升一斗粟米的近郊土著居民，在这儿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而我因为是外来客，所以倒是看到了一些细微的风情面貌。

　　就说这两家商场，一家满是一线品牌，定位多金人士，另一家更近地气，着眼中产阶层。要说中产阶层，真是一言难尽。他们习惯使用白床单，虽然远没有像传说中的某些德国人那样，每天换洗一次，但也已经给我们的文明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白床单用什么面料做成，是否埃及棉？是意大利制造，还是印度代工？白床单用什么洗涤剂，是日本生产，还是中国出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心思越是缜密，越是忧虑重重。

　　这家定位中产的商场，摆满了进口商品，欧美各国自然不说，主要是日本台湾。商场的公共卫生间，也有诸多为女人着想的细节，因为女人悦目，儿童乖巧，中产男人才能体面有加。就说这补妆一事，女人要在奔波的空隙里转瞬完成，单独一人一台必不可少。因为在一个公共水槽前的公共长镜子前化妆，是有诸多隐忧的。女人忌讳在男人面前上妆，但更不能在其他女人面前。别说女人有千差，容颜有万别，这近距离对视同类，画眉又抹脂膏，上粉又贴睫毛，怎一个别扭了得。她在镜子前多滞留一会儿，你肯定嫌弃她虚荣造作；她三两下草草收场，你又鄙视她没有仪态修养；她肤色深浅，她着衣穿戴，哪一样不会招来你心眼里对她的果断评判？所以一人一台，多了隐私，也成就了尊严。

　　旅途的最后一天，本想去苏州博物馆，可惜晚了，在人家封闭的大门前，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不知所措。正好日暮天雨，青葱玉翠的古城，被薄雾笼罩着，竟有一种前世今生难辨的感觉。看到有穿着旧式布衫的老人，挎着竹篮，沿街叫卖茉莉花，还带着雨水，就买了一串。虽然也知道不能长久，却止不住想拥有这芬芳馥郁，哪怕转瞬即逝。

　　曼德尔施塔姆有诗曰：“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这世上只有桩黄金的心事：/让我摆脱你的重负，时间……”我的时间比任何时候都更沉重。我明明知道它不可挽留，却止不住要去触犯这个戒律。

北 京

在北京城，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这几种形式。一类是在海淀讨生活的专业人士，如教师、IT人员等，属于奔波劳碌的人；一类是在朝阳谋生的群体，如商务主管及各级白领、影视从业人员等，也要奔波劳碌；另一类则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市井阶层，或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或外来户，他们要么寄居在城中村，要么来往于远郊村镇，也是长年累月地奔波劳碌；最后一类应该是为官从政的，虽然深居简出，可是整日穿着拉链夹克这种官服，赔笑应酬迎来送往，难道不也是奔波劳碌？

　　说来也巧，我倾一己之力在京城生活，或天马行空或事无巨细，都留下了时间的印记。就在我踯躅多年的五道口，运行了多年的铁路，也终于在我书写这些文字之时，停运了。它似乎给我以往的生活，戛然画上了句号。

　　二十年前我初到此地，周围除了各大院校的高墙，没有其他高层建筑。贯穿中关村的唯一一条马路，是单车道的双向马路，中间隔着排水沟，两侧植着参天大树。常用的交通工具是老旧的公共汽车。然后一九九四年修了北三环，二〇〇〇年修了北四环。然后就是接着修北五环、北六环，京津冀协同发展……

　　印象最深刻的是夏天的午后，是惊雷和暴雨劈打着扬尘的路面，是低矮的平房和逶迤的泥巷，是晚市里拄杖的老人和顽劣的儿童。人们说话也多半是“宏大叙述”。比如这个特殊的群体——出租车司机，他们有着强烈倾诉的愿望，直白的或委婉的。直白的如：“把我惹急了，我就一把火上告去！”或者：“我要遇见一个鬼子，就把他弄上山去埋了！”委婉的如：“警察不扣我们的钱，他们怎么发工资啊？”“我就不爱去国贸那儿，人家也不待见咱们！”无所不及的暴力语言背后，隐藏着白天黑夜、年年岁岁、世世代代不能消解的观点和情绪。至于阶层等级，也有讲究。如城里的司机瞅不上郊区的，国企早退的看不惯“拆二代”，虽说都是四个轮子，还得分是大公司还是小个体。我想只要是凡夫俗子，谁能躲得开傲慢和偏见？但故事背后的故事，叙事之后的叙事，其摧枯拉朽的力度，超越了任何一种力量；魔幻现实的想象，超越了任何一个版本的《百年孤独》。这个群体，如同我见过的众多其他民众一样，他们都被未知的事物打败。像这一位老者，和他年迈的狗一起，坐在破败的小区门口，大声嚷嚷着：“有钱没钱都一样，有钱没钱都一样！”

　　这儿的第二个群体便是北漂。二十年前你在街头巷尾看到的留长发的青年，是怀抱梦想的年轻人，有着颐指气使的毛病，和指点江山的恶习。如当年散居在圆明园的画家们，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动荡后，都被驱散了。有很多迁到通州的宋庄，但由于这样那样的街区整顿或利益划分，又被进一步迁走。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他们中某位画家出版的画册，其中就有当年的一次“行为艺术”——于盛夏，全身抹上蜂蜜，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个不堪入目的公厕，忍受蝇蚊叮咬，生存三十六小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如今有的成了“艺术家”，其作品拍出天价的；有的去了巴黎的左岸，伦敦的苏活区，或者纽约的下东区，成为西方媒体宠儿的；也有的失意潦倒避居乡间，守着半亩地、几棵树和不会说话的猫儿狗儿，以尽残生的。

　　第三个群体应该是外国人。全城的外国人，除了在京城东部的CBD，剩下的不是生活在五道口，就是在去往五道口的路上。我曾听一位美国人说，她在这儿偶遇了大学室友，她们居然同时租住了这儿同一栋楼的同一个单元。世界这么小！不断游走的人，不是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地的公共场所邂逅，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宇宙中心”遇到。

　　还有一个群体是学生。学生的亚文化也无孔不入。学生霸占着这儿的教室、食堂、公园、酒吧等，在所谓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时代，雄心勃勃地计划成为明日的专业人士。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飞速地成长和衰老，不顾一切地经历一切。

　　可是我又想，世界之大，我又怎能给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分门别类？在瞬息万变的人间，他们只是带着一个暂时的标签生活罢了，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进入哪一部史册，入编于哪一个社会学的章节？更不要说，在时间之河上，人心之广邈，怎能受囿于天地万物。只是像我这样的痴人，在此城说及他城，在他城又言及此城，早已是言不由衷，言非所指了。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上，在物是人非之时，我早已是忘了形仅得其意，或者不得其意亦忘其形了。

　　我的宿命，总是在南方向往北方，在北方又想念南方。时空的裂痕，于我是永难治愈的伤，如同我每每在北方，看到别人写南方，就感到自己要突然病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