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周李立

　　小说

　　来 年

　　⊙ 文 / 周李立

　　

　　周李立：一九八四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小说集《欢喜腾》《透视》《八道门》。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日子一到冬天就慢下来，已经很长时间都没什么事发生。艺术区的冬天又更冷清些，如果没下雪，几乎没有值得一说的事。

　　有一年就这样，整整一个冬天，北京没见一颗雪粒。空气干燥得像随时会烧起来，当然这只是人因干燥产生的错觉，不过真要烧点什么，至少还能暖和些呢。寒冷倒是一如既往的。那些铁灰色的树干，看上去就像水泥柱子。艺术区的道路，都横平竖直。路两侧，全是这样的树。入冬前，不知哪个部门心血来潮，大刀阔斧把那些树枝全砍了。人们都看见，那几个穿橘色工装的工人爬在树上，就像树上结的果子。他们的电锯把树枝锯断，任由它们落在路上。效率倒挺高，只两天，树都光了脑袋，所有树都是。工人们号称修剪是为了让树木安稳过冬。“要在大雪前把这些事搞完。”没上树的工人解释，“去年那大雪，可真大啊。”他们行动迅速，第一天修剪完所有树，第二天便清理了路上的枝丫。清理不是太彻底，路上还留了些。两天后，来了场北风，那些细小的树枝和枯掉的叶子，就都不见了。

　　可是，那个冬天没下雪，他们白忙一场。刚刚修剪过的树，就这样站在那儿，像所有人同时理了个糟糕的发型。

　　乔远把一件羽绒服穿了整个冬天。室内暖气充足，羽绒服只外出穿，可是整个冬天他都没怎么外出。附近的兰州牛肉面和成都小吃，是他常点的外卖。不过他每天还是会在两家之间做个艰难选择。

　　等外卖的时间，乔远会站窗前，有时蓬着头发，胡子常忘刮。他觉得，如果窗外有人经过，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眼巴巴的可怜虫。不过多数时候，窗外都没人。寒冷的天气里，谁都不想冻坏耳朵。路上只偶尔出现些野狗，也懒懒散散，像乔远一样不修边幅，等待食物。

　　有一次，乔远试着开窗招呼一条很脏的流浪狗。他只是太无聊了。但他的手刚刚握上不锈钢窗把手，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实在太冷。他隔着双层玻璃，目送它向西走远。土狗一路走一路闻。一条狗，自己走出了猫步，还浑然不觉，反正三心二意的。不看狗的时候，他会抽烟。这个冬天他自学了吐烟圈。他曾经以为很难，试验几次后发现一点儿也不难。

　　没有树木遮挡，视野清爽多了。他能看见路对面，孤零零的红色砖房（那种红就叫“砖红”，他觉得这命名有那么点儿意思）。房前是两层水泥台阶，也光秃秃。台阶之上，是玻璃门，四扇。门上这年圣诞的贴纸还在，只是圣诞老人的白胡子已经很脏，贴纸的字母掉了几个，剩下的字母没法形成单词表达含义。不知是天气阴沉还是玻璃门太脏的缘故，对面房内的情形，乔远看不见。如果他想看得更远，就只好看天。天空也像一扇玻璃门，只是更大、颜色更深。如果送外卖那个小兄弟很久没到，他也不催促。冬天让人变得有耐心了，反正日子漫长得老也过不完，急什么呢？

　　秋天的时候，倒有些让人着急的事发生。秋天那么短，还发生那么多事，现在想来，都有些不可思议。九月下旬，白天还很长，男人们穿短袖，女孩们会随身带上外套。艺术区这些人从不讨论十一长假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每天可都是假期。

　　真正到了十一，倒是忙多了。国庆长假，艺术区举办了多场活动。影像空间每天都有电影可以看。很多片子都不知道在演什么，总是糊里糊涂。乔远看过几次，就不再去了。他偶尔去看画展，倒很方便，最近的画廊只需穿过马路，或者走过几个路口。

　　这年夏天的时候，乔远办过个人画展。那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变得糟糕起来，尤其跟画家们在一起的时候。但秋天的各种沙龙、画展、影展，那些正式、非正式的场合，他都得跟这些人待一起，无可避免。乔远能感觉到，他们有意无意针对自己。一开始他并不确定，怀疑是自己太敏感。到现在他仍这么想，尽管那没什么用。

　　在沙龙上，如果乔远的观点与他们一致，有人会夸张说：“是，你说得对，你是大师，是中国艺术前进的方向。”如果他的观点跟别人不同，就会有这样的声音：“这没什么好讨论的。”好像在暗示他不懂得某些简单的常识。这种感觉很微妙，似是而非，近似被蚂蚁轻叮一口、最坏那颗牙咬着柠檬，或者拧一个生锈的螺丝——不严重，但也总不是太好受。

　　十月的沙龙一周一次。后来的两次沙龙，乔远不再说话，只是“看”他们说。他看见那些嘴在动，频率很快。但他不知道那些嘴都说着些什么，像所有人都讲起了“唇语”。乔远这才意识到，其实根本没人听别人讲话，他们各讲各的。只是，乔远的沉默似乎也让人不爽，他们会在散场前补充一句：“现在画家都流行玩儿深沉吗？”

　　好在十月结束，沙龙就停掉了。乔远干脆让自己少在艺术区露面。他成天都在工作室，并尽可能让自己喜欢这儿。但很难，因为工作室特别像一种提醒——嘿，人都在这儿了，你总得画点儿什么啊——然后他就得准备画点儿什么。有时运气差，一落笔就明白，又废了一张纸。废掉的宣纸，他都整齐摞一起，不乱扔。他想知道，自己一辈子得废掉多少纸。现在，那摞废纸已经比他还高。在没法够着纸堆儿的顶的时候，他开始摞第二摞，这大概也是秋天的事。到冬天，第二摞宣纸也攒下厚厚一层，起码到他脚踝以上的位置。他曾一脚踩上去，软绵绵的，他假装自己踩在积雪里。那时他想，自己死前，一定得把这些作废的画都烧掉。怎么说呢？如果让人看见，还是挺丢人的。

　　十一后，来艺术区的人少了些。但还是有各种人来，白柔就是那时候来的。

　　乔远喜欢白柔的画，还曾模仿过他。他觉得在画画这件事上，白柔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乔远没见过白柔，只知道他深居简出、极少现身。这次来艺术区，白柔是为自己的画展来的。乔远在那家荷兰画廊见到这个老头儿，觉得他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些。白发苍苍，两只眼睛看上去，总有些神伤。白柔穿西装小背心，胸前口袋露出灰色手帕的一角——应是质地上好的丝绸。老头儿个子很小，可怜兮兮地站麦克前讲话。苏南口音和缺掉的牙齿，让他的话变得很难理解，于是在场的人自然响应寥寥。乔远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白柔，这个悲伤的老头儿。

　　白柔解放前在法国学画，巴黎国立艺术学院。解放后他回来了，再没画过现代派，而且越来越传统。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头儿可能想起自己扔在巴黎的青春，于是还是画国画，但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现代派——这才是乔远喜欢的部分。白柔这类画很被市场认可，尤其在西方，他的画展就由荷兰画廊运作。见白柔前，乔远对他有过太多幻想。现在，那些幻想还在，但好像又加了几笔，狗尾续貂，其实没必要。

　　白柔并不认识他。乔远不希望自己在白柔那样的年纪，还那么显而易见地悲伤。他为什么悲伤啊？乔远只能理解成，是因为年龄，他成功了，可是，他也老了。

　　他认为去看白柔是那个秋天最失败的决定。从那以后他更少出门。不如不见——他拿毛笔反复写这几个字，只是越写越差，好在也没人看见。

　　他倒是认真看了白柔展出的那些画，新作旧作都有，也还是好的。只是因为他见过了作者，再看作品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异样。谁说过，吃鸡蛋，不一定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如果乔远不认识艺术区那些人，会不会更欣赏他们的作品呢？但是他已经认识那些人了，没办法再从脑子里把他们删除，像在手机上删个号码那样删除。他想他们对他，可能也这样。因为认识乔远，才觉得他的画没什么意思。乔远为这个想法分外激动，很想找人探讨下，但想不出该找谁，于是又有些不快。他在网上发了匿名博客，写完后看过一遍，确认没什么不妥，发出去了，没得到任何回应。一个匿名博客，讲的是认识画家本人是否会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的问题——可能根本没人关心这些事，可能这只是个伪命题。

　　十月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该算是乔远差点儿被起诉。他现在怀疑自己被陷害了，但没证据，而且对方最终还是放弃了起诉。有惊无险。要告他的人，他至今没见过，听声音很年轻，可能是九〇后，男生。他说乔远剽窃了他的设计成果，在电话里义正词严说证据确凿，要起诉。

　　乔远一开始以为是哪个熟人开玩笑。对方声音青涩，语气却老成得很；真奇怪有人能把这两个特点结合得这么好。对方开始举证，让乔远去某某网站看某某作品，问是不是跟你画的《巫歌》一样？乔远反而踏实了，因为他确定《巫歌》没有剽窃，连所谓的“借鉴”都没有。他想上网站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欣然允诺。对方说：“这种行为很可耻，我不是要赔偿，虽然我知道《巫歌》已经卖了，你狠赚了一笔，但这是原则问题。”乔远在这边开了网站看。他的确看见一张跟《巫歌》很像，不，差不多很像的东西。不是画，是一种包装设计。网站显示的发布时间，跟他画《巫歌》的时间还真差不多。乔远有点心虚，如果被起诉，他根本没法证明《巫歌》的创意来自他的脑子，而不是这个包装设计。他知道自己其实没必要心虚，《巫歌》是他的，他干吗非得证明？男孩没再说“起诉”，只反复强调着“原则问题”。人年轻时总是更关心“原则问题”。

　　除了否认，乔远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对方语气严肃了些，但自始至终都很礼貌，不像坏孩子在恶作剧。真是够了，乔远想着，开始恍神儿，不再说话。男孩“喂喂”了几声，也挂了电话，之后电话就一直“嘟嘟”响，那响声似乎也挺愤怒。

　　乔远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这个中断的电话终究扰乱了他的生活。他开始时常恍神儿，尤其画画的时候，根本无法专注，后来他干脆放下画笔，假装自己不过是在思考。

　　工作室对面的画廊，名为清清。秋天时，画廊玻璃门两侧还各摆一只高高的陶瓷花瓶，白底瓶身上都有青花蓝的“清清”二字。现在，花瓶不见了，也许被挪到室内。冬天就是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被清除的季节，比如那些树干上丛生的枝叶、户外的花草，还有很多人和事，都像被电脑制图软件中那个“橡皮擦”的工具轻轻抹过，然后画面和颜色就消失不见。

　　冬天是一种减法。

　　清清画廊在停业中，据说在内部装修。可是看上去，里面并没有装修迹象。没有工人出没，也看不见什么建筑材料。玻璃门上拴着红色链条锁。也许装修只是个好听的借口，毕竟冬天里，很多事情都停滞了。元旦后，艺术区的小贩就少了很多，因为活动少、展览少，所以游客也少。商贩们早早买好节前回乡的车票。临近春节，车票会紧俏，也不好买到。春节后，他们才会回来。到那时，世界会重新运转。树木抽出新枝，清清画廊会扫洒除尘，开始春季特展之类的活动。这个春节乔远不打算回乡。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本旧杂志，发黄的纸页上，全是与当下格格不入的信息——只有他自己才在乎那些信息。这种感觉日渐强烈。为转移注意力，他将丙烯颜料瓶整理了好几遍，把它们按色彩谱系在木架上排列。他想知道自己对色彩的感觉是不是变差了。

　　男孩又来过几次电话，每次都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如实说其实没打算。男孩就会问他为什么剽窃？然后他自然是否认。男孩就会再让他去看那个网站。他们在电话里一再重复相似的对话。

　　最后一次电话，男孩终究张口了，说要求赔偿。他说打官司太麻烦，而他还是大学生，不想牵扯进去。况且打官司会让乔远更出名，这跟他的本意大不一样。乔远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只是男孩忘了，如果闹到法院，男孩自己也会出名。而乔远是恶名，因为是“剽窃者”，男孩却是看似正义的一方。这不公平。

　　“我没必要赔偿你什么，你没什么损失。”乔远的回答令男孩不满。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着急，后来竟说：“我要得又不多”十足的孩子气。

　　“我们要不见一面吧？”乔远一直对男孩好奇。如果他们真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创作出相似的作品，至少也算个心有灵犀的奇迹，那倒真值得一见了。男孩先支吾一番，又说自己不在北京。是的，他承认他的手机号码是北京的，但是，“放寒假了，回老家了”。乔远问他老家是哪里，他拒绝回答，直接说，“我不想见你”。

　　“如果上了法院，就必须见了，我不会赔偿。但如果你坚持的话，还是去告我吧。”这次是乔远挂了电话，过后觉得自己有失风度，也担心男孩真会一气之下把事情闹大。但自己也是被冤枉的啊。

　　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可能不了了之了。男孩很长时间都没和他联络。乔远总想也许哪天还会再接到他的电话。这也不是没可能。那么，这件事其实还没过去，只是暂时也没什么进展。乔远目前能做的，不过是等待。但时间越长，等待的结果就越清晰，人们等待的事大都如此。乔远也许再不会跟男孩通话，也不可能见到他，他们将永远陌生。乔远希望男孩只是把精力放到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去了，而不是打电话勒索这种事。这样想的时候他会觉得欣慰，对他们再无瓜葛的未来也感到满意。

　　乔远还希望自己永远没见过白柔，就像那个男孩说的，“我不想见你”。可是白柔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乔远又庆幸自己终究还是见过他一面的。乔远已经深居简出很久，他让自己相信外面的世界没发生什么改变。但他还是知道白柔去世了，这毕竟算大事，无论对他，还是对当代艺术来说。白柔的画展刚结束没多久，而他的癌症早就是晚期。十年的癌症。他坚持了十年，已经不容易。知道消息这天，乔远给娜娜打过电话，虽然他们已经分手，但他确实需要找人说话。娜娜没接电话，她在家乡四川，半年前就回去了。这半年对乔远来说，发生了很多事，对她也应该是。她也许变化很大。他没怨她不接电话，怨恨也需要力气，他觉得自己已经气力不足。

　　白柔的遗作展据说已在筹备。喜欢白柔的油画家于一龙，在网络上大力扩散这消息。承办白柔遗作展的，正巧是清清画廊，这看似很合适。清清画廊在艺术区是老牌，格调清雅，从不搞那些出格又让人惊诧的展览。那时还有两个星期到春节，很多人陆续离京，白柔遗作展的消息没掀起太大波澜。白柔患癌症十年，他也许早早就准备好遗作了；哪些是可以拿出手的，哪些是要被销毁的。白柔是懂得谨慎与克制的艺术家，“文革”期间也没受到太多侮辱损害，他当然知道怎么在死后留下清白的名誉。话虽如此，人死也万事休，所有事其实都不再由你掌控。乔远为白柔感到委屈，认为自己已然理解了那老头儿眼里显而易见的悲伤。

　　清清画廊还是没什么动静。乔远每天在窗前观察，希望看到人们一幅一幅把白柔的画挂起来。但画廊的玻璃门仍然紧闭，偶尔有工作人员出现，打开门，很快又匆匆离开。这不是家很大的画廊，事实上，它只有两间小展厅，层高也低，更像是人们居住的那种房子。

　　乔远有一天走出工作室，来到清清画廊，透过玻璃门窥视，因为白柔，他对这家画廊多了些好感。玻璃反光，他只影影绰绰看见里面的凌乱和萧瑟，地上堆着不少东西，像国画卷轴，也像墙纸。他很失望，像是被辜负。尽管他明白，白柔啊、清清画廊啊，这些事，其实和自己并无关系。

　　和自己有关系的事，他也不愿去考虑。艺术区的朋友们在元旦有过聚会，一场盛大的派对。没人告诉他这消息，他毫不知情，直到后来在网上看见那晚的照片。他认识的人几乎都在照片里。他没问过任何人，为什么他被遗忘了？他回想这几个月的生活，竟想不出和这些人有什么交道。他有点儿后悔，看来现在的状态是他自己选的，怨不得别人。他想要不要打几个电话，看看还有谁春节在北京，这样他至少不必一个人过节。他把手机通讯录翻了几遍，又在心里把所有名字一一排除。

　　好在于一龙这期间来过，为临行告别，他也打算回山东过节了。于一龙在艺术区并不讨人喜欢，因为他总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他那些成功的作品支撑着他这副模样。但也因此，于一龙反显大气，至少对乔远突如其来的成功，于一龙没那么在意。于一龙仍提起乔远那次画展的场面：“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白柔。”乔远担心于一龙对别人也会这么讲，后来突然醒悟，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于一龙的好话从不在背地里讲。

　　乔远开始想今天的外卖可以换一家了，要牛排或者羊蝎子。他想和于一龙喝酒说话。但于一龙不能留下吃饭，他临行前还有很多事要处理。白柔遗作展的筹备，于一龙也有参与。有些人总像比别人长了更多手脚，他们能同时应付更多事。

　　于一龙说，白柔遗作不多，大部分作品上次荷兰画廊都展出过，不过还是可以再展出的。白柔的亲属不太愿意办这样的遗作展，一是睹物思人，倒不如不折腾；二来也担心遗作的安全。白柔的亲属说，从前没这种感觉，只觉得画没了毕竟人还在，还能画；但现在，人没了，只剩下画了。

　　“那怎么办？”乔远问。

　　“你猜？很简单，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给画买上保险。”于一龙说。他又说，那些画现在已经交给清清画廊了，准备重新装裱。他为此得意。他这天其实是去清清画廊的，之后顺便穿过马路，来看乔远。

　　“可是我没看见对面有什么动静。”乔远说。

　　“他们资金周转是有些问题，就指着白柔老爷子这次救场了。”于一龙是否答非所问？反正他后来再没谈论这个，只道，“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是的。”乔远说。

　　“也出来活动活动。”于一龙像长辈一般叮嘱。

　　“是的。”他像晚辈一样点头。

　　“别想那些小肚鸡肠的人，他们算什么呢？”于一龙突然说。

　　“什么？”乔远吓了一跳。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从来不理那些人，他们见不得别人成事。不说了，我得先走。你有空来帮帮我，反正春节你也不回去。”于一龙从没用这样的语气跟乔远说话，像是多年知音。他仿佛知道乔远目前的消沉状态。乔远希望把自己在艺术区的痕迹抹掉。这真奇怪，成名前无比盼望自己的名字被所有人知道，现在却有完全相反的愿望。白柔在晚年几乎不露面，看来世界真是把他们这种人烦得可以。

　　因为于一龙这番话，乔远一时冲动提到那个打电话的男孩。刚说完，他就后悔了。好在于一龙似乎没当回事，只撇撇嘴，说不过是个小事，不值多想。“人们都喜欢阴谋论，以为天下人都在剽窃，可不是，现在不就是天下人剽窃天下人吗？哪儿有什么新意？”

　　乔远突然感觉于一龙经常碰到这类事，只是他更豁达而已，可以做到不计较。乔远有点儿羡慕他。

　　“他有个网站，网站上的发表时间在我的画展之前。”乔远补充。

　　“你傻啊，网站的时间可以改啊！”于一龙好像生起气来，“我告诉你，这种事，一般都是认识你的人搞出来的，他们才知道你什么时候画了些什么。”于一龙最后愤愤离开。

　　乔远不太相信于一龙的说法，网站的时间也许真可以修改，但他不愿意事情变成这样，毕竟那男孩的声音听上去那么青涩，习惯之后还挺好听的。所以乔远并没因此宽慰。他也没盘算是哪个熟人在背后搞这种事。如此，他还是不出门，每天看对面的画廊，看狗，看天，等着春节。仿佛春节是一条无形的沟壑，只要他能安稳迈过，来年春天，万物自会复苏。

　　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过春节。此前在北京几年，春节他都回江西老家。去年他没回，但去年他和娜娜还没分手。今年他已经回过一次江西了，是在春天，回去参加表姐一家的葬礼。现在想来，那场葬礼是个噩梦。表姐一家三口，还有一辆车，统统掉到河里，人死了，车废了。因为那场葬礼，现在他不愿再回。只要想到京广铁路线上在春天见过的景象，他还得在冬天再看一遍，不，来回是两遍，他就断定这不是个好主意。

　　他打电话给父亲，说没买到火车票，明年春天再回吧，也许。父亲迟疑一下，表示理解。父亲说：“反正今年你已经回过了。”为这个电话他抽光了一盒烟，才想好怎么开口，完成之后轻松无比。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母亲。她幽幽的声音说：“去年过年都没回。一年就回一次，眼看着过一年就少一次。”母亲生气了。于是他开始问母亲的身体。她有糖尿病，定时需用小小的针管给自己打胰岛素。母亲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他知道她最擅长讲病情，还有各种似是而非的养生经。他耐心听电话，不时表示回应。但烟盒已经空了，他有些焦灼，只想一会儿得让兰州牛肉面的小兄弟顺路带条烟来。这样他终于把母亲也安抚过去，并承诺如果有票，他没准儿还能赶上回家过除夕。母亲好像相信了。他倒希望她不要信。

　　噩梦似乎从春天就开始了，葬礼之后，他回北京，跟娜娜的关系开始僵化，他怀疑她出轨了，时常心不在焉。他们争吵过几次，没什么结果。有些东西好像也掉进河里，再也没法打捞。娜娜在秋天离开他。她没说分手，也没说他们以后会如何，她只是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想一想”，她很认真说了三个字。她还不明白他的问题，就是想得太多，他再不能“想一想”了。但事已至此，他没能留住她。她回四川，不走京广线，她一路上看到的景色，他没见过；而现在他眼中的萧瑟，她也不懂。他们的路，也许从来都不一样。

　　除夕那天，下午四点天就暗了。可怕的安静，像世界已等不到来年。他准备吃速冻饺子，喝啤酒，因为兰州拉面和成都小吃都关门过节了。烧水的时候，他莫名其妙来回念叨“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他想这话是听谁说过的？始终想不起来。只有北方人这么说，但他是南方人。还有一些俗谚，比如“朋友下绊、爱人使叛、父母添乱”，是什么方言中诅咒别人的狠话，也想不起听谁说过。只是今年，这三件事，他怎么还都遇上了？

　　饭后早早上床，比平日还早，竟然很快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恍惚听见窗外噼里啪啦的声音。有人放焰火。他有些高兴自己不必看焰火。那种虚假的绚丽，不是他要的。但很快，他又不得不起床，因为那一瓶啤酒，他现在非得小便。他没开灯，眯着眼睛摸索，但屋内并不黑沉，米色窗帘没能挡住焰火的光。

　　从卫生间出来，他掀开窗帘一角，睡意和酒意就这样，瞬间都没了。

　　不是焰火，是火焰。

　　就在路对面。

　　他定定神，用手抹了下窗玻璃上的水汽。现在他确定，是清清画廊起火了。

　　房顶冒出小火苗，像一丛丛鸡冠花。绵延升腾的黑烟，也清晰可见。火焰并不大，也许燃烧都在室内，没能很快蔓延。房顶有几处，在不慌不忙燃烧。火苗似乎是静止的，像这个冬天一样。烟尘倒是活泼欢快，四处散开。烧过的残骸掉落，引燃地上一小堆不明物，可能是垃圾。

　　天啊！他愣了片刻，竟没想起打火警电话，他先想到，白柔那些画！不知道是不是在里面。他四处翻找羽绒服，想过去看。找到衣服那刻，又意识到，他不可能这样冲进火场。

　　他又回窗前，再看。画廊门窗紧闭，四周没有建筑，门前的树，也只剩个光秃秃的木桩。他判断这火灾并不危险。

　　他打火警电话。电话还没接通，先听见消防车的警报。很远的天空有焰火零星炸开，像撕开一道道伤口。除夕是消防队最忙的日子，那些虚假的、绚丽的焰火，总是给满怀期待迎接新年的人们，造成伤害。

　　他开始感到热，酒意还没散，又穿上了羽绒服。他干脆开门走出去，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到路中间，干燥的烟尘，扑扑敲在脸上。他抹下脸，手上脸上都涩。

　　消防车仍没到，但从警报声判断，他认为它已经很近了，大概就在艺术区大门外。不知道是不是路太窄，所以消防车进不来？如果是那样，事情会很糟糕。

　　他站在路中央，往路东看，希望能看见消防车。

　　的确看见，路东很远的地方、艺术区大门附近，似乎有警报灯在旋转闪烁。他扫视路面，估计消防车能通过。但入口处有停车收费闸口，消防车怕是无法通过。不过他们只要把闸口两边的活动栏杆挪开，就行了。只是那又会耽误时间。

　　燃烧还在继续，不断有什么东西掉落的声响，还有古怪的焦煳味。乔远没走近，也没回去。路上只有他一个人，竟然。

　　他突然意识到，在消防车到达前，他还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件事。他得尽可能迅速行动。

　　他分了三次，才把那些作废的画抱出来。那些失败的作品，被他卷成大卷，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轻飘飘的柱子——他曾赖以生存的东西，不过是这样一些轻飘飘的东西。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儿亢奋。他甚至想过，这样他是不是就算个纵火犯了？他很久都没这么亢奋过了，这毕竟是个沉闷无事的冬天，老天终究在最后导演了一场意外。

　　不，也许是白柔自己呢？白柔根本不想办遗作展，才在天上安排了这场火灾。甚至连那次在荷兰画廊的画展，也许他都开得不情不愿。

　　他一直这样胡思乱想，一边把那些宣纸，扔进火里。他不敢走得太近，热浪让他害怕。他隔着自以为刚好的距离，把它们投过去，像投篮。前两次掌握得不是太好，第一个大卷落在那堆垃圾上，第二个大卷撞在墙上，最后一个命中了，直接穿过窗框，钻进火场。窗户玻璃呢？不知道，也许烧坏了吧。他现在不关心了。那些积攒已久的东西，就让它们都烧掉吧。一起化灰化烟的，还有他最喜欢的画家的遗作。这样一想，他认定这个除夕值得纪念。

　　消防车到了。他在工作室看他们救火。消防员好像对火灾已经麻木，反正看上去，他们只是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火势变小，一点点地，世界重归黑暗。

　　他看时间，夜里十一点多，用不了多久，就是来年了。

　　艺术区的人们后来说起清清画廊那年的火灾时，都异常惋惜。画廊付之一炬后，再没能东山再起。那地方后来是一家更明亮、宽敞和现代的雕塑工坊。

　　白柔那些遗作，此后人们永远无缘瞻仰。火灾的起因，据官方说，是鞭炮引燃了老旧的电线。保险公司对火灾做了番调查，因为白柔那些画会让他们赔上很大一笔，他们希望调查出这是一起严重的骗保案件，只是调查来调查去也证据不足。最终结果不知为何一直没人知道。但即便如此，也足够人们唏嘘。何况再多的理赔款又如何啊，终究也换不回那些作品。

　　关于那场火灾，还有一些传闻。比如住在清清画廊对面的艺术家乔远。人们说他在火灾中烧了自己的画，这都是因为那些画是他剽窃的，之前他的剽窃行为已经被发现，他趁着火灾毁尸灭迹；不过，那些画没烧彻底，还留下些残迹，直到被发现。

　　传闻经过漫长的传播，才被乔远知晓，那时已是新一年夏天。夏天与冬天根本就是两码事。

　　乔远想，那场火和那个冬天的一切，都已经过去太久，以致成为很难想起的回忆。但有一次，他突然明白，那次无端的剽窃事件，他仅告诉过于一龙一个人，然后，它就成为众人皆知的秘密。这样的事情，在艺术区，似乎也顺理成章。

　　“他跟那场火，你别说，没准儿还真脱不开关系啊……”人们多数时候都这样结束关于火灾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