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郭 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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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文学院系列学术研讨会（三）：
“变动的中国乡土与当下中国乡土写作”研讨纪要

　　⊙ 文 / 郭 艳 等

　　

　　郭 艳：当下乡土及其写作，我们所关注的是乡土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于以乡土及其人物为对象的写作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对于以前的乡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来说，乡土写作的“失去”是以农耕文明日渐衰微为大的文明背景的，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经典始终是当下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原点。所谓的文化乡愁应该是指使用汉语写作或者使用汉语（思维）的华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财富，对于这种精神文化的遥想、怀念和缅怀甚至于复古、忆旧都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文学时常表达这种文化乡愁也属于题中之意。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当下变动的中国乡土及其文学表达中的一些问题。

　　刘景松：我很唐突地将当下乡土写作分成了三个大类。第一类：乡土玛丽苏。将乡土和玛丽苏联系到一起，不伦不类。但是细读很多乡土文学，其中的玛丽苏味道甚至超过了布尔乔亚风更重的大都市。好像只有乡村才有真的纯洁，只有乡村才有干净的爱情，才有温暖和青春。这类作品集中在那些通过“深扎”项目，跑到一个小村庄深入生活了两个星期的作家，因为感受到了那乡村的淳朴，洋洋洒洒写出一篇带着泥土芬芳的乡土散文。第二类：乡土小黄文。我称之为小黄文已经展示出我的底线之低，若是摘出其中的一些描写，可以高价卖给日本动作片作为无语言电影的剧本。我看过一些作品，我已经分不清性和乡土文学的关系，究竟是必然的情节需要还是需要的必然情节？高粱地、玉米地、甘蔗地、槐树下、土地庙甚至枯井旁都能展示出中国农民的对天地至理的热切，也许我年轻少见多怪，我只想问问中国农民是这样的吗？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留下的宝贵财富吗？一个作家通过描写这些哗众取宠，赚足眼球，还美其名曰通过人性的丑，才能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丑就是丑，除了能拉低人们的道德底线，起不到任何作用。第三类，乡音文学。在我看来，只有这部分乡土文学才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我之所以称之为“乡音”而非“乡土”，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作家。拿出真正有泥土味，有人情味的乡土作家，都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他们是用自己半生和泥土对话，用自己的脊梁为土地遮阳的人。因为他们爱土地，懂土地，才能有真正感动别人的乡土文学作品。

　　李清源：如今乡村，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亲睦传统和互助精神几乎消失殆尽。长辈失去了权威，子女也不再纯孝，邻里关系也大多复杂而微妙。你找人打牌，一叫一大堆，你找人帮忙盖房子，对不起，我还有事。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付出劳动，必须有物质或货币回报，本亦天经地义；但这同时也说明，传统乡村的互助精神已经非常微弱，乡村社会也因此变得日益缺乏温情。类似的事情很多，也很普遍，相信与乡村还保持联系的人都会有所了解，兹不多举。这似乎可以说是乡村社会伦理道德的大滑坡。事实上，我是不喜欢以道德立论的人。社会秩序的最大公约数是法律，而不是道德。道德首先是用来约束自己，而不是限制别人。良好的社会道德，依托于相对公正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环境。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经济的衰退，都会导致民风的大规模倒退。社会道德的败坏，永远只是社会问题的果，而不是社会问题的因。试图将社会问题归咎于道德沦丧，就是颠倒了因果。在现在的农村，农业经济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式微，传统的社会秩序也早已崩溃，而新的秩序又难以有效建立。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这当真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历史时境，肯定会乱象丛生，原有的人情伦理也必然遭到破坏。不管你是否接受，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的乡村，民风已经不再淳朴，或者说，民风已经不再像传说中的那样淳朴。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人，一提到乡村，马上联想到碧绿的原野和清澈的河流，联想到袅袅炊烟，鸡鸣犬吠，联想到慈祥的老人、正直的大叔、热情的嫂子和憨厚的小伙，联想到小径上的山羊和背驮牧童的水牛。在他们想象里，乡村依旧是诗情画意的人间净土，可以寄寓在红尘世界里困顿已久的精神，安放一不小心就会迷失的心灵。

　　这种想象很美好，然而很遗憾，它不是真的。也许它曾经真过，但是现在不真了。想象和真相往往是相悖的，这很残忍，但是必须面对。对于写作者来说，如果要描写现在的乡村，必须要明白现在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千万不要想当然，把基于某种记忆的想象当成真实。否则，写出来的就不是文学，而是鸡汤，或者金光大道。不论是对于作为描写对象的乡村，还是对于文学本身，这样的写作都是无意义的，也是无价值的。必须真正了解农村的真实状况，弄清楚它失去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失去，失去之后怎么办，才有可能写出深刻的作品，也才无负于我们热爱的文学和我们寄身的这个时代。

　　郭 艳：当下乡土写作基本上是指现当代历史发生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及其人和物，近百年来的中国的乡村。当下乡土文学对于苦难的欲望化表达（妖魔化、异化，审美上表现为失去真和善），以及一味地对乡土表面化的田园风光和淳朴人情的抒情，这些无疑都是乡土写作中非常突出的现象。

　　钱利娜：首先是作家们如何抓住这种变化，展现这种变化中的“失去”。农耕文明弱化，这是乡村面临的“失去”，但宗法制传统依然是农村顽固的根基，这是乡村乃至整个中国顽固的存在。从政治观念、社会秩序来说，中国依然是一个根深蒂固、顽固不化的《罗坎村》。高楼大厦，市场金融，建立起都市文明的外壳。与都市文明相匹配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等文化内核，并没有成为城市文明的本质。袁劲梅用一个小小的罗坎村就把我泱泱大国的来龙去脉给描述和解释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运动犹如板块的吞噬与融合，在农村与城市的空间博弈过程中，人类的命运故事和精神挣扎正是我们能得到的震动。我们的乡村也不是以往的乡村，而是城市现代性高度影响下的乡村，如何记录并展示这种震动，是我们的一个挑战。看上去我们面临农村文明的失去，事实上却是一个写作的契机。乡土写作中的“丢失”首先是我们缺失的实践精神。几年前，我读孙惠芬的非虚构作品《生死十日谈》，文中写到契诃夫在一个岛上生活了三个月，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巨大影响，作家脚步的深度与作品在情感与思想上产生的程度密切相关，那种对于农民精神困境的深挖和命运发出的巨大叹息，曾给我惊讶与满足。我一直不太看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我觉得他们普遍缺少沉到水里去看鱼的精神，如果我不能从你的小说中获得语言的感动、情感的激动和思想的震动，我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读？前段时间我看诺曼的《刽子手之歌》，那种用调研的方式不断接近事情真相的精神，用充足的文学性和精神建构再次重构故事的写作，应该是对我们自身写作的警醒和启迪。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对于生活的复制以及越来越沦陷于讲故事的圈套，从先锋的过于空中楼阁到如今过于迷恋于故事本身，作为一个读者，我的阅读乐趣少了很多。我想找一下，作家们如何树立自身的不可复制性，除了叙述的强调这个文学的基本功。事实上，中国大地上的现实比想象更精彩。

　　窦红宇：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千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度，传统文化是为农业经济和乡村生存状态所支撑起来的文化。这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每个人都与乡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乡土血缘，注定了中国作家文本中的乡土性，其间也构成了包括耕读传统、人文气脉、乡土情怀、审美想象等的独特性。而我们现在反复论及的所谓乡土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它并非产自乡土内部的内视角，而恰恰表现出来的是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种种呼唤、渴求、追寻，以及其间不安不适的各种焦虑。所以乡土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一个庞大而坚固的传统：无论是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还是沈从文式的温情怀恋，在这样两种基本书写模式的笼罩下，乡土世界在作家笔下，从来都不是它自己，作为叙事审美对象的乡村和农夫农妇们始终未能实现一种存在的主体性，乡土文学始终携带的是知识分子们各种“高大上”的精英诉求。近百年来的新文学在乡土的名义下诞生了各种鸿篇巨制，看起来成就巨大，但那些作家基本上都是远离了故乡的“文明人”，他们用城市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安置肉身和舒张欲望，同时又用想象和回忆中的乡土来安抚他们的灵魂，呈现的大多为一种站在外部去俯视和远观乡土的叙事底色。

　　与此同时，在当下的乡土写作中，一是失去了传统。包括语言传统和思想传统的失去。二是作家的不在场。大城市写作和怀念、追忆，导致了亚故乡化写作，人间处处是故乡。广大的乡村或者故乡根本就找不到作家的身影。包括我自己。在有山有水的云南，到处都是乡村，真正的乡村。但是，我们很多的写作者忙着趋附和模仿，忘记了脚下的这块大地。三是失去了真和善。乡村在经过了工业、拆迁、环境污染、新媒体的轮番侮辱和整形后，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弃妇，面目全非。乡土已经不是美丽的家园，而是一切罪恶和荒诞的所在。提到农民进城的住所，无不是人员混乱、秩序混乱和垃圾遍地的场所，他们四处碰壁，他们的精神几乎都是焦躁、焦虑、错位、异化、走投无路和无家可归的，他们，几乎成了原罪的源头。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进城只有悲伤没有欢乐，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三亿农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难道仅仅是算账那么简单？

　　郭 艳：当我们谈论当下中国乡土的时候，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文明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巨大背景的，城市文明不但造成对于乡村生存的物质主义的压迫，更带来精神上的异质性。沈从文早期的一些描写城市的作品如《八骏图》显然也是属于这一类作品，但是沈从文一代知识分子显然感觉到自身对于城市的把握和界定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虽然身在其中，却对变动而复杂的城市经验缺乏精神上的勾连和情感上的认同，由此沈从文塑造他的“希腊小庙”，转入《边城》系列对于中国乡土文化和审美的正面叙述。鲁迅的作品很少对自身经历和知识分子城市生存的叙写，他写孔乙己、阿Q、祥林嫂、吕纬甫一系列的人物，而唯独没有摹写和自己最为密切的大学场景和知识分子文化现场。对于鲁迅一代行走于现代和传统两端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人格和现代生活情境尚在形成之中，俯拾皆是的国民劣根性在城市和乡村滋生蔓延。他们自身血液中流淌的乡土文化心理在向现代转型，在抉心自食中依然彷徨于无地。可能因为无法对刚刚进入的城市提供属于深刻观察和洞见的文学，他们大多选择了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城市生存的流水账，而在文本层面叙述日益破败的乡土社会和日渐溃烂的乡土文化的负面品性。斯宾格勒认为：“城市的新心灵采用一种新语言，它很快就和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广阔的乡村及其村落人类受了伤害；它不能再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狼狈，缄默无言。”

　　如何处理或者说理解这两种异质文明对于乡土的双向渗透和影响，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从乡土田园牧歌情境和宏大叙事背景来看，现代城市生存无疑是灰色的，现代城市生活就是钢筋混凝土中物质主义的生存，至于现代生存和艺术仅仅是灰色、冷漠、虚妄、孤独，还是有着平等自由多元基调上的明亮、温情与爱，可能正是当下面对现代城市的作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宋长征：我喜欢从一件普通的农具、物事，考证、分析它的实用价值，以及发展脉络，以及现代生活与之之间的关系，比如猪的驯化、进化与发展。比如纺织的起源、流变与传承。这是一个浩大而烦琐的过程，《考工记》《王祯农书》《齐民要术》《事物纪原》等等，弥补上了我对农业文明了解的不足。当然，村庄与乡土成了现实中的背景，村庄里的人成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主角，他们的悲欢、迁徙与无奈就成了书写的情节。我是一个不善于叙事的人，往往却能以物的视角冷静看待当下的乡村。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每当梳理完一件或者一宗事物，泥土之上的演变就开始变得清晰，那些旧物的温度，旧时的人，恍若眼前。最后归结到乡土文学“失去”的问题上来，无论是在场的失去，还是空间上的失去，都让乡土文学这个概念陷入尴尬的地位，农耕文明发展几千年，与现代社会或者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一种巨大反差，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让精神文明的进步显得有些迟缓，一方面是传统品德的丧失，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的颓废与凌乱，无不为书写提供了巨大空间。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式传媒的兴起，人们对文学的疏离更加明显。我倾向于一种有价值的书写，而不是情绪的漫漶，乡土或者城市，都是基于人性上的书写，这在每一种题材上都确定无疑。那么重要的是，如何让文字鲜活起来，使之拥有更多的受众，或者在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上做出怎样的调整，才能让文学拥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与延展性。

　　朱旻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正在越来越失去其本身特有的韵味。由于当下中国乡村城市化变革的急剧进行，以至于有论者甚至断言，在中国当下，“乡村”已经消失了。面对被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我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换言之，中国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被城市现代性高度影响下的乡村。我是部队里的作家，就军队的小环境来说：一，兵员结构的变化导致乡土写作者的流失。以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农村兵比重大幅减少，而且逐年减少。城市兵、大学生士兵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农村兵。即使许多籍贯在农村的士兵，也没有真正的在农村生活过。军队作家的来源更是多元化，纯农村出来的士兵在军队中早已没有优势，出路越来越窄，长期留部队服役的不多，从这里面产生军队作家的概率就更低了。农家子弟和大院子弟时代结束，大学生士兵时代到来。二，农村生活体验的缺失导致乡土写作先天不足。新生代的军队作家，即使来自农村，对农村生活的体验也不能与阎连科、陈怀国他们相提并论。三，乡村发展的迅速和空间上的距离使军人与家乡产生隔膜。对于远离家乡的军人来说，乡土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越来越难以把握，越来越难以描写。

　　郭 艳：中国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古代城市中的人和广大乡土社会中的人同属一个稳定的乡土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同构的政治、道德、伦理、情感和审美取向。古代城市更类似于一个人生的驿站，功名利禄和衣锦还乡是传统社会相辅相成的人生主题，对于大多数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告老还乡依然是最为安稳的人生结局和生命方式。在这种同质的文化模式中，城市更多上演皇权的更迭，文官制度与皇权的博弈，当然也有着士人商贾情爱悲欢的点缀，古代城市无疑是乡土价值观念的延伸和扩展。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商品意识和物质消费主义日渐在大城市成为主流价值取向，同时中国乡土社会的心理和价值诉求依然存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中国乡土社会价值观念和熟人社会交往经验。拥有这种经验的群体刚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往往惊诧于现代城市这种异质文化赤裸裸的功利、冷漠、自私与无情。城市当然具备上述种种特质，同时现代城市相对宽松的个体自由、平等文明、价值多元的观念，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当代文学叙事的乡土价值取向所遮蔽。

　　乡土写作中的“失去”所要面对的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式的现代性特征正在生长，乡土裂变中具体个人的遭际命运和精神困境，由此呈现出中国古老乡土上的人发生内在的变化，包括农民工在城市漂移的肉身和精神状态的叙事。从文本表层的情境和意象，到寻找到把握人性深度和意义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文学元素，这些文学元素包括语言、思想、叙事方式、意象和意境的营造等等。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自己文化的历史与当下，该如何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城市与乡土、城市与乡土中的族群、个体的人与群体之间的现代伦理法则，是否具备现代人最为基本的人格认知和文化意识？当下的乡土写作的缺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中国作家面对自身传统——现代转型的文化问题。

　　诗 歌

　　特邀栏目主持：谷 禾

　　又到了海子的忌日。点开朋友圈，海子以及纪念海子的诗歌不出意外地被刷了屏。作为一个写诗人，每年的这一天，我也照例会接到不止一个邀请，希望去赶个场子，说那么几句悲情或慷慨的话。我选择了一概拒绝。在多年以前，我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是海子写到了火车/而是火车写到了海子/从他的死/我们渐渐看清他的童年”。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要说的一切都已尽在其中。二十七年前，海子选择了山海关的一段钢轨，让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二十七年过去，海子和海子之死，亦然被神话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而作为读者，我更愿他健康地活在人间，哪怕一行诗也不再能写出来。你去问他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也一定有与我类似的想法。这个时代，难道不更需要一种“健康”的写作吗？

　　由此，我也想到了本期的三位诗人。他们当是如我一样的清醒者。

　　《钱江书》是桑子同名长诗的节选。桑子试图通过小说式的诗写，去还原或虚构发生在钱江上的一段历史。我们知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所以桑子所勾勒、还原、虚构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置身于历史激流中的岸柳和阁楼荡漾的倒影，石头被冲刷时的摩擦声和开裂的钝响，被滚滚红尘淹没的人物的辽阔倒影。它们一起构成了史家浩繁的卷册所忽略的暗角，及那些泛黄的纸张的皱褶。从这一维度上看，桑子显然有勃勃的诗歌之雄心。《钱江书》的异禀在于它似乎无意去忠实记录和还原故事本身，而是故意把笔墨集中于对故事发生的场景、氛围的勾勒和渲染，把故事打碎了，或干脆藏匿起来，留给读者各自的想象去填充和拼贴。桑子的行文任性而忘我，却又能在精妙处戛然而止。——她是一位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写作者。

　　第一次读到祝立根的诗歌，我有那么一点意料之外的惊喜。祝立根的诗歌带着云南高原的粗粝和红土的腥味，而不见丝毫的为赋新词和装腔作势。他直面芸芸众生的生存之困，而绝不回避。如果我们把诗人当一个歌者，祝立根歌唱的嗓子无疑是嘶哑并带着血腥的——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写作，让我想到了他的前辈，立志为众生立传的雷平阳；这样的诗人如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同时我也看到，祝立根似乎希望能避重就轻，进而完成对前辈的修正和超越；这太不容易了，因为写作修炼的“笨”功夫从来是不可逃避的。从诗艺上，祝立根的表达还不够精确，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蒋兴刚的《时光书》显然是轻拿轻放的。他写逝去的时光，写母亲，写一切与母亲有关的物什，专注而不动声色，却又能于无声处让惊雷响起。如母亲从未穿过的那一件旗袍，如“风吹低野草/把跪着的人，向上抬高了一公分”，如空了的燕子窝“不再是三月的风景，而是一幅冬天的遗像”。我们说，一首诗得好与不好，不在长短而在是否有所发现。有独特的个人发现，一首诗方才有生命，也才能让读者过目而常记心中。

　　主题：变动的中国乡土与当下中国乡土写作
主持人：郭 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发言人：刘景松、李清源、钱利娜、窦红宇、宋长征、朱旻鸢 等
整理：张俊平
时间：2016年4月5日
地点：鲁迅文学院二层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