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邓一光

　　?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路过

　　⊙ 文 / 邓一光

　　邓一光：著有长篇小说《家在三峡》《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远离稼穑》《大妈》等，短篇小说三十余部，电视剧剧本三部，各类文学专著二十余部。作品多次被选载、介译到海外及入选各种版本的年选。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长篇小说《家在三峡》获武汉市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等。长篇小说《我是太阳》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等。

一

二〇一五年深秋，应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李师东邀请，我和作家魏微、戴来前往南疆阿克苏地区，做了一次短暂的边陲行。

　　首站是温宿大峡谷。

　　在南疆诗人卢法政和诗人、翻译家苏德新的陪同下，我们驱车出了阿克苏市，沿314国道向北，车行约一小时，抵达大峡谷。

　　温宿位于天山中段，汉代是姑墨国，也叫跋禄迦国。远古时代，温宿大峡谷并无山峦，而是一望无际的深蓝色海子，海子隆起后，地质受到强力挤压，褶皱变形，经过亿万年的水冲风蚀，形成如今的盐岩喀斯特、丹霞、雅丹、盐丘地质构造地貌，当地人称之为“库都鲁克大峡谷”，意为惊险神秘的山谷。

　　澄黄如金砂的风化岩沙铺向山脚，在峡谷口收缩成一条小路。我们弃车步行，进入峡谷，沿路绝壁兀立，叠峰嶙峋，植被稀疏，无鸟无兽，像极了行走在月球环形山中的感觉。因阳光的变幻，峡谷两侧的山形石貌常常发生奇妙的变化，需要时时站下，仰了脑袋往上看。不知道其他人看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念头，总觉得峡谷连绵不绝，一定藏匿着一些盘桓不去的灵魂，只是隔着多维时空，人类的裸眼无法看到它们。

　　其实，峡谷的入口很多，山谷中的蜿蜒小路也不小，它曾是古代著名的木扎特驿道的一部分，联通南北天山，也是进出西域的丝绸之路北道的一段，当年，往来的中土人、大宛人、天竺人、安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他们驮着丝绸、瓷器、金银器、香料、药材、波斯菜种和羊皮水袋，赶着大宛良马和双峰骆驼络绎不绝地打这儿过去，前往洛阳、波斯湾和罗马，峡谷黄沙中那一串串不断被后继者覆盖的骆马蹄印，记载下人类绵延的交往生活。贞观初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一段路线，说自己渡过孔雀河，西行六百里，到达禄迦国，稍歇数日，再启程去凌山。照这个路线，法师在温宿境内走的正是这一段，也许他就是打峡谷中的黄沙小路上过去的。

　　我是俗人，没有去天竺取经的计划，和同伴一起穿过曲折的峡谷，沿着零落石化的岩阶攀上山谷高处，登上一座瞭望台，抹着一脑门汗展目四望。红日斜照，沟壑满目，眼前的景色十分像一个月前我在托斯卡纳山区的Civita小城看到的景色，那个如梦似幻的台伯河谷景色，曾经帮助宫崎骏创造了《天空之城》中的拉普多城。而此刻，我更希望能想象出远古时期的温宿峡谷，它还在海子时期的模样：碧涛吻天，雪浪戏岸，海子里生活着脊背黑亮的大嘴无鳞鱼和纹路细碎的闪烁贝类，沼泽地中奔跑着麝鼠和红毛狼，天空中飞翔着黑背巨鹳。玄奘法师从西域返回长安后，让他的辩机记录下他在西域听到的几则佛本身故事，主角都是动物，不知道在那几则故事中，那几只雉、鹿、象、兔，与温宿峡谷转世前生活着的动物，有没有什么联系。

　　离开峡谷的路上，我脑海里浮现出岑参的两句诗，天宝年间，这位最终客死旅舍的边塞诗人曾两度在此地从军，担任戎幕，他形容西行之路，犹如到了天边：“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那么，天边是什么？

　　我想到玄奘。玄奘离开温宿大峡谷后，是往乌什城西的别迭里山口去的；他步履蹒跚地在山上走了七天七夜，翻越过海拔四千多米的冰山大坂，其间险象环生，随行徒弟累死了两个，兵卒冻死了三分之一，可见天边的路是怎样一番艰苦。可是，翻过别迭里大山的玄奘却不能停下来，他的西行之表并未获得唐太宗批准，他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就算想退，也退不回长安；他将咬紧牙关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前往热海、碎叶、千泉、逻斯，折头南下，至白水、沛汗，再西行至大碛和羯霜那，折往南向，重返帕米尔高原，过隘口至坦蜜、揭植、梵衍那，翻越大雪山和黑岭，这才进入天竺境内。

　　照说，精疲力竭的玄奘终于可以喘喘气了，然后在天竺境内数十国间从容游学，最终到达他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可是，且慢，万僧云集的那烂陀寺只是法师西行的终点，并非天边，在名扬佛界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之后，身载“大乘天”和“解脱天”无上尊号的玄奘将再度踏上十万里归途，以冒越宪章之身重返长安，弘扬佛法，以完成佛教文化的传递。

　　可见，地球是圆的，没有尽头，人们只是对未曾到达之地充满了好奇，把它们当作最终的理想和愿望之地，称它们为天边。这样的天边没有尽头，是常新常易的，只是，有的人会消失在前往的路上，让剩下的人深感天边的神秘和尊严，对天边更存敬意罢了。

二

离开温宿大峡谷，我们前往克孜尔石窟。

　　已经跑过四十万公里的老式越野车由北折东，从连绵数百里的戈壁中穿过，车后搅起一团旋转远去的黄尘。扭头看车窗外，两头双峰骆驼卧在公路旁，慢条斯理地啃啮着路边的沙蒿，它们身后的戈壁中，兀自立着几株稀稀落落的孤木，猜测那是枯死的胡杨，时辰不早，要赶路，没有下车去问候，只是脑子打滑，想起我们乘坐的车。

　　远古时期，克孜尔是龟兹国领地，当年玄奘过龟兹，龟兹国王盛情款待，席间有三净肉，玄奘法师婉转拒绝，龟兹国王很不高兴，“深怪之”。玄奘对龟兹国王好意备下的比丘食未动一著，却记录下一件事。龟兹国城中有一座大龙池，池中的潜龙经常从水中出来，变形为马，与牡马交配，牡马由此产下龙驹，所以，古代的龟兹多产良马。如今，国道上、街道上，到处跑着各种型号的机动车，早已不见龙驹的影子，而《隋书》中说，龟兹王排场极大，出行时连龙驹也不愿意骑，坐骑是一头鬃毛披拂的金色狮子。狮子威严，又是王的坐骑，断不会撒了欢地乱跑，若比快，怕是不如机动车。但我胡乱地想，设若一头金色狮子驮着一位金色的王走在我居住城市的马路上，周遭行驶着锃亮的BV、FC和SSC，那会是一幅怎样的情景？我猜，不管服不服，豪车的主人会下意识地踩下刹车，变速行驶，为金色狮子和它背上的王让开主道，毕竟，王者的气质不是V型8缸发动机和珠光漆能带来的。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的克孜尔镇，离古代龟兹国的国都不过三十五公里。龟兹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第三大国，汉代在此设立西域都护府，唐代设安西都护府，清光绪年间设直隶厅，《隋书》称其“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是古丝绸之路上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

　　克孜尔洞窟和群寺建在明屋达格山的悬崖峭壁上，山脚下，清亮的木扎提河和略为泛黄的渭干河蜿蜒流淌过，干燥的暖风从山谷中穿过，带动杨树叶飒飒作响，杨树摇动一阵，然后便是漫长的寂静。石窟群落下，有一座不大，却十分干净的小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尊真人等比的铸铜塑像，塑像的主人是一位低头沉思的中年男人，他是伟大的佛学家鸠摩罗什。

　　公元初年，印度佛教经大夏、安息、大月氏，越过葱岭传入龟兹。公元前二七二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军事势力扩张到龟兹，他把龟兹作为封法之土，赐给太子法益，那以后，杀戮成性的他开始信奉释迦牟尼，停止武力扩张，将以四谛、五蕴、八苦和众生平等思想为基础的佛教奉为国教，对婆罗门教和耆那教也大为宽容，向周边国家派遣王子和公主率领的教法团，推广佛法，佛教由此走向世界。龟兹的佛教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快速发展，以小乘为主，兼及大乘，其正法内容包括孝顺父母、对世人仁爱慈悲、尊重动物的生命、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对天下其他宗教善意宽容，等等。我做了一个简单比较，这些内容与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三十条内容非常相似或接近，即使在今天，也十分符合现代人性的主张。

　　三世纪中叶，佛教在龟兹进入全盛期，《晋书?西戎》说那时的龟兹：“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龟兹佛教：“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可见佛教在当时的龟兹如何盛行。

　　玄奘称，“经教律仪取则印度”。据考证，印度佛教在东汉时期经龟兹传入中土。法国佛教学者和东方学家西勒万?列维在研究过公元二世纪中国最早的佛经印本后，撰写《所谓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认为佛教用语如“沙门”“沙弥”等与梵文中的sramana、sramenera无法对应，却与龟兹语的samane、sanmir很接近，由此断定，中国的佛经是由龟兹语翻译而来。龟兹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吐火罗语方言，用婆罗米文字书写，作为佛经传入中土的媒介，中土译本多与梵本显出差距，需要精通经文，同时也精通梵文、吐火罗文和中土语言的高僧再度完善经文的翻译，以保证经义的准确。而鸠摩罗什、义净和玄奘三人，正是使佛教的经教律仪在中土发扬光大的三大翻译家。

　　鸠摩罗什出身于天竺望族，祖辈世代为相，父亲一心修行，弃相出家，逃到龟兹国，在国王的软硬兼施下，娶了国王的妹妹为妻。鸠摩罗什七岁出家，九岁随母亲游学天竺，自幼习得大、小乘经典，成为西域不二法座上的中观大师；他在西域各国传法时，所受礼遇之盛，国王们均匍匐在地，让他踩着脊背登上佛陀法座。公元三八二年，为了迎请鸠摩罗什到中土弘法，蔡坚遣大将吕光攻伐龟兹，吕光骁悍，不识佛陀珍贵，将鸠摩罗什劫持至凉州，押为人质，百般轻薄，直到公元四〇一年，姚兴攻伐后凉，才将鸠摩罗什迎入长安，以国师礼待，请他主持译经大事。

　　鸠摩罗什不但精通佛法，能操多种语言，而且博学多闻，文学修养极高，经他手翻译的佛学经典，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维摩经》《华手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十诵律》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一世纪，和鸠摩罗什一起来到长安的西域高僧中，还包括龟兹王子帛延、帛尸梨蜜、帛法炬、佛图澄和莲花精进等，他们也参加了长安那一次划时代大规模佛学经典的翻译工作，可见龟兹王室中，佛学是必修教养，皇族中不乏经学大师。

　　关于克孜尔石窟的来历，当地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古代龟兹国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喜欢和动物嬉戏，有一次，公主和一头豹子玩耍时被豹子推倒，生气的她追逐豹子翻过几座大山，一位年轻英俊的猎人恰好路过，将豹子捉住带到公主面前。公主爱上了年轻猎人，两人经常在郊外幽会，感情越来越深。年轻猎人向国王请求娶公主为妻，国王视公主为掌上明珠，不忍当面拒绝爱女，表示自己为女儿准备了无数嫁妆，如果猎人能在国都旁的明屋达格山上开凿出一千个石洞来容纳那些财富，他就答应猎人的请求。年轻的猎人走向明屋达格山，日夜不停地开凿石洞，等他终于开凿完九百九十九座石窟时，国王派人送信告诉他，公主已经嫁给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年轻猎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从明屋达格山上纵身而下，化为山脚的渭干河，宁死守护着自己痴情开凿的石洞。公主在宫中左等右等，等不到爱人的消息，一路呼唤着爱人的名字来到明屋达格山下，得知爱人殉情，悲痛万分，旋投身山脚，化为木扎提河，与爱人一同永世守护着那九百九十九个石窟。

　　这当然只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版本，历史远没有故事那么浪漫，却有着相同的残酷。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享中国五大石窟美誉，是中国佛教石窟中开凿最早，全世界开凿时间最长的佛教石窟，待续时间达六百年；它和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敦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和托乎拉克埃石窟一起，聚集了西域佛教的辉煌历史，也是中土佛教史的重要源头。五世纪后，龟兹先后沦陷于嚈哒、吐蕃、回鹘人之手，佛教文化大受摧残。到十一世纪末，回鹘的黑汗王朝改宗伊斯兰，西域一带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遍布龟兹的寺院庙宇被拆掉，佛像被捣毁，佛教经典文献被焚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龟兹佛教文化逐渐消失殆尽。

　　在伊斯兰教征服西域的战争中，克孜尔石窟受到严重摧毁，此后近千年无人打理，淹没在黄沙中。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法、俄、德、瑞典等国探险家先后来到西域，进行考古发掘，带走了大量西域珍贵文物。日本人大谷光瑞得知西域探宝所获匪薄，不甘落后，组织了一支基本上没有任何学术背景的考察队，于一九〇三年来到西域。他指派队员渡边哲信和崛贤雄潜入克孜尔石窟，使用盗掘工具，将洞中大量壁画整块切割下，连同一些塑像和经文带回日本。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三年，德国人格林韦德尔和勒科克数度来到克孜尔石窟，对所有能够进入的石窟进行了测绘、记录和拍照，同时带走了大量壁画、塑像和经书。在德国人第二次对克孜尔石窟抢劫前后，日本人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郎也来到这里，参与了掠夺宝藏的行动。这期间，俄国人奥尔登堡、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因等先后加入了掠夺队伍，致使克孜尔石窟中的塑像和壁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直到一九二八年，因为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一次又一次在中国西北部搜掠大量珍贵文物的行径气愤不已，三十五岁的北大学者黄文弼毅然报名，加入了中国和瑞典两国组成的联合考察团，来到克孜尔。黄文弼在明屋达格山的悬崖上没日没夜地工作，饿了啃两口烤馕，渴了喝几口山脚下的河水，困了便阖衣躺在残片四散的石窟中打个盹。他对克孜尔石窟的一百四十个洞窟进行了测绘和编号，并且清理出部分洞窟，至此，国人对克孜尔石窟的关注和保护才渐渐开始。

　　我们沿长长的石阶攀上悬崖，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kuyash kun为我们做讲解员，她告诉我们，克孜尔石窟中的大多数洞窟被毁掉了，或者仍然掩埋在大山深处未曾勘发，有编号的洞窟目前只有二百三十六个，壁画仅剩万余平方米，题材大多是佛教、因缘和本生故事。kuyash kun带我们看了四个僧侣们拜佛讲经的支提窟，其中第17号主室保存得相对完整，在窟券顶和两边的侧壁上能依稀看到三十八种本生故事的壁画，有一幅画表现的是商人本生的故事，画儿上，一位头戴天方毡帽，波斯人相貌的商人点燃自己的双手，为迷失方向的同伴照亮道路，情景十分震撼。第三十八窟中的壁画中绘有伎乐图，记录了古代龟兹乐工们弹奏琵琶、箜篌，吹奏横笛的内容。175号窟中的壁画，既有释迦牟尼降生与涅槃变相内容，也有古人耕地、制陶等劳作内容，十分珍贵，只是佛陀身上的颜料金被盗洞者刮去，洞中原有的塑像也全都被盗走了。

　　参观完佛经窟，kuyash kun特地带我们去了一个僧侣居住和坐禅的毗河罗窟，让我们感受一下当年僧侣们的清苦生活。那是一个狭小简陋的石窟，窟中已经没有任何人类生活的痕迹，唯有残缺的泥榻前照影墙上，留有黄文弼用毛笔题写下的一段文字。黄文弼当年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也许就把简单的行李安置在这个洞窟中，其实他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大多时候，他在支提窟中没日没夜地工作，困了就地躺下打个盹，只是因为这个洞窟中没有壁画，他才在墙上题写下自己的心情，时隔近九十年，文字中对盗掠者的愤慨和对祖国文物的珍爱之情，仍然历历在目。

　　从洞窟中出来，阳光在眼前晃动一下，落到山后去，黄昏到来了。我们朝山下走去。我问kuyash kun，她的名字在维吾尔语中的词义是什么。她告诉我，太阳。我特别想告诉她，太阳，多好啊，黄文弼，多好啊，他是我的湖北同乡，他不光为克孜尔石窟的发掘和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还是最早考察高昌和交河古城遗址、发掘雅尔湖麴氏高昌墓地、发现罗布淖尔北岸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的中国学者，足迹遍及哈密、伊犁、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和和田。但我终究没那么说。

三

离开克孜尔石窟，我们折向东南，前往沙雅。

　　去沙雅，是为了看胡杨。

　　沙雅位于古丝绸之路北道上，汉代时是龟兹国的一部分，维吾尔语把它称作皇室后花园，《晋书?西戎》说这里“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这个景象现在见不到了。

　　前些年，我在塔克拉玛干南部沙漠行走过一次，多年过去，那辆拉柴火的驴车和闲静地躺在炙热沙漠里的维吾尔族孩子总是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于是便向李师东提议，在看胡杨之前，先去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

　　一大早，车载着我们前往沙漠。出城后，车行驶在乡村小道上，正是棉花采摘二季桃的时候，连绵不断的棉田中，棉株已成黑色，植株上挂着一朵朵绽开的棉桃，看不到收棉的棉农。车行驶不到一小时，连一点过渡都没有，一片棉田的尽头，沙漠猝不及防地迎面撞来，我们进入了沙漠。

　　克拉玛干沙漠是地球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形成于六千六百万年以前，从形成的那一天起，它就一直在流动，只要有风，今天的它就不再是昨天的它，此刻的它就不再是前一刻的它，甚至只是眨一下眼睛，它就变成你不认识的模样。我们到的前几天，当地刮过两场风，沙漠中见不到野骆驼和野马的蹄印，沙漠边缘生长着的柽柳、红柳、胡颓子、罗布麻、骆驼刺和蒺藜中，也看不到野兔的踪迹，灰蒙蒙的天空中，只有几只白腹黑鹳和长喙鹈鹕，撑着巨大的翅膀向塔里木河方向飞去，那以后漫长的时间，沙漠静如死海。

　　古人多以雪沙比喻沙漠，也许是光线的原因，我没有看出来。站在高处的沙丘上极目远眺，青沙莽莽，沙丘连绵起伏，经过风的反复造型，几乎每一片沙丘的模样都不同，或似细浪、羽毛，或似龙鳞、蜂巢，那些被风平地拔起的沙丘群，有的高达上百米，它们像无数冢堆，锥顶露出一截截枯死的胡杨秃干，静静地散落向天的尽头。金沙隆起或陷落，时刻迁徙不止，那些枯死的胡杨，它们却不会移动，沙上一尺桩，沙下百丈根，如同远去的历史，朔吹金钲年代不再，远征边陲的将士尸骨和他们的角弓铁衣则留下了，在沙丘下静静地埋着，越陷越深，任人怀想。

　　离开沙漠后，我们去看胡杨。

　　世界上绝大多数胡杨都生长在中国，而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胡杨生长在塔里木盆地，托福于上苍赐予的塔里木河系，沙雅有着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塔里木河恐怕是地球上最顽皮的河，它就像好奇心极强的男孩子，从来不从同一条河道上通过，每年的汛期，它都会或多或少地离开故道，去别的地方看看，在那里留下它的足迹，然后再离开，而它所经之地，地势稍低处就形成一个又一个湖泊，大片的胡杨林沿湖生长，甚至快乐地长入湖水中。

　　胡杨是古老树种，有着六千万年历史，维吾尔族人称它为“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这种树生命力旺盛，一冒芽就拼命往沙土里钻，成年树能长到三十米高，等到树龄老化时，树冠会自行脱落，只保持数米的高度，枝叶依然茂盛，甚至有些树明明已经死了，一场汛水过去，树根上又冒出翠绿的新芽，再度死而复生。

　　不过，生命力再顽强，也抵抗不住人类不知节制发展导致的灾难。

　　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塔里木水系遭到严重破坏，以水为复苏灵药的胡杨林大面积死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塔里木河中下游尚有胡杨林五百八十万亩，野骆驼和野马鹿在林中出没无常，五十年时间内，塔河流域建成了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三十座，河水被无情地劫走，下流基本断流，胡杨林大面积衰败死亡，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亩，而且每年仍以数万株的速度递减。如今，大自然正在残酷地报复人们，塔里木河下游沙漠化土地已经超过半数，传说中的绿色走廊早已不见踪影，很多牧民失去了绿洲草场，不得不离开故土，举家迁往其他地方，成为生态难民。

　　我们来到一片野湖边，茂密的胡杨林沿湖生长，鲜黄的树叶层层叠叠，一群三趾的麻衣鸨被我们惊动了，展开可笑的扇形尾，从湖面上快速奔跑过，消失在湖对岸白银般铺去天边的芦草中，芦林摇晃了几下，复归平静，湖水的碎金却还闪烁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复原。

　　湖畔有一群当地维吾尔族青年和汉族青年在联欢，红毡毯沿胡杨落叶铺出老远，青年们席地而坐，不断有人送上瓜果、烤鱼和烤肉、刚出炉的烤馕和冒着气泡的啤酒，青年们吃着喝着，争先恐后地起身跑到空地上去，为同伴们表演节目。我们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大致看出了门道，汉族青年表演的全是唱歌，曲目多为“主旋律”，维吾尔族青年则歌舞皆有，小伙儿唱民族曲目，姑娘们则跳赛乃姆舞，青年们的观念和方式的对比立现泾渭。

　　赛乃姆舞以奔放著称，原来叫胡旋舞，或者柘枝舞，是中亚古典舞蹈种类，十六世纪由赛兰人带入西域后，与龟兹古典舞交汇，吸收了龟兹古典舞蹈中的移颈、弄目、弹指、跷脚等表达式，奔放中有了顾盼多情的成分，佛教盛行时期，又加入了“美人佛”内容，使舞蹈更为丰富多彩，我们头一天看到的第38窟中的伎乐图，在主室穹顶独特的菱形格中，就大量出现了赛乃姆舞中“苏幕遮”“胡旋舞”“胡腾舞”的内容。古人表现这种舞蹈的作品有不少，比如有着龟兹人血缘的白居易，他在《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旋，手应鼓。旋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丝转篷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此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岑参在他的《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旋歌》中说：“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

　　在新疆，几乎男女老少都会跳赛乃姆，其中以库车、喀什和哈密的赛乃姆最为著名。

　　说到赛乃姆舞，自然不能忽略龟兹音乐。玄奘法师当年路过龟兹时，对龟兹的音乐大为叹赏，特别提到，这里的人们以管弦歌舞伎艺见长，其音乐天赋超过西域诸国。

　　古代龟兹乐器种类繁多，大致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筚篥、弹筝、腰鼓、羯鼓、都昙鼓、侯提鼓、答腊鼓、毛员鼓、鸡娄鼓、齐鼓、檐鼓、贝、皆、铜钹等十九种，这些乐器传到中土，为汉地宫廷崇尚，成为宫廷中人争相效学的乐器，杨玉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古代四大美人中，论美貌，杨玉环排在西施、王昭君和貂蝉后面，若以颜值搏取出头机会，一定显得单薄。唐玄宗李隆基后宫三千，且率土之滨，莫非王妻，缺血性不缺美人的他偏偏向儿子下手，将儿媳杨玉环掠为己有，可见杨玉环的美貌并非李隆基为之神魂颠倒的主要原因。

　　史称杨玉环“善歌舞，通音律”，不但琵琶弹得无人可及，还是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凭音乐修养和技艺，西施、王昭君和貂蝉远不如她。李隆基正是音律中高人，他稔熟汉地音乐，对西域音乐也倍加痴迷，曾亲自组建皇家乐伎班子，自任艺术总监，参照由西域传入的《婆罗门曲》，以太常刻石方式创作了唐代宫廷大曲《霓裳羽衣曲》。开元二十八年，李隆基召时为女道士太真的杨玉环到华清池见面，特别吩咐宫廷乐队演奏《霓裳羽衣曲》，他自己则手持羯鼓，击节指挥，迎美人入宫。杨美人此时有什么表现？鞠身拂尘，与皇上两厢还礼，遂怀抱琵琶，且奏且蹈，于殿前轻歌曼舞。太臣张说在《华清宫》中记载当时的情景：“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白居易后来也追忆：“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充分说明，李皇上看重的并非全是杨美人的颜值，杨美人也不光是李皇上的红粉之好，还是他最重要的艺术知音，是唐代音乐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的联手打造者。正因为舞乐伎艺精湛，美人多了才情，魅力平添七分，李皇上才将杨女子视为精神伴侣，“尽日君王看不足”，难舍难离，称得到她“如获至宝”。

　　据史载，天宝之乱中，杨玉环缢死马嵬坡，那以后，宫廷中再也没有演奏过《霓裳羽衣曲》。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寻得《霓裳羽衣曲》残谱，令人补缀成曲，但已非原味。李煜也是高级别的文艺青年，才情不差，可到底曲子遇知音才会“泠泠然，多新声”，只凭才情，也只好空剩技艺，无非华丽盖人而已。一首名曲，“寂不传矣”，可见在李皇上那里，以及大唐宫廷中，这首曲子都与杨玉环有着不解的关系。

四

时逢古勒巴格乡巴扎日，看过两地青年表演的几个节目后，我们离开胡杨林，前往古勒巴格乡去赶巴扎。

　　多年前我来南疆时，南疆的乡村不是如今城镇化的样子，从天山到昆仑山，沿库尔勒、阿克苏，库车、喀什，再从和田到英吉沙，数千公里的大地，全凭几条沙砾路连接，几乎看不到几段正经公路，用岑参的话说，叫平沙莽莽黄入天，随风满地石乱走。乡间的建筑大多是“阿克赛式”或“阿以旺式”民居，那种用黄黏土筑成的平顶房屋，家家户户都有种满植物的回廊和院落，想吃无花果和巴丹木了，不用去别处，院子里伸手就能够着。那时的巴扎，多设在乡村外的开阔地带，或水鸟群飞的塔里木河畔，或黄叶飘零的胡杨林间空地，每逢巴扎日，附近的人们就带着需要交易的货物兴趣盎然地赶来，繁忙的交易和令人食指大动的饕餮之外，必定有一场热烈活泼的歌舞。那一次，我和同行的伙伴在维吾尔族朋友家里吃沙坑烤的全羊，在塔里木河畔逛巴扎，有一回，在胡杨林中吃冻酸奶，喝伊力特，醉倒在蜜蜂缭绕的大树下，做了一回庄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如今，南疆的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日行八百里不再困难，民居也在内地的援助下规范化了，门窗上的美丽图案依然在，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分不出主人的性格，巴扎则大多固定于乡镇所在地，而且不再是咴咴吼吼的驴马车摊和地摊，已经看不到塔里木河的美景和热烈的歌者舞者了。

　　信步古勒巴格乡巴扎，沿街的商贩和逛巴扎的人们以维吾尔族、回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人居多。远古时期，龟兹的居民主要由东伊兰语种的人种构成，希腊罗马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土文化交汇于龟兹，形成了多元文化艺术的纷呈现象。随着历史发展，大量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系族群，如突厥、月氏、乌孙、匈奴、高车、回纥等，以及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斯语系族群，如鲜卑、柔然、蒙古等族群人种涌入西域，龟兹一带多为欧罗巴和蒙古利亚血缘人种，或者血缘杂糅的后裔。以沙雅为例，全境人口约三十万，民族达二十二个，维吾尔族人占到百分之八十六，剩下的是回族、东乡族、壮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和汉族，内地人来到这里，满眼异貌，让人有万国人聚首的感觉。

　　巴扎上，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经营百货、农具、五金、木器和电器，卖烤全羊和抓饭的餐馆一家连着一家，炭火的烟气和食物撩人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背街上，有专门的市场经营民族服饰、西域手绣、三北羔皮和地毯。有一家卖民族乐器的商店，我进去看了看，不像史书中记载的种类那么丰富，也没见到一位客人，中年店主坐在那里，低着头有一搭没一搭刷屏，她头上挂着一排热瓦甫和几只达卜鼓，牛皮鼓面已经落满灰尘。

　　路边的小摊贩则是另一种景象，人头攒动，百物皆有。不是季节，闻名遐迩的南疆小白杏没见着，各色果干却沿街摆开，琳琅满目。我惦记着好吃的，沿途搜寻，依次看到卖野蜂蜜的，卖鲜榨石榴汁的，至于摆摊卖熟食的，塔里木河烤鱼、羊杂碎、鸡蛋拌鹰嘴豆、卤水炸蛋、面肺子，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行人来来回回逛了两圈，在若干食档上品尝了甜瓤西瓜、羊肉串、烤包子和凉粉，直到个个嚷道再撑不下了，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巴扎，驱车东返。

　　路上便遭遇了魔鬼林。

　　说遭遇不对，其实是预谋。

　　有一个说法，不知出之何处，说胡杨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这样的植物无疑有个性。头一天在沙漠边，倒是看过一些死去的胡杨桩，但风沙已将它们基本淹没，看不出什么来。所以，头一天大家就约定，看过鲜活的胡杨不能算看过，一定要看看它们死去后屹立不倒的样子，不然，胡杨三分之二的经历就被我们忽略了。于是，回程的路上，我们选择了一段省道，专程去看魔鬼林。

　　公路从沙漠中穿过，一路上几乎没有遇见什么车辆。车驶出数十公里，离开公路，在沙漠中辗着细沙，再驶出一小段，然后停下。我们下车，魔鬼林就在眼前。

　　眼前的魔鬼林正是胡杨的坟场，它们有很大一片，已经渐趋变成了化石，静静地耸立在沙漠中，一直连向看不见的尽头。我站在那里，想象它们活着时的琼林玉树，姿态万千，再看着它们死后变成刀林剑树，凝风停云，一瞬间，我有一种窒息的肃穆感觉。我向那些静静的树走去，再穿过它们，走向林间，脚下的沙粒发出尖锐的呻吟，这样走出一段路，连我自己都有一种正在石化的感觉。

　　胡杨耐旱耐涝，耐寒耐碱，生命力顽强，理论上，树龄在二百年左右，但人们往往夸大了生命的耐受力，岁月侵蚀，天灾人祸，千年不死的胡杨是极少的例子，恐怕地球上也见不到几棵。不过，死亡也是有姿态的，大多数生物尊崇着物质世界的规律，死后气化流行，生生不息，胡杨则不然，它们死时保持着生命最后时刻的姿态，从此不再变化，那一尊尊枯死的树干，就像一匹匹试图跃向天空而不得的胡马，蜕去树叶的枯枝，就像胡马的辔头和飞扬的马鬃，永恒定格在某一个瞬间，不再改变，那样的千年不倒，再千年不朽，就脱离了传奇色彩，有了哲学的意义。

　　我在一棵死去经年的胡杨树干上靠了一会儿，从它脚下的青沙中捡起一块树皮，装入行囊。这是我最想从沙漠中带走的礼物。

五

离开南疆的那天早上，我去阿克苏街头小店淘音碟，看到有本地乐手演奏的《赛乃姆》《麦昔列普》《木卡姆》《撒玛》和《夏的亚乃》，很喜欢，买了几张，因为离开南疆后行程并未结束，还要去别的地方，便托当地的朋友替我寄回深圳。没想到，半个月后我回到家中，朋友来信，抱歉说那些音碟邮局不给寄，我只能遥遥相对，想象它们的模样了。

　　这件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稍通历史和音乐的人都知道，龟兹音乐传入中土与战争有关，但更与艺术的传播有关，如果没有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和白明达的传播，龟兹音乐将在内地减少太多的痕迹，中土音乐也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和光彩。

　　公元五八六年，突厥木杆可汗将公主阿史那嫁给周武帝，陪嫁品中有一支来自龟兹、疏勒、安国和康国的艺术家队伍，著名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和白明达就在其中。苏祗婆出身于音乐世家，精通音律，以琵琶技艺著称，他将西域“五旦”“七调”的调式理论带入中原，后来，隋朝音律学家郑译拜苏祗婆为师，将“五旦”“七调”理论与中原调式理论加以对照转译，创立了旋宫八十四调，奠定了燕乐二十八调理论，不仅对中土音乐起到重大的变革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宋词元曲乃至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以后，二十八调音乐理论逐渐传至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国家和地区，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艺术，筚篥作为乐器，至今还在朝鲜古典音乐中使用。音乐家白明达也是龟兹人，隋朝时他“造新声”，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名曲《泛龙舟》《长乐花》《十二时》《斗百草》《还旧宫》《相逢乐》都是他的作品，他创作的《春莺啭》《感皇恩》《苏莫遮》等著名曲目甚至流传到日本，如今仍然是日本雅乐中的名曲。

　　唐代的佛教音乐基本由龟兹音乐演变而成；隋唐总乐中，无论《七部》《九部》还是《十部》，都有专部的《龟兹伎》，它和其他西域音乐一起，代表着中土总乐的重要构成之一；中土音乐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西域音乐的创作手法和元素，西域艺术对中土艺术影响之深，以至中土文人在艺术创作中，无不以西域艺术为中用，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无人不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影响之大，被后来的文人争相传咏。如白居易称“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一声”，李商隐也有“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的名句。香山居士和玉溪生先生说的“唱阳关”不是吟诵，是吟唱，内容就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只是，要唱的《送元二使安西》已经不是诗，而是词和曲，曲名就是大名鼎鼎的《阳关三叠》，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专门对该曲的唱法做了解释，首句唱一遍，后三句唱两遍，故称三叠。

　　王维是大诗人，留诗四百首，《相思》和《山居秋暝》等都非常有名，多个朝代的学生课本中都收录了，但像《阳关三叠》这样以名曲传世的作品，唯有《送元二使安西》，无论日后演化出什么样的曲谱曲调，指的都是它。而王维好友元二去的安西，正是安西都护府的简称，地点就在龟兹。

　　艺术传播是艺术升华的重要途径，也是全人类文明共享的福祉，如今邮局不给寄，这种事，真有些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