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栏目主持：谷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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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问题与方法（一）“凝视深渊”，以及“与恶龙缠斗”——谈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中的“恶”
⊙ 文 / 李德南 蔡 东
李德南：一九八三年出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等。著有《途中之镜》《遍地伤花》《蝉与我心清：赵少昂小传》。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上海大学哲学系优秀毕业论文奖等奖项。
蔡 东：一九八〇年出生，文学硕士。现执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天涯》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木兰辞》（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我想要的一天》。曾获《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深圳市青年文学奖等。
李德南：蔡东好，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一起聊聊。这一次的主题是谈现实生活和文学写作中的“恶”，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觉得它重要，并且这也是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所关心的。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以降，现代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重视写个人所遭遇的种种恶。现代作家又特别讲究策略，态度激进，不惜以暴制暴，过多地在这种幽暗情绪中逗留，对生命是有损伤的。因此，现代作家的面容也多半显得沉重而忧郁，以至于写作于他们成为一种痛苦的选择，仿佛是一种宿命。不写则更为痛苦，就好像是连摆脱痛苦的精神出路都没有了。对于这种写作方式，我个人是有所警惕的，或者说我一直不愿意走这样的道路。我猜测，大多数现代作家所遇到的问题，或许你也在面对着，也许你只是平时没有表露出来而已？
蔡 东：这可能是必经之路吧。与文字十年磨合，总会有一些疼痛的记忆。你说到“现代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对微妙和幽深的勘探、一股钻牛角尖往背光处写的韧劲儿确实是现代文学一方面的特征，只要不是冷漠而低级地“审恶”，也不失为现代文学的长处。文学的脸孔过于堂皇正大，是对丰饶人性的技术性简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赤壁赋》，向明月清风寻求超脱之道，就想象力、美学价值、哲学内蕴和艺术表现力而言皆是上乘之作，惜之对人生微观的困境仍是蜻蜓点水，难解高言大论的士大夫情结，旷达潇洒之外少了些贴肉的沉痛。总而言之，东西写得太体面了。再比如“三言二拍”，就文学性来说实属一流，可惜秉承伦理观念，追求教化之功，忠孝节义，因果报应，境界上难免浑浊逼仄，旨意也过于实用直露。回溯古典文学的脉络，《红楼梦》《世说新语》这类不道貌岸然的文字，还是少了点。
事实上，那些绝望和恐惧的瞬间，那些危险大胆的念头，那些一闪即逝的冲动，那些摇摆和踌躇，人心深处，何曾缺少过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卡恩医生说，“熟悉人类是份脏活”，写作亦是如此吧。真正善良的文学，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凌乱无序的世界，那世界并不滑畅，涩涩的令人不舒服令人刺痛，也因而自然、完整。
李德南：当你这么表述的时候，我倒觉得你是一位非常典型的现代意义的作家了。不过读你的作品感觉却并非如此。读你的《无岸》和《往生》《净尘山》等等，我觉得你入世深，所得也厚，不管是看问题的深度，还是精神的高度，都不太像是青年作家所能达到的。它们也写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形式的“恶”，写到了生活中阴冷、阴暗的一面，然而身为读者，我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也觉得希望与绝望是同在的，凌厉伴随着暖意。这种希望和暖意从何而来？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其一正是因为你的小说在现代的外表下有古典的底子，不只是语言有古典的底子，而是你的精神质地里也有古典的底子。这在小说写作中也有自然流露。在当下全盘张扬儒家的思想观念当然是一种很傻的做法，不过将之进行现代转化，在生命哲学的层面有所借镜，我觉得未必是坏事。现在并非是“堂皇正大”的所在太多，以至于对人性构成了压抑和损害，而是这样的所在太少。具体到写作方面，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并非是揭示人生种种宏观或微观困境的能力，而恰恰是一种有所肯定的能力。虽然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将个体及其自我视为社会建构的基石，而是强调国家、社群、集体、家庭的利益优先，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今日中国形成严重的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一个“我执”特别重的人，其实对于宏观或微观的困境都会特别敏感。因此，我们不会欠缺这种能力。在现时代，我们“疑”的能力特别强，“信”的力量却特别弱。
蔡 东：“在生命哲学的层面有所借镜”，德南说得太好了，这真是一条去路！不避幽暗，而终能蝉蜕而出。聊到这里，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写《往生》这篇小说时，跟家有高寿老人的几位女性分别聊过天，每次聊天的过程并不顺畅，我要细节，我要个体化的经验，她们描述的大都没用，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价值。小说完成第一稿，看来看去，总觉得不对劲儿，我模糊地意识到，这篇小说少了点什么。忘了哪一天哪一刻，我又读了一遍小说，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原型人物痛陈苦难时，自我笼罩着受难者的神性光环，已不自觉地修饰和掩盖了某些东西，我在写作时，亦不自觉地遮蔽了某些东西。我、她们、康莲（小说女主人公），三方形成了奇怪的利益共同体。想到这里，我在小说中增添了一个细节，康莲推倒老人的细节：
“了断他？解放他？她忽然走上前去，推了他一下。老头惊叫着，五官因疼痛虬曲在一起。她心底升腾起一股快感，冷冷看着老头，老头扶墙而立，卑下而不知所措地笑。”
“半天，她把他扶到沙发上，说，别怕，别怕。老头缩着脖子，奋力敛起自己的身体，似要变小了，化成尘埃，直至消失。”
当这个部分加入小说后，我感觉对这作品更自信了，虽然只是两段话而已。小说的价值观是不变的，人与人之间的体恤和牺牲，“往生”所带来的超俗感，但它除了有光之外，还有光必然带来的暗影，这是一个并不完美但更逼近心灵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世界。后来一个读者分析：“康莲这般的媳妇推了老头一下，心理乃至生理上，都应该出现一系列飓风般的变化，激荡着善恶交织相斗、愧疚、惶恐、自责、委屈、企图弥补等情感，这是一段旋律最华彩的地方，我们由此理解到照料的艰辛、现状对人的扭曲，进而思考临终关怀和善终问题的解决之途。”读者也觉出来，有了这个细节，康莲的善才更动人更有力度。
小说里只有良善是可疑的，这良善可能会单薄无力，只透出阴郁冷酷也是有问题的。“凌厉伴随着暖意”，我希望读者读我的小说时有这样的感觉：推门而入，小径幽深，小径尽头的每一个幽暗房间里都燃着一息微弱的烛火，即使黑暗写得再浓重真切、再令人感同身受，但这烛火可能才是真正能为一篇小说拔一个高度的东西。这点烛火对艺术来说至关重要。我喜爱的一部电影，顾长卫的《孔雀》，让人绝望窒息的故事，假如没有那短暂却光彩照人的一幕，这部电影就没有透气的自由呼吸的缝隙，也就没有了此岸对面的彼岸。我们无法想象“姐姐”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不太稳定的、艺术气息浓烈的女孩在制药厂从事刷瓶子的工作，日复一日，机械刻板，她太需要跟天空和飞翔有关的降落伞了，在画面中花朵一般盛放的降落伞，也让《孔雀》这部电影于阴郁的底板上凸起一块明朗艳丽的高浮雕般的色块。每个人的生活里其实都需要超越性的维度，超越性的维度，往往是文学和艺术能提供的。
说起来我是个悲观的人，但“具体地”生活的兴致始终很高。施战军老师评价我的小说，“蔡东的小说的根子或者说芯子，是生活信念”。真是透彻，我想也是因此，《无岸》《往生》这些小说不至于“一团漆黑”，还闪烁着“细碎而珍贵的光斑”。申霞艳老师评论《往生》和《无岸》时，也有一个特别好的说法，“黑暗只是叙事提供的一道侧光，偶尔与潜意识打个照面，让人蓦然心惊”。她在我的小说里看到了“不忍之心”，夫妻俩“在受虐训练后互相怜惜，这种怜惜由对方抵达人类”。
李德南：能够“具体地”对生活保持兴致，这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纪德在《人间食粮》不是有过这样的感慨吗：“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生活中按部就班的、机械重复的、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多，要持续地对之保持兴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的确需要有某种信念作为底子。而这信念本身，你平时未必会觉得它多重要，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就像人的身体、五官一样，健康的时候，你未必觉得多么重要。然而，在生命遭遇变故、意外的时候，信念就是一种使得泅渡得以可能的力量。就像汪曾祺，在革命年代，他也有过难熬的时刻，之所以最后能熬过来，且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我，就跟他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有关系。他对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对这些“具体的”日常事务，始终有着浓厚兴趣。这是一个有好玩之心的作家。读你的小说，我总觉得，你对社会世界的批判力度是非常大的，可是对于具体的人，你是带着悲悯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你对笔下的人物，是舍不得下重手的，他们即使再困苦，对家庭都是看重的。即使夫妻俩已经没有感情了，也很少选择离婚或者有其他出格的举动，而是尽量去弥合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里的种种裂痕。这种处理方式，大概也是不忍之心的体现吧。
蔡 东：是的，“下重手”是图一时之快，手起刀落，余味和复杂性也就没有了；而且对自己小说里的人物总会心软的，他们够苦了，连责备都不愿意。写家庭，写生活，写个体，关键不仅在于怎么找到那条暗道进入生活和人物的深处，而是，再借由这条路出来，让这条路连接更广大的世界。
说到“好玩之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下面我们也可以聊聊《红楼梦》吧，它是我心目中最外冷内热、语言最有韵致、意味最为丰富的长篇小说，而《红楼梦》的诗意，来自于家庭，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情调和意趣。它最打动我的地方是落笔于俗常，作家那么郑重其事地面对一天天的生活，又用如此精妙的方式完成了这部日常生活之书，想起来就觉得感动。《红楼梦》哪里是传奇，它的诗意是平实日子里缓缓渗出的，所以它可以跳读，也经得住连续多年的反复阅读。《红楼梦》里也有各种类型的恶人，王熙凤，赵姨娘，贾珍，薛蟠，贾环，各种珍禽异兽，恶得“摇曳生姿”。薛蟠是霸凌和粗俗之恶，赵姨娘极其无趣又愚不可及，“蝎蝎螫螫”四个字尽得其恶妇精髓。
⊙ 李云枫?在夜晚，一朵花因为注视而闭上眼睛
李德南：《红楼梦》有非常入世的一面，所以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事物，比如草木，雨雪，人与自然相遇时的欢欣悲喜，儿女间的离合，都有非常精微的描写。如你所说，它的诗意是“平实日子里缓缓渗出的”。可以说，曹雪芹一方面是以一种平视的方式来写红楼人，不单对贾宝玉、林黛玉、妙玉是以平视的方式，对于各种类型的恶人也同样如此。但是同时《红楼梦》也有出世的、超越的一面，除了平视的视角，书中其实还有俯视的视角。站远了看，站高了看，事物及其意义其实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从平视的视角去看，日常生活本身可能会有很多值得珍重的或令人耽溺的所在，而一旦从俯视的视角来看，便会觉得人间许多事物都是微不足道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在《红楼梦》的第一回，写到灵石在听到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谈及人世间红尘中种种荣华富贵的时候，也动了凡心，想去“享一享”，而两位仙人对此的看法是：“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种辩证的认识，其实也是全书的基调，里头是有一种入世和出世的张力在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你交流的，我们都意识到写作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恶”，不可能对之全然回避。——小清新的写作，意义并不大。可是一直跟恶搏斗，自身也可能被卷走。尼采有个著名的说法，叫“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他的原话，倒未必是谈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对理解这个问题是个绝好的比喻。刀尔登在《七日谈》中也同样谈到这个问题，里面有这样一段：“一个人，长久地恨一件东西，即使那东西确实是恶的，也会改变自己。有过许多例子，正人君子与他反对的东西，最终纠缠在一起，像一对生死冤家。走到极端，一个人会感觉不到阳光，感觉不到四时变化，喜欢冬天而讨厌春天，喜欢灾难而厌恶平安，喜欢哭声甚于笑声，甚至对不和他一道痛恨的他人，产生厌恶，他和人打交道会困难，最后他独自守着他的仇恨，郁郁寡欢。”你会有类似的担忧吗？在写作与生活中是否也遇到类似的难题？
蔡 东：这方面还好，前面你提到我小说的精神质地有古典的底子，这古典底子还不是诗词一路，是《幽梦影》《闲情偶寄》这些美丽的小书，是生活艺术家记录的生活，说到底，我是生活的信徒吧，从没停止过向生活赋魅，生活不光是消耗，它本身还是补给，生活补给生活。从根本上是悲观的，悲观是因为知道这一切短暂、无常、有限，但越知道无常和有限，越能意识到眼下是多么重要，越愿意积聚美好之物，越有生命热情去度过自己珍爱的每一天，自然也不会耽于仇恨或厌恶。现实生活中的恶，会被生命热情溶解掉的，世俗生活和审美生活还是有结合点的。写《我想要的一天》这篇小说，就是想在扭曲板结的价值体系上撬开一道缝儿，在成功的定义如此狭隘粗鄙的今天，希望那些未必“成功”的生命也能保住一个幽僻的角落，充满兴味地开始每一天的生活。
具体到写作，《红楼梦》启示我们，首先，不回避恶，写良善也好写丑恶也好，只要不是概念化的写法、质感上不是扁平的就行；继而，怎么处理恶，怎么让善的光芒照耀和穿透恶，这才是作家应该思考和解决的大命题。《红楼梦》当然是世故的驳杂的，它不拒斥滚滚红尘，而贾宝玉的痴和天真就是照耀和穿透尘世的光，让这小说玉洁冰清。被贾环恶意烫伤后，贾宝玉的处理方式，就体现出善的光芒、善的力量。
李德南：这就涉及写作的方法论与价值论的问题了。就写作伦理而言，我觉得《红楼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有人间情怀，对红尘中人怀有悲悯，可是它又有宇宙之眼，是以天眼觑红尘。因此，它才特别有穿透力。这种能力和境界，在当代文学中是很难看到的。我这几年一直在做当代文学批评，读了不少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家与作品，在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得到许多的快乐。不过我也有些不满意，我觉得当代文学在价值层面是有迷误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现象学家”，能面向事物本身，有能力写出事物复杂、暧昧的全体，而不是以偏概全，只看到事情的一个点或面。在面对这个参差多样的世界时，还应该有自己的伦理立场与实际承担。这并不是要求作家给出适合于所有人的答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而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借此激起人们的伦理感受。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既能写出恶的可怕，而又能让人们对恶有所警惕。只有当一个作家既不刻意简化“现实的混沌”，又始终有自己的伦理立场和伦理意识，他才算是真正建立了健全的主体性。而事实上，当代很多作家都是用力于呈现各种现象，尤其是恶的现象，可是在这些作品中，你很难看到有希望的所在。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在论证，人在现实面前只能苟且，屈服于现实的恶。举例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书写城市时往往将城市视为罪恶之城与欲望之城，书写的过程也正是人一步一步地被奴役的过程，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是一个“被虐”的过程。不少作家还共享着如下的集体无意识：人物“被虐”的程度越彻底，则写作显得越有力度和深度；人不过是物质与欲望的奴役，或如萨特所言，从根本上看，是一堆无用的激情。这是一种精神的困局。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困局，我们对写作这个行当本身也不再信任，视写作为苦差。同样是因为这个困局，我们对阅读这样的作品也不再信任。很多人都有一种共识，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能读太多，起码不能只读这一类作品，否则会营养不良。
蔡 东：我的阅读也比较杂，有意识地找不同类型的作品来读。说到写“恶”的小说，说说《罪与罚》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神鬼莫测，再比如《包法利夫人》，艾玛每天暗暗厌憎着自己的丈夫，她虚荣、放荡、通奸，拉斯柯尔尼科夫劈死两老妇，这些人物是“恶”的，但这个“恶”又是非常复杂的，阅读作品时你能同时听到很多辩证的声音，隐瞒和暴露错综交织，惩罚和罪恶一样惊心动魄，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还有“不规矩”的年轻妓女索尼娅，她不但不丑恶，反而她是最纯洁最温柔的人，这个身处烂泥沼的“被侮辱的人”闪现着圣洁的光芒，这就是人的不苟且不屈从，也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多么庞杂奇诡，多么繁复，让人有千言万语想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而《恶童日记》那种特别冷静和单调的写法我就不是很认同。
同样，《悲惨世界》也是“罪与罚”的故事，对善恶的书写也是精深又宽阔的，每次看到最后“草埋雨洗”都有一种身心涤净的感觉，那是让人心折的大光明，沙威也让人觉得悲壮呀，《悲惨世界》里的大光明，足以照亮和涤净整个世界。我喜欢这种势大力沉的感觉，这里不是仅指体量（当然跟体量也有微妙联系），而是文本的力量感和冲击性，不是一种轻轻巧巧的感觉。奥康纳《好人难寻》的力量感就不是通过篇幅产生的，它短促，尖利，咄咄逼人。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的确，因国民性中源远流长的怯弱和巧滑，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和文学艺术缺少逼视的力量，应该追问的地方反而退缩噤声，应该清晰的地方反而混沌处理，在避讳、顾忌、伪装和哄骗中消解掉对世界和人应有的思考。所以鸡汤文太流行了，鸡汤文给人的是虚假的不讲道理的光明，把鸡血当热血，简单地讴歌一个矫饰的单维的世界，《悲惨世界》写尽悲惨不瞒不骗，且有“自己的伦理立场”，最后透出的就是宗教般深沉的精神力量。这也是鸡汤文和经典严肃文学的霄壤之别。
我给学生讲过《河的第三条岸》这部小说，谈到父亲的精神状态时，很多同学表示无法接受，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怎么能压抑，怎么能生活无趣呢，这些都是“贬义词”啊！他们拒绝接受对人物的这个解读。同时，他们谴责父亲抛妻弃子的行径。我当时很受震动，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这些不是“贬义词”，是中性的，是生活固有的一个面相。学生们认为不够积极向上就是“恶”，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到底怎么定义和理解“恶”，消极和颓废算不算；在路上走，不往前、往后退算不算。“毒害”这些孩子的是什么？让这些孩子变得如此“弱不禁风”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德南说的小清新文字，伪善苍白的读物，煽情催泪罗织假象，掩盖灵魂的苦痛焦灼，满脸堆笑地兜售毒素，将人生简化为必然的逻辑，这才是真“暴力”。所以傅雷先生的话，今天看来，沉痛依旧：“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我觉得，世界扑面而来，不论我们是否还是少年，寻求的，都应该是真正的健全。当然，也要警惕，不能过于沉湎某一类作品，确实会营养不良，阅读也还是吃五谷杂粮的好，精神资源越丰厚，越能独立做出判断，越能与恶龙搏斗而终不被其吞噬。德南你呢，你觉得应该如何破除刚才所谈到的困局？
李德南：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在现实层面努力，致力于社会的重建和个人主体性的重建。这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为什么这么多作家在作品中要“与恶龙缠斗”，“凝视深渊”？那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有恶的种种。比如说，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多人都在问“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之所以得到这么多人包括学院之外的读者的关注，有其现实根源。“八〇后”可以说是既幸运又很不幸的一代。少数人在这个时代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由于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原因，绝大多数的“八〇后”所遇到的生存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要改变这种困境，必须期待并实现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这最为关键。在现实面前，任何文学化的抒情都是无能的。重点和难点，则是找到变革的具体方法和路径。觉醒是前提。“八〇后”是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一代，大多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和兴趣，要想在当下现实中确立自己，必须少些重视娱乐，克服政治冷漠症，培育关心民生与介入现实的能力。文章出轨其实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汪峰上不上头条，章子怡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跟我们没太大关系，真不值得为他们时常刷屏，撕心裂肺。同时，也要期待社会在价值观方面变得更为多元，要敢于向各种庸俗的“成功学”提出异议。当今时代最麻烦的还不是贫富不均，而是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多数人只认同富裕阶层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认为必须有足够的金钱、权力和财富才能幸福。其实不是。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者的选择，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攀比。再有就是“八〇后”应学会正视自己。一方面，这代人在现有的社会体制内很难获得上升渠道，大家都已不相信仅凭个人努力而不依赖社会关系依然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八〇后”的主体膨胀也是前所未有的。读吕魁的小说集《所有的阳光扑向雪》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几乎所有的男主人公都渴望过一种香车宝马、怀拥女神的生活，都希望能遇到范冰冰或李冰冰，要么是林志玲。女性则为一只LV包而欣喜若狂或哀愁万千。这反映了“八〇后”多数青年的普遍心理，也说明了消费社会对主体的塑造力量之大。
具体到写作方面，我也觉得是时候对一些文学观念进行重思和重构了。举例说，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可能是最近十多年来得到最广泛引用的文论之一，他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一度从他身上得到许多教益。不过这两年，我逐渐意识到他的小说和文论都不是可以全盘接受的，并且他的写作中有些关键性的观念和概念都是值得商榷的。以前我对他所说的“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领域”这个说法是非常认可的。认可的语境是，以往我们强调文学服从政治，往往强调小说在政治、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很多作家和作品，都因为无法承担起这种任务或有悖于当时的道德教条而受到批判。这严重地损伤了小说的可能性。可是我现在觉得，认为小说完全与道德无关，也是有问题的。这会导致一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像昆德拉的小说就有这样的问题。在《小说的艺术》中，“游戏”是一个昆德拉不断提及的词：“在小说之外，人处于确证的领域；所有人都对自己说的话确信无疑，不管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看门人。在小说的领地，人并不确证，这是一个游戏与假设的领地。”他还以狄德罗为例，认为这位严肃的百科全书作者一旦进入小说的领域，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的思想家，认为狄德罗的小说中没有一句话是严肃的，一切都是游戏而已。昆德拉也向往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的年代，认为那时候的作品并不想模仿现实，而是只想逗人乐，让人开心，让人惊奇，而小说的游戏性，正是小说的迷人所在。
按我的理解，昆德拉之所以持这样的观念，也跟他的具体处境有关系。他的出生地捷克一度成了一个为极权主义所统治的国家，极权主义者总有打破公众世界与私人世界的界线的倾向，个体的世界变成了一座透明的玻璃屋，人们则过着一种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可言的生活。因此，他希望小说能成为一个逃逸极权统治的领地。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则会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统治。昆德拉不断地强调小说世界的自在与自为性质，强调小说是一个游戏的领地，与此也不无关联。而这种观念，确实将昆德拉从意识形态和责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得以自由创造。不过，他对小说的游戏性质和小说世界的自在性质的强调，也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小说确实有其独立的、虚拟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这一点，昆德拉在他的短篇小说《搭车游戏》曾有所揭示。《搭车游戏》里的男女青年，都一度受到各种责任的重负，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厌倦各自生活的按部就班，他们在外出旅行途中扮演起诱惑者与被诱惑者的角色，并在角色扮演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自我。这是游戏的愉悦所在。当游戏终止，他们却发现，“游戏终于跟生活混淆成一团”，彼此再也难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中。写作的“游戏”，何尝不是如此？它固然可能是生命中出神的、无害的瞬间，却也可能会“跟生活混淆成一团”。写作中所形成的认知，对于生命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思想对行为未必时刻起决定作用，却大体决定了行动的性质或方向。一个思想上的悲观主义者，如果足够真诚的话，在现实生活中也难免是悲观主义者。可是，后来昆德拉在写作中却完全割裂了写作和生活的联系，他过于强调写作的自足性，视写作为一种清清白白的、与现实生活无涉的游戏。这种写作固然是自由，却是一种无承担的自由。我更愿意强调写作和生活的关联，也期望作家可以从写作中得愉悦，得滋养，能够将追寻文学的整全和生命的整全统一起来。这里只是先谈一部分，实际上，需要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
蔡 东：喜悦和滋养是有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小说《我想要的一天》。我写了一个酷爱写作的女孩，不认识她，只是听说世上有这样一个女孩，并且，我通过写这篇小说在想象中真正理解了她，她身上的光芒也让我觉得暖和。女孩为写作辞职，跑到外地租了一套房子，在房子里写写写，写得怎么样呢，据说是不得其门而入。我还在文学会议上遇到过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刚刚成为作协会员，自费出了一本书，开会的时候分送给所有到场的人。我跟几个朋友看得唏嘘不已，于是大家世故地谈论着，文学是怎样让一个人迷失耽溺，文学耽误了很多人，甚至是耽误了很多人的一生。老人，女孩；前者一面之缘，后者只是听说，我不停地想起他们来，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动笔，还差点什么呢？后来，在一个特别安静的下午，我想通了，自费出书的老者，辞职写作的女孩，你不要管他们是不是很有文学才华，是不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他既然这么热爱写东西，这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幸福吗，特别值得我们羡慕吗？至于他能不能写有所成，这不是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物身上可能会有超越性的东西，他一生痴迷写作，最后拿一本自费出的作品集送给大家，他特别开心和满足，这不是特别幸福的生命状态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人呢？想到这里，我觉得小说可以写了。后来在这篇小说里，人物身上是有光辉的，明知自己写得不好还辞去工作沉浸到文学中，她可以拥抱自己的厄运，就算是厄运她也要去拥抱，于连常有，而堂吉诃德不常有，对这样的人物，我致以最大的尊重和最真诚的祝福，而且，她作为虚构的人物也照耀了我的写作和生活。
⊙ 李云枫?照片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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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赋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说的是不薄古人，更是对新人无限期许，到如今，却渐变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你死我活。但就艺术创作来说，如果有竞争，也并非你死我活的血拼，而更可以万象竞发，百舸争流。我们所盼望的诗歌写作的百花齐放，大抵也当如此吧。突然想到这些，实在是因了本期亮相的三位年轻人的诗作，着实给编者带来了不小的欣喜。《赫本是个好姑娘》是获得二〇一五年全国高校征文诗歌组一等奖的唯一作品，其作者倪广慧是一位九〇后，西安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倪广慧的这组诗好在不见学生腔儿，更不故作高深，不端架子，以口语入诗，鲜活简约，幽默灵动，情趣四溢，又干净利落，止于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处，让人读到美妙处而忍俊不禁。这是一种健康的写作，值得嘉许。
同样以口语入诗，同样是九〇后，吴雨伦的《四周一片寂静》更为深入和专注。吴雨伦打量事物和世界的眼光冷峻而犀利，他写下的这些分行文字，凝练而节制，极度的克制和清醒，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他能敏锐地拨开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抓住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并一一呈现出来。
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诗不可限量的未来。我惊喜于他们的才气和锐气，但即便如倪广慧和吴雨伦这样卓然不群者，也面临着如何走出群体，走出前辈的阴影的境遇。可见现代诗，绝对不是如局外人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假以时日，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必能给读者带来更多惊喜。
黍不语是一位来自湖北潜江的八〇后女诗人，诗龄并不长，却进步神速，业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化风格，令人刮目。她书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却在山重水复之处，呈现柳暗花明的豁然开朗。这种陌生化的写法源于她强大的发现生活的能力，又不无小说化的虚拟和重构。她表现灵魂之痛，却总语调轻轻让人不忍触碰。近年来，这种写作有成潮流之势头，黍不语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