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 / 郭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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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文学院系列学术研讨会（一）：
“七〇后写作与先锋文学”研讨纪要

　　⊙ 整理 / 郭 艳

　　讨 论：七〇后写作与先锋文学

　　时 间：2015年10月12日

　　地 点：鲁迅文学院二层会议室

　　主持人：郭 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参加者：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深造班）学员

　　发言人：李 浩、弋 舟、王十月、于晓威、马笑泉、沈 念、王方晨、李骏虎、杨 帆、陈集益 等

　　

　　郭 艳：今天我们开始“七〇后与经典化——鲁28系列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场讨论，内容围绕“七〇后写作与先锋文学”展开。我们知道，以“代际”来考察作家往往为人所诟病，但中国近三十年社会急遽变革，从这种变革带来精神结构裂变的角度，代际划分有着文化身份与精神共同体的意味。中国当下纯文学写作尤其是期刊写作的主力是中青年作家，或者可以说主要是大批的七〇后作家。期刊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根脉。由此，梳理七〇后写作与前代文学流派和现象的文学史传承关系成为一种必然。请大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谈谈七〇后写作与先锋文学的关系。

　　弋 舟：我们七〇后作家受到先锋文学的熏陶更多可能是从《收获》《花城》等一系列文学期刊的阅读中来的，这些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路径和方法，这种阅读和吸引也可以理解为先锋文学对七〇后写作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余华、马原那一批先锋作家与七〇后写作者的基本关系是一种烙印与传承的关系。本届茅盾文学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算得上是先锋文学的尘埃落定，格非、苏童的获奖透露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某种节点。今天还有没有先锋文学？实际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审美诉求与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差异，我们要询问的是中国作家的技术训练是否已逝？我经常有一种受前辈写作影响而来的焦虑，七〇后写作者对先锋文学的接续并不如前代先锋作家，我们的文字相对缺少某种精神吸引力，读者少，影响力缺乏。

　　郭 艳：这个话题的确必须有所限定，主要是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六〇后作家适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活跃的时代文化氛围，他们致力于突破前辈作家的影响焦虑，热衷于先锋探索，至今依然保持着较为敏锐的文体和问题意识。而正是前辈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片面深刻的汲取，产生了先锋文学，当下重要的中青年作家无疑都汲取了先锋文学的丰厚养分。

　　陈集益：关于先锋文学，我刚好应《小说月报》之邀写了一则创作谈，文中提道：先锋文学已经成了过去时，这是事实，但是像我这样写作之初受过先锋文学及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人，内心会有一个情结，那就是总想写出跟目下流行的现实主义不一样的小说，不甘与主流文学随波逐流。

　　可是文学界不见得就欢迎有探索性、批判精神，或者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品，而我也不见得是一个有勇气一意孤行、标新立异的人。于是在我的身上，出现了“精神分裂”式的写作：为了作品能顺利发表我写过编辑能接受的风格朴实的小说，写完之后马上又意识到这是一种妥协，而妥协绝不是我的性格。于是下一篇我会不考虑发表，以至于写得过于用力，显得有些扭曲、乖戾。较长一段时间，我在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之间摇摆，不知道自己该走哪一条路。

　　郭 艳：“分裂式”写作其实是一种写作的自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分裂始终存在。可能不仅仅表现在写作技术的选择上，更在于思想资源、价值体系和审美构建上……

　　李 浩：对，我们在谈论先锋文学时，先锋文学的定义往往被窄化、矮化。事实上，优秀的小说都是先锋的。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观照的是世界提供的可能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传统有先锋诗、外国小说，一是为我们带来了技艺触动，这不单单是对七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也是如此；二是为我们带来审美的溢出；三是让我们看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双面性，这既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四是先锋传统的中国化处理，我常在思考当前故事不及物状态的自我繁殖，七〇后若活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如何处理先锋传统的中国化？

　　鬼 金：我觉得，先锋文学首先不应坠落到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底层文学。当然，我不是指全部的底层文学……

　　王十月：事实上，一个人的写作要是缺乏先锋性，他的写作是不成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先锋写作借鉴、模仿西方流派，在世界文学中虽不具有先锋性，但在中国却影响了中文写作。为什么说“中国的先锋写作在世界文学中不具有先锋性”？因为我的理解是，先锋应该是冲在一个部队最前面的一支小分队，而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而我们的所谓先锋写作，其实是在模仿西方流派而已，所以相较之下，七〇后对那个时期中国先锋文学写作的继承、模仿，则可谓无效、无意义，不再具有先锋性，缺乏真正的原创性。因此，我们面临的真问题不再是形式上的翻新，而是七〇后写作格局小，写作主体如何呈现等。

　　于晓威：人文科学领域术语具有张力和模糊性往往是为了提供言说的可能。我是在先锋文学的巨大惯性下开始阅读西方文学理论的，先锋文学的意义在于：先锋小说叙事所具有的革命性；先锋文学促成文学回归它的本质，它允许作家想象、有个人空间，它瓦解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大一统；它拉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优秀小说的距离；它带领我们从关注“写什么”到关注“怎么写”，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确实没有永远的先锋，王十月刚才所言后继的模仿者是湮没了先锋，但我认为，特定环境下的所谓“照搬”，应仍有其先锋性。先锋文学从未想追求永恒，先锋就是偶然和过渡，艺术的一半是先锋，另一半是永恒。

　　郭 艳：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几乎汇聚了东西方文学几百年的样态，同时又表现出不同时空地域的巨大差异性，作者和读者对文学的源流和文学本质的认知也大相径庭。由此，以年龄划分写作有一定合理性，相同年龄段的写作者大多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化文学选择，也会形成对于历史和现实较为同质的理解和言说。十年中会产生几代不同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写作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代际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七〇后作家自身文学追求较为纯粹，知识结构相对合理。这一批人的精神成长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个通过商品经济和个人化方式去政治化的时代。作为和中国经济发展同步人生发展的七〇后一代，他们较为深切地体验到了体制与非体制、中国与西方、资本与理想等的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现实有着物质和精神结构上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七〇后一代没有太多苦难记忆，恰恰是后苦难的时代情境给予这一代人平常心态，开始以“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西方文化，以一种平常心看古今中外的传统与继承，把文学放在较为常态的姿态来打量，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平等的接受，这些对于中国写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个质的变化。

　　沈 念：刚才听了几位同学的发言，也帮助我厘清了今天所讨论的话题的深意。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七〇后中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热爱过、追求过先锋文学的。但仔细一想，在我们开始阅读、模仿、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了吧，国内先锋文学逐渐式微。为什么七〇后一代目光还紧紧追随先锋文学？这其实是青年人的年龄性格特征和先锋文学的典型特点有着暗合之道。那就是：都有着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顺从和叛逆的颂扬，有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

　　但时过境迁，当下青年作家在先锋文学面前普遍存在的无奈感和无力感。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市场经济的巨轮滚滚驶来，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度，市场这样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所催生的生活物质化、文化多元性、价值判断的无序混乱，很快消解了文学中最有魅力的先锋意义。文学边缘化所导致的是，创新的艺术风格被歧视，被忽略遭禁忌的题材受压制，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被冷落，很多写作者从先锋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型，这种转型表面上虽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实则揭示的是，“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每个时代有着不同的先锋呈现。今天的先锋不是要我们重新走上八十年代马原、余华他们所走过的道路，而是现在需要产生新的“先锋文学”，只是许多人还在探索、推翻、建构之中。

　　不管如何，我们七〇后曾经喜欢追求的先锋文学，其实是内心接受这样一个隐喻，或者是表明一种姿态，那就是有着自觉的进步立场和创新探索的艺术追求。这也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秉承和发扬的一种精神，不管从事何种文体，不管写什么题材，都应该努力注入这种先锋精神。我想，这样，我们所走的文学之路才会更有意义和价值。

　　陈集益：是的，我发现，人到中年的我重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与青年时有了很多不同，已经不再为文本实验和“性感”炫技而激动了。我更有感于他们写下这些作品时背后的勇气。我想，我要继承发扬的应该是他们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反叛精神，孤独偏执的姿态，而不是花哨的形式。于我的理解，真正的先锋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是一种审美上的前瞻，是敢于对世界发出不同的声音，或者敢于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越雷池一步”。归根究底，它是骨子里的一种气质。从长远着眼，能在文学创作之初遭遇先锋文学的“启蒙”，是我和像我这个年纪的不少作家的幸运。

　　王方晨：我作为在座不多的一名六〇后作家，从六〇后的角度来谈谈“七〇后与先锋文学”这个题目。对“先锋”的理解，早在二〇〇〇年，我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先锋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一种本质的先锋精神。而且我认为，所谓先锋精神，并不仅仅建立在标新立异的形式上。很显然，我理解的先锋，不再是袒胸露腹的披头士。“文学上所谓‘先锋’的意义，究其实应该是一种先于人群的智慧的觉醒”。从某种角度来讲，先锋文学不光是过去在，而且一直就在，不光存在于既往的六〇后作家的创作中，也仍然存在于现在时的七〇年代、八〇年代作家的创作中。先锋文学的创作一直就没有中断，而且由此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传统。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对于有一定野心和雄心的写作，先锋写作并不难，并不遥远，甚至是“与生俱来”的。我作为六〇后作家和刊物编辑，我十分关注七〇后同行的创作，关注在座的各位，我很期待更多的人携带着他们富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创作，渐渐地走入时代的沧桑里去。

　　李骏虎：我曾因余华的《活着》感动，也因他的《兄弟》《第七天》失落，还曾感动于格非的最美写作与诗性，失落于他与生活的脱离。我之于先锋文学的感召，可以说是从影响到怀疑再到不满足。我对它的反思是：先锋派在中国是没有根基的写作，几乎与传统断裂。我认为西方文学的翻译文本存在某种可疑性，以其为范本来模仿写作似乎会出现问题。伟大的作品，例如《悲惨世界》，应当是百科全书式的。先锋作家有了灵感，往往是调动经验去写作，而现实主义作家有了灵感，往往是去做田野调查。先锋派虽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并非终极。

　　黄金明：我认为先锋是精神，不是手法，模仿是二手的，二手即是无效的。七〇后作家应该为个人创作出独特的写作手法。我们真正需要的写作是未知的、神秘的。先锋文学告诉我们：现实变幻莫测，写作应不可预测。

　　马笑泉：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的文学营养系统，或者部分交集，或者毫不相干。对于七〇后作家而言，或许只有小一部分共享了“五四”时期作家留下的资源，而另一小部分则受益于明清小说，但大部分七〇后作家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先锋文学的影响，换句话说，国内先锋文学对于七〇后作家而言，是一笔公约数最大的文学资源。而七〇后与先锋文学之间的实质性关系，至今还处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最终这种关系的本质性完成，取决于七〇后如何对这笔巨大的文学资源进行取舍和转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本，最终抵达这一代文学的完成。站在最后完成的高度上，才能够最终确定七〇后与先锋文学的关系。

　　韩东谈到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的关系时，创造了一个说法“长兄为父”，意为第三代诗人在新诗传统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将“朦胧诗”作为了源头，并借此上窥现代派诗歌的堂奥。七〇后与先锋文学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只是由于历史进程的快速推进，阅读途径空前畅达，七〇后很快越过“长兄”，找到了“父亲”，即西方自卡夫卡以来所开辟的现代派文学。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先锋文学成了我们寻找源头的快速通道，让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这一点，是七〇后作家永远要心怀感激的。即便是今天对先锋文学进行反思，我们也只不过是借用“父亲”的视线来审视“长兄”。我们只不过是希求在这一反思中求得进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先锋文学作家的贡献大抵局限于技术层面上的引进。这是否为一种有意识的策略，还是留待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去厘清。七〇后作家所要面对的，是单纯技术引进所带来的后果。叙述技巧极其重要，它至少帮助我们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小说的文体意识。但是，毋庸讳言，“长兄”于先锋精神少有彻悟，多满足于表现手法的更新，甚至为形式而形式。这注定先锋文学难以为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先锋作家不约而同地转向，回到故事层面，满足于表层叙事，几乎放弃了精神向度的开拓。而七〇后作家已从“父亲”那里领会了真谛：先锋首先意味着一种自由探索的精神，在此种精神的驱使下，从生存层面（即物质现实）进入存在层面（即精神现实），以具体生动的细节挖掘和表现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先锋文学作家除了极少数特例外，都是由外及内，从学习叙事技巧入手，然后慢慢接近先锋的内核。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力有未逮或主动放弃，只有极少数作家终于领会到先锋文学自由探索的精神，肆意挥洒，终成大器。我辈作家当从内核开始，将先锋精神内化为自己的写作驱动力，再外化为文字的气质和文学的形式。

　　文学其实既不单纯产生于内心，也不单纯来源于外部世界，它是在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共振中产生的。只要秉持自由、深入、没有任何禁忌的先锋精神，文学就会在这种共振中变化出无穷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作品本身，它是先锋精神与我们所处时代激荡交融的产物。只有在这样的书写中，七〇后作家才会真正走向阔大、深邃，才有资格向“长兄”说一声，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筚路蓝缕。

　　杨 帆：我也以为先锋文学从未远去，今天我还在畅想他们那种披荆斩棘、野渡无人的荣光时刻。当年马原、苏童等人的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语言上的实验，可谓是以侵略的方式进入一个艺术生的日常阅读的。我那时热爱一切先锋艺术，在我看来那意味着自由、奇妙、远方和幸福。作为一支队伍的先行军，先锋文学有着焕然一新的面貌，酷烈鲜明的自我烙印，铿锵奇诡的脚步，天马行空的信念。他们有着乌托邦式的浪漫与颓废，却伴随着付之一炬的行动。

　　作为七〇后作家，我在三十岁前后开始写小说。那一年我发表了七个小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具有先锋的品质。当时我并不知道先锋是什么，只是凭本能写作，就像凭本能画画儿。蒙当年《青年作家》主编汪寒洁先生偏爱，我一意孤行地往下写。我迷恋一切令我身心沸腾的东西，背叛本身在我看来就是意义。这是一条充满诱惑的危途，它铺满了陌生的落叶和根须，白雪皑皑，它指向的是千山鸟飞绝。为艺术而艺术，它覆盖善恶的边界，一切边界。然后，有一天，我开始厌倦部分曾为之怦然心动的作品传达的东西，同时意识到自己不系统、不专业的阅读带来的障碍。我一路尾随一路质疑，不断否定不断追问，这是必然到来的价值取向、终极关怀，还有一系列的拷问。显然，现代社会中普世价值观并未在先锋文学中得到完整呈现，先锋文学对板结的社会体制是解构的，而对现代人格的建构远远没有达成。在这些作品中，不健全的人格支撑不起人们寻求慰藉的期待。在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过程中，如果说成熟的先锋文学，是在掌握一切时代症候、人生意义后的扬弃或杀伐，它的审美最终将指向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那或许是七〇后作家应当致力的方向。

　　郭 艳：是的，一部分七〇后作家对于写作技术的高度自觉就是先锋最丰厚的遗产，同时在对于多种文学流派和多元思想资源的吸取中，七〇后写作更多呈现出对于自身“小镇——县域生存经验”的超拔性努力。尽管这种写作依然存在着境界和格局提升的问题，但是当下的这种讨论和思辨无疑是给未来七〇后写作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主持人简介：郭艳，笔名简艾，安徽舒城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天涯》《小说评论》和《文艺报》等核心报刊上发表论文几十万字。出版批评专著《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出版长篇小说《小霓裳》。当代文学现场活跃的批评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