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刘东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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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工

　　⊙ 文 / 刘东衢

　　刘东衢：江苏新沂市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做过销售员、编辑、记者、“北漂”，后创业至今。作品散见于《大家》《花城》《芙蓉》《散文》《小说选刊》等刊。出版有合集《灰锡时代》《飞翔》。电影剧本《花与棋》等十几部。曾获第二、第三届“贝塔斯曼杯”全球网络原创作品奖等。

　　

　　早先，人们的设计欠妥，思考不长远，计划也不周密。不过这也不能责怪他们，谁都是从过去时代走过来的，站在现在，正确的理由千百个，但若置于当时的环境下，我们便不能批评那种浅薄与短见，拿孙百川的话来说：我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我傻啊，我那么做。

　　他永远只会拿现在说事，往过去回望。永远。他总是一遍遍地后悔。

　　彩印厂当时畏缩在一条老街里，门脸很小，门前的路虽说宽，但货车开不进来，装车卸货都得使用一种铁焊的小推车，聚氯乙烯、油墨、稀释剂、乙酸和乙酯等，一人前头拽，一人后边掌着，一辆接着一辆，像蚂蚁搬运过冬的食物。无偿的累活儿老职工是不愿意做的，做的都是寥寥的几个年轻人，围观的人却很多，他们像欢迎领导来视察那样，围成一条不规则的甬道。有时候搬完了，有人觉得没有看够，有瘾似的，孙百川就是其一。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布工作服，嘴角插着一根“红杉树”香烟，打过香蜡的头发赛如牛舔，廉价的方框墨镜别在后脑勺上，有一种宠物狗叫“泰迪”，跟他的眼睛极像，滴溜溜地四下里转动。有一回忽然拉住我，递过来一支烟，寒暄两句说，彩印厂位置不错，就是门脸小了，当初设计的人太小家子气，那时候地又不值钱！建敞亮亮的，多好！省你们用小推车了。

　　我盯着他工作服上几个香烟烧焦的洞眼说：“已经这样喽，多费点事吧。”

　　他表示赞许。我心想，历史上的事，后来人谁说得清楚呢。

　　“你们厂生意不错吧？进了这么多货……”

　　我感觉他像根老油条，油了吧唧的，于是摆摆手说：“马马虎虎。”

　　“一月挣多少？”

　　“八九百吧。”这是老员工拿的数，如果我算上出差补助，凑得差不多。

　　“那挺好的喽。我开这个修理店，”他指指厂门旁边的一间漆色斑驳的门面，“起早摸黑，除了烟钱，也就落这个数。”他手指捏了一下，是个“七”，同时，很诡异地一笑，露出烟渍的黄牙。他那种笑吧，我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好像我们俩一块去盗墓，他先爬上去了，接着对我一笑，把墓口掩上了。盗来的东西呢，全归了他。我开始警惕，又觉得不值得，他年龄比我大许多，算得上喊叔叔的辈分，问的也是实情，我该警惕的不是他。不过我事后发现，他既不早起也不摸黑，一周关门两三天，其余开张半天，几乎都在喝茶、下象棋，像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实际上，他刚过四十。显得老成吧。

　　没过多久，有一天下午我出差回来，正整理着差旅发票，他悄悄地摸进我的办公室，站在门边，双手抄在身后，朝我动情地微笑着。他仍穿着那身衣服，只是皮鞋换新的了。

　　“嘿！呵呵，呵呵。”他打招呼，接着又笑。

　　我才知道，他调到厂里来了，是电工。以前他在丝绸厂工作的时候就当电工，自学过无线电，强电是强项，弱电也懂一点。

　　“现在这些人哪，不好收钱嘀！”他讲述着修理店关门的原因，“熟人熟事的，怎么好意思收钱呢？人家要请你吃饭嘀！添酒添肉，不是钱吗？生人吧，死讲烂讲，有时候挣个三十五十的，刚够烟钱！我这一天，我自己呀，一包烟一顿午饭，少说也得二十吧。再往少说，十五，不能再低了，这是最低最低的生活标准了。香烟，这红盒的‘红杉树’，八块五一包，批发八块，再低的拿不出手啊。吃饭，我喜欢吃肉，稍微炒一盘肉丝就得六块，一碗米饭一块，正好十五。”他生动地吧唧着嘴，描述着，对自己的讲解扬扬得意。

　　我问：“你不回家吃午饭啊？”

　　“你嫂子不会做饭。我爸嫌我没出息，吃一次吵一次，我也懒得去！”

　　接着说他的老婆，“死懒不动！懒死了，一身的肉！”又妥协了语气，降低半调说，“以前你嫂子，可是个大美人噢，可漂亮哩，又白，又嫩……啧啧。”发出肉香般的赞叹声。

　　他不光在我面前这么说，其他工友在场，他也这么说，于是有人反嘲他：

　　“知足吧你！胖？搂着大沙发，你不舒服啊？不舒服你让我们试一试？”

　　“老孙哪，你多会儿带咱几个弟兄瞧瞧，让我们见识一下？”

　　孙百川轻蔑地扫了扫他们说：“你嫂子，大忙人，没时间嘀。”

　　遇到工友求他修东西，洗衣机不脱水啦，电视机黑屏啦，电闸烧啦，有时候接个线路什么的，头两次他必然到场，赚顿酒喝，后来就推，说事忙，挑挑拣拣的。给车间主任家里修了，却不给工友家修，工友就气愤地骂：“势利眼！溜沟子！就那点破手艺，烧包吧。烧死他！”

　　过了些天，就看到他跟一个秃顶的中年人在厂门外吵架。

　　孙百川吵架的样子很特殊：一只手捉住自己油滴滴的头发，另一只手扬到空气里，双脚齐跳，诅咒发誓：“谁撒谎谁不是人！谁撒谎谁不要脸！谁撒谎谁不得好死！谁撒谎谁全家死光光！……”

　　他像一只跳蚤，为了逃命似的，在厂门口的铁栏门外蹦来跳去，嘴角溅满了唾沫星。那些工友在场，却鲜有人上前劝架的，脸上都浮着笑意，津津有味地观看着。

　　末了孙百川气急败坏，足足跳得一米来高，落地溅起一撮撮尘土：“谁撒谎谁现在就死！现在就死！出门就给车轧死！”那是一种五脏六腑被撕裂、被肢解的哀号声，夹杂着被痰液阻塞的口齿不清和欲哭无泪的悲愤。

　　面对令人惊悸的事态，老职工丁建华终于迈出来，将唾沫星乱飞的孙百川按住，劝慰着。其他人都把笑容收起来，横在他和秃顶男人中间，生怕他们动手打起来。实际上孙百川从一开始手脚就没闲着。

　　我永远记得他那暴力地一跳，落地前他的一只新皮鞋被强大的抛力甩得远远的，失去了鞋的掩护，灰袜子上的三个洞眼清晰得如同鲢鱼嘴，孙百川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也突露出来，白森森的，泛着英雄必死的寒气，接着他又愤怒一跳，落地后扭曲着脸，痛楚地缩皱眉头，抬起那只失鞋的脚掌，抠出几粒小石子。

　　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捡起了皮鞋，走到人群里，茫然等着失主来领。

　　孙百川傲然地一挥手，叫嚷着：“妈的，不要啦！”

　　小女孩惊恐地指指掩埋在尘土里的牡丹花鞋垫子。意思是，鞋垫子也是他的。

　　孙百川正欲冲锋，蓦地领悟到什么，转身走到小姑娘面前，拍拍她胆怯的小脸蛋说：“谢谢，叔叔一会儿给你买糖吃。”

　　小姑娘一听，嚓地扭头跑走了。

　　孙百川意犹未尽，穿上鞋，捋起袖口，肥嘟嘟的胳膊拨开众人，朝秃顶男人嚷道：“不就二百块钱嘛！我给得起！别说二百，二千！二万！只要是我欠的，我给！我孙百川不是那种无赖地痞混子！我讲道理！……”

　　起因是租金。按月付的。秃顶男人是房东。按道理讲，老孙应该给足四百，但他只给了二百，理由是半月未开张，减半。另一个理由更简单，租一年半了，现在关门不干，饶半个月不过分，也算个人情。对方不答应，说房子我租给你了，开不开张是你的事，我按月收，到月给钱。

　　孙百川就火了：“你租给谁不行？非要租给一个卖花圈的！你咒我死是吧。”他说的是事实，新接手的老头卖寿衣花圈，可原来的老招牌没更换，“电器维修”四个脱漆大字丝毫未动。

　　房东说：“我只管租房子，别说卖花圈，卖淫我也管不着！”

　　提到卖淫，孙百川怒火更炽，接着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像个跳高运动员，一次次温习着完美的腿部弹跳力。

　　第二天，大约十点来钟，孙百川搬来援兵：二弟孙百山。他们俩在花圈店旁边静候。一刻钟的工夫，房东骑着一辆豁牙露齿，前轮子左扭、后轮子右扭的脚踏车，摇摇晃晃，如一片神经质的落叶飘到了园后。他把车往电线杆上一靠，扯开车把上的链条锁，摁死了，掸掸一身的灰土说：“哟，是孙医生啊。这货场的路，真脏，全他妈的是煤灰……”孙百山介绍说：“我大哥。亲的。”房东左眼右眼扫了两遍孙百川，接过香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早说啊，熟人熟事的……”

　　早年，这房东老婆的不孕症就是服下孙百山的一剂药方子治好的。

　　为此，房东坚持中午请客，坚决如铁。不过最后埋单的却是孙百川。

　　孙百川觉得颇有面子，醉意嗡嗡地讲给我们听。一个工友便搓着脸说：

　　“老孙，你没赚什么呀。费了半天嘴，浪费了两瓶酒，撒了两泡尿，没啦！”

　　孙百川正色道：“庸俗！这叫感情！算啦，跟你说你也不懂，浪费时间……”

　　“喂，老孙，你怎么不学医啊？”孙百川一弟一妹，妹妹孙百荷是中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可以说，老孙一家除了孙百川，工作都和女人的生育有关系。

　　“谁说我不学？”话音未了，他开始背诵《黄帝内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

　　“那你怎么不当医生啊？”

　　“医生有什么好啊……”他抿了两口热茶，疲乏地伸伸腰肢说，“我父亲原来打算培养我的，我不愿干才轮到老二，我要是干了，比他现在强多了！不吃烟不喝酒，见面就问人家什么时候来的月经，接着问人家什么时候房事……唉，房事，房里能有什么事呀，就那点破事，掰来弄去的，不嫌累嘛！”

　　大伙儿哈哈哈笑。这种时候，我们都觉得老孙虽有点赖气、油滑，可又透着一股看破红尘般的天真、有趣。像电影和小说里那种无比浪漫、无比神圣的爱情，在他的眼里还不如蹲在小摊上琢磨一局三十块的中国象棋，既刺激，又有收益。不过，当爱情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可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彩印厂已经搬到了新城的道北货场对面。老孙家住城南，往返十余公里，每天骑一辆二手“嘉陵100”，后座上捆着一只工具箱，塞满了万用表、螺丝刀、焊枪、钻头什么的，箱子上又捆着一杆电钻，有时候是切割机和三脚架。有一回我看到他捆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小公鸡，他什么都往后座上捆，用那种弹性十足的捆绳，十分牢靠。嘉陵摩托烧混合油，后屁股突突直冒白烟，他不戴头盔，手上仅一副寻常的白手套，五毛钱一副，戴得几乎成了黑手套。这种车加速减速得挂挡，好端端的一双皮鞋就给磨透了，没法子补洞，只好另换新的。只在厂里上班时穿，路上穿帆布球鞋。这种鞋很耐磨，许多年了，当老孙的女儿上大三回来时，我看到他仍在穿。鞋面好生生的，连一个破损的洞眼都没有。

　　过了铁路涵洞，道北的路况很不好，到处是破损的泥坑，老孙像熟悉了山地作战的侦察兵一样，迂回、穿插。而天空里弥漫着煤粉、灰土和化工厂废气混合成的工业云团，自卸车、混凝土搅拌车、斯太尔货车呼啸而过，把整个地面搅得如同一锅黄豆面稀粥，天与地混为一体，让我们无处藏身。

　　进厂后，老孙一边洗脸一边痛骂，以前乡间的沙土路也没这么脏过。其实，我们蹬自行车，遭遇更惨。接下来，他像一只实验台上的青蛙，深倚在排椅里，四肢叉开，鼓起肚皮，嘴里叼着香烟，脸对着房顶开始发牢骚。油钱都得自己掏。就连厂长，表面上也是自己掏的。顺便说一句，当时我也有离职的打算。就这点来说，老孙和我的想法一致。

　　抽完了烟，他却把嘴巴洞开，面瘫似的再不动弹，呆呼呼地发着傻气。过一阵子，直起腰，揉着眯了沙粒子的眼睛说：“人，净让这个破屋顶给圈死了！就像在水管下边等水喝，水呢，一滴一滴往下滴，你等啊等，总算等到了一滴，再等，又等到一滴，你渴啊，不够喝的，它可不管你，过半天，又滴一滴，过半天，再滴一滴，保证你渴不死，但永远也喝不饱……”

　　接着，老孙便去打理他的坐骑，挨到十点来钟，蹭到岗位上溜达一圈，找点不大不小的活儿干，以便趁机会提早开溜，到外边接他的私活儿。这情况大伙儿心知肚明，有时候嫌他挣了钱不请客，有意开他的玩笑。老孙心肠子和耳根子都软，在外边做完活儿，禁不住劝酒，往往午后回到厂里已是半醉，躺在排椅上，手脚随意摆放，像等待解剖的青蛙，打出的鼾声极具穿透力，震得人头皮发麻，心律不齐。脚又臭，袜子磨得露了底线，几乎光脚板了。有人偷偷把他的裤带解开来，裤子往下扒，露出喜气洋洋的花裤衩，汗涔涔的衣衫再挽上去，露出肥硕耀眼的花肚皮。我们窃窃地笑，就等着李增良主任来了。

　　头几回，李增良看了看老孙，又看了看我们，摇摇头，一声不吭地走了。

　　眼见预料中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我们不免有些扫兴，继续各忙各的，没人再在恶作剧上浪费时间，至多给他盖一件衣裳，以防受凉。有时候一直睡到太阳西垂，我们来取东西，才见他似乎刚刚爬起来，抹着下颌和脖子上沾着的许多口水，羞愧地直笑。下班了，他也不走，赖在椅子里，脚搭在办公桌上抽烟。我便说：

　　“老孙！你脚太臭啦！不洗吗？”

　　“凑合！凑合吧。”

　　“还有女同事！”我指的是周大姐。比老孙小几岁，对他的臭脚很有意见。

　　老孙便说：“贫下中农，哪一个不臭脚？她是地主小老婆呀，臭美！”

　　“你老婆不给你洗吗？”我指的是洗袜子。

　　老孙不回答，叹了口气，拖拖拉拉地，弯腰摸寻自己的鞋和手套。有时也见他接到老婆的电话，声音很黏，肉绵绵的，就像生病的人。接完电话，老孙就像被注入一针兴奋剂，跳到水泥地上，扯起电工包就往外跑。他老婆最爱吃城关孟家的“五香捆肘”，排队买，晚了就卖光了。我们猜测，他老婆之所以在家里吃晚饭，大概因为中午喝多了酒。

　　老孙对他老婆的朋友从来都是赞赏有加。听他的话音，那些人是我们这般的工人高不可攀的。他始终相信自己将来能得到他们为他提供的重大机会，发迹，成为令人瞩目的富人。他觉得他们都是他强有力的靠山。有了这等靠山，他在彩印厂的工作显然不那么重要了，说“可有可无”也不算过分。

　　一天上午，刚上班吧，李增良脸色冷峻地走进办公室，瞄了一眼两脚翘在电话机旁边、正口若悬河的孙百川，让我们先回避一下，他有话要单独讲。

　　孙百川慵懒地收起两脚说：“李主任哪，有什么事，当面直说！俺是痛快人。”

　　“你不想干了是吧？”听李增良的声音，似乎代表了上边的意思。

　　孙百川略显得惊慌，随即镇定下来，脚收回到地面上，递烟。李增良理都没理：“如果不想干，现在就走吧。”

　　孙百川圆眼一睁：“谁说我不想干了？”

　　“你昨天买的二十个适配器呢？”

　　“电压不合适，我一会儿再去找……”

　　“不用了，我叫小刘买过了。上月厂里拿了十捆铜钱，怎么少了三捆？”

　　孙百川的“泰迪眼”一睁：“我怎么知道？！”

　　“你经的手。监控里有，要不，你亲自去看看。厂长的意思，要报警。”

　　半截香烟摔到地上。孙百川立刻委顿下来，低声下气地请求道：“李主任，办公室人……人多，咱到隔壁聊……”

　　“你以为把铜线藏在麻袋里，上面扎上两只小公鸡，就没有人发现啦？掩耳盗铃！”

　　“我有个朋友家里装修嘛，临时缺电线，我临时借用的！借的！李主任！”

　　“借条呢？”

　　“我写，我现在就写。”孙百川抖抖索索地撕开A4纸，翻电工包找笔，圆珠笔缺水，他惊恐地瞅了瞅四周，向周大姐借，周大姐却将桌上的碳素笔丢进自己抽屉里，眼皮都不抬一下。李增良见状，慢慢掏出自己身上的笔，递过去说：

　　“你见到你老婆就像老鼠见猫，对周芸就不能客气一点呀？”

　　“是，是。”

　　这时，李增良突然换了一种语气说：“王厂长跟你老婆玩得挺好，要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赵科长真要报警了。不能再有下次了，老孙。”

　　“是，是。”孙百川写字很慢，横平竖直，间距相等，就像在一块电路板上码三极管和电容。码完了，老孙捧起借条，吹了吹气，好让笔迹干得更快，然后，呈到李主任跟前说：“过几天，我请李主任打牌。”

　　“到时候再说。”李增良的脸上掠过几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低头走了出去。

　　孙百川马上挺起胸脯，将另半张白纸揉成团子，往废纸篓里一扔，对我说：“看到没有？有关系就不一样吧！”

　　周芸却接过话问：“老孙哪，你不是打算辞职的吗？这正好啊，关系好的话，就不用还了。三捆铜线，国标的，少说也得值七八百吧。”

　　“急什么？本钱不够，撵我走我也不走！”他又把两脚搁到桌子上了。

　　两年后我们相遇，是在一家小酒馆里。我失业了很久，正计划跟我表哥去湖上跑船。表哥很权威地告诉我，水上的日子，说得轻松，过起来难，一般人吃不消的，先在沙船上待俩月试一试吧。他觉得那种苦是精神和物质双重的，不是游山玩水，多数人忍耐不了几天。一天晚上他请客，顺便把我捎了过去。我觉得我不该多说话，听他们说，最后，他们都喝晕了，只有我清醒。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打工仔，我心里不乐意，但这是实情，我只好接受。谁不是这样呢，在夹缝里求生存。

　　我总算看明白了，喝酒也是讲身份的，低微的人，谁也不会在乎你。我没有同盟，上厕所也是一个人去。孙百川正在撒尿，屁股前挺，滴滴答答的，一点都不容易。一见我，一激动，尿裤子了，叼的香烟也丢掉，拉住我的胳膊，酒气扑面，亲热地唤我，定要我去喝两盅，好像他的光辉理想已经实现了，非要我见证、分享不可。我呢，被失落之余的这种安慰温暖着，接受了邀请。

　　对我的突然出现，他的老婆杜惠芳略为诧异，打量了我两眼，算是十分客气，让座、上餐具、倒茶、斟酒。我也在暗暗观察她。起码，孙百川的话言过其实，即便减去二十年，杜惠芳也称不上“大美人”。孙百川介绍他老婆时总爱用一个词：当年。刚一提，杜惠芳手一挥，说什么当年！都什么时候了，还当年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她的确像个女汉子，言行都很猛烈，一口就跟我干了一碗！我觉得头顶嗡的一声，跟着四肢发软，他们说什么，我像隔着老远，过了十来分钟我才缓和下来。这时候，杜惠芳捋起袖子，露出肥嘟嘟的胳膊，霸气地指挥起男人们。她的朋友轮流坐过去，需要搂一搂，她才不情愿地呷一口。兴许也喝晕了，她抿着嘴笑时，眼神迷离，身子也柔软起来。

　　孙百川坐在最末，嗷嗷地鼓掌，显得很大方，和那些男人同样兴奋。见我平静得近乎冷漠，表情有些异样，便附在我耳边说，这伙人，就跟亲弟兄一样，不要见外。后又补充说，你嫂子，一下午赢了两千多！说毕，冲我得意扬扬地眯了眯眼，做了一个眉毛上挑的黑色动作。他显得挺妖艳的，还有点那个，我觉得。

　　轮到某官员向他敬酒时，孙百川有些为难，只喝下一半。杜惠芳马上拍桌子喊：“老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算个男人嘛！”孙百川赔着笑道：“我酒量有限嘛……要不，老婆，你帮我带点？”“哪有男人让女人带酒的？没出息！”孙百川继续赔笑着：“我有出息还要你呀……”“什么？刚刚的话再说一遍？”对面马上有人打圆场说：“老孙，你不要呀，我要！是不是呀？俺姐，我要！”解了围，但杜惠芳仍然不依：“干了，老孙！别叫人看不起！”好像她的话音里也包含我吧，我把小碗递给老孙说：“来，老孙，给我来点。”杜惠芳不好意思反对，睃了我一眼。孙百川好像舍不得似的，手哆嗦着，倒了一点，哩哩啦啦，又倒一点，手快要抽风了，抖得厉害。杜惠芳说：“看吧，倒酒也没出息。”我说：“嫂子，老孙心善，怕我喝多了。”随后，老孙窝在那儿，一个劲地挤眼皮，蔫巴巴的，好像筋骨被取走了。我看差不多了，便告辞到表哥那边去。老孙一直趴在桌子上，从小饭店回家尚有一截长路，看来他不醒，这顿饭是不会散的。

　　看沙船的日子相当苦闷、孤单，因为安静，更觉得与世隔绝。其实不必这样的，可这条岔流河接到上头的命令，禁止开采黄沙，机器便停止了，很多人把机器贩运到了别处，表哥却要死守下来——并非为了证明自己的耐力和远见——是为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偿。他在心底已经断了继续操干的念头，这个行当，将来必定风险大于收益，坚持干等于是找死。我答应随他派遣，他把我派遣到这里之后，人却在城里逍遥自在，为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口承诺的人。我不属于这里，却要为了他守在这里，一直要守下去，我答应过他的，再说我没有别的出路。

　　他雇佣的前任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干瘪老头，貌似枯到空空无我的境界，竟然寻到了更为赚钱的活儿：跑煤船。我们只见过一面，交接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胳膊还没有铁锨杆子粗，那承载着上百吨，甚至上千吨的水泥船哎，他无所畏惧，自愿去装卸煤沙，说闲着也是闲着。货主竟然敢答应。这个世界真是疯狂得不要命了。

　　面对这老头，当时，我眼前浮现出表哥那种高深莫测、诡异又多端的轻蔑神情，我大约猜到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可我就为了替自己争一口气。

　　吸沙船失去了动力，搁置在浅水滩上，和我一样沉默着，日日承受太阳的鞭打。水结了油皮子，泛着一页页蓝光，驳船和锚链上也都起了一层锈皮子，舱内凌乱不堪，饭菜馊了，即使不馊也难以下咽。——受到柴油味的侵蚀，我的胃排斥各种食物纤维。削个苹果，喝自带的纯净水，这是基本食谱。到处都是水，却仍然要喝塑封的水，挺可悲的。若再饿，便卷一张密封严实的小麦煎饼，里面撒上些焦干的咸豆子。吃过了，时间多得就像一望无际的湖水，可哪里也去不得，在船上又做不得其他事，觉也睡不着，吸沙机的机械长臂斜伸到太阳里，感觉就像一柄淬火的补天长剑，可惜乌突突的，不见半点寒气。晚上最可怕，静，那种孤独到死的静，铺天盖地，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星空倒是很美的，可惜看不到我。有时倒能遇到从城里来的夜钓者，跟他们聊一聊，驱除寂寞无比的心灵。他们自带干粮，还有酒菜，一边呷着酒，一边通过电池灯观察鱼浮子的动静。我知道，我想家了。我待不住。表哥的告诫是有道理的。他看透了我。这让我感到很自卑。

　　孙百川却打电话来，来玩。到这个鬼地方来玩？让我哭笑不得。我最后清楚了，明白了过来，他也和我一样，虽在城里，也是同等的寂寞。让我难过的是，也许他也这么想。他是可怜我啦。这又让我有些感动。人并不喜欢无缘无故被别人可怜，可又不得不接受它。我说，你不嫌弃，来吧，我这儿没什么菜，要喝酒就带点来。他说放心，我买二斤“五香捆肘”去。我一听，心里酸溜溜的。

　　他居然骑着一辆破电动车来。来回八十公里啊。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没有电？我赶紧为他扯电线。船上的蓄电池功率高，很耐用的。他摸出随身带的双头螺丝刀，卸下电瓶，拎到舱内。轰！一群苍蝇撞到脸上。他喊了声“妈呀”，惊恐地望着我。我掏着耳朵说，这附近没什么人，苍蝇也算客人，不脏。

　　接近中午了，我们在水边的树荫下铺了几张《扬子晚报》，船上有半捆喝剩下的“银麦啤酒”，他自带了一瓶“洋河”。他以为我是那种风风光光的“跑船人”，看来让他失望了。他眉头紧锁，凝视着苍茫中的水，和掠水的水鸟发呆。我想，说死他下次也不会来了。其实我也不想。

　　他想借点钱，租老街的一间门店，配货，再揽点修理的活儿。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兜圈子，绕着那么点可怜兮兮的营生。他很有把握，做配电柜，活儿是杜惠芳介绍的，起码眼下挺顺利。他再捣鼓老本行，补充点收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女儿学艺术，授课代培的，费用很高。“一个大男人，没钱，在女儿面前都抬不起头啊。”他恶狠狠地咽了口白酒，脸上的皱纹一时被抓在了一块。

　　我知道老孙很守信用，如果不借，我们的友情也算玩完了。他就这么个人，求人家，如果没有回应，或是达不到目标，他就会反过来憎恶这个人。我委婉地说：“我这个情况，你都看到了，借是能借，但管不了什么用。”“三千五千的也行。”“我只能借一千。”隔了一会儿，他说：“开这个口，说实话老弟，我觉得自己真掉价。”我安慰说，这有什么，谁不遇个难事。他笑了，跟我聊起杜惠芳。

　　她反对他租店面。一时的生意，能维持多久呢，说不准。可租房子，一租就是半年啊。老孙开修理店时的情形我是了解的，不仅杜惠芳，我对他也没多少信心。老孙举出几个同行的例子，说如果不是进彩印厂，现在早发财了。他说当时那几个同行的水平连他一半都不如，如今怎么样？买车买房，肥得流油！

　　他又来了。

　　正说着，老孙突然制止住我，直勾勾地盯住水边。几条纺锤状的大鱼正沿岸游过来，凸起的黑背不时划破紧固在水面上的油膜，大约手臂那么长。老孙紧张地寻找工具，东张西望，突然看到不远处被人丢弃不用的网套子，连忙去取，朝我低声喊：“看住大鱼呀。”笑话，看得住我还需要他？我只能盯着。大鱼搅动着水花，时时露出白嘴。缺氧了。再看老孙，一眨眼的工夫，竟然脱得赤条条、白光光，然后怀里揣着鱼套子跑过来。一边吁吁喘气整理着，一边猫腰朝水边蹭。猫得很低很低，贴着草丛，胸贴着地面，把网套子夹在腿裆里，悄悄地接近，以免惊动大鱼。网套上拴了几颗白色的浮漂，从他的腚沟里露出来。到水边时，他几乎趴在了地上。说实话，他趴的地方不太干净。湖边是没有厕所的，他没有常识吗？

　　扑通一声，连人带网啊。然后就见他在水里痛苦地挣扎着。我突然想到，这是个喝过沙的废塘子，水很深的。他竟然抓到了一条！踩着水，挣命地喊：“螺蛳混子！螺蛳混子！”网套子风吹日晒的，鱼稍一用力便挣脱了。水面扑隆隆一阵阵晃动。老孙空手叫骂了一会儿，在水里划了两圈，才不情愿地上岸，擦着身子说：“这野生的，老街二十五一斤哩！刚刚那条得有十斤。妈的！跑了。”

　　我心想，他不清楚吗？这种食肉的鱼，长牙的。

　　“要是逮得了，回家剁成块，拿盐腌，烧瓦罐鱼，我老婆最爱吃啦。”

　　我指了指报纸中央的“五香捆肘”，提醒他。他误解了，说你吃你吃，吃不完就浪费了。“要不这样吧，”我说，“两千吧，我最大能力了。”

　　“不用了，”他摆摆手，也为失去的那条鱼可惜着，“我去问问阿四吧。”

　　“阿四？”

　　“水果阿四。别看他卖水果，手里肥着呢。还有老顾，修电动车的。这老东西，我就说让他投资，算他一份，他保管答应！他无儿无女的，守着那么多钱做什么嘛！”

　　那辆破电动车就是从老顾那买的。要四百的，老孙只答应三百五。电瓶自己充液，他骄傲地说：“怎么样？杠杠的，五十公里挡不住！不过他妈的刹车线老化，那天我正骑着，大街上，断啦！撞到一个妇女，唉，赔了人家二百，做什么屁CT，没做完我就跑了，不然得赔四百，两个新电瓶呀！撞一下，没了。唉。”

　　他挑起白肉片，一片接一片，满嘴的油，问我今后的打算。

　　我心里清楚，他连条鱼都没弄到，周围都是沙子和荒坡，他真不会再来的，便告诉他，打算回城里，自己做点事情。

　　我等待着，可他没往具体的事项上问。我能告诉他的，也只是那点遥远的设想而已。也许，人就为一两个遥远的念头活着。人总得往下走的；不是往前或往上，是往下。我当时就觉得，是往下走。往前，是能看到的；往下，好像潜水，视觉有限，依靠某个念头支撑着，只能在心底默默地祈祷，看是看不到的。

　　二叔的原话是：想来就来吧，二叔有分寸。

　　立秋后，我便开始学字画装裱。这个行当，二叔说，讲究的是分寸。一分一毫，精致、有韵味，拓、量、裁、订，还有对书画的感受，虚实，气韵，都要到位。“还有，”他说，“分寸也是谦让的意思，你让我一分，我让你一寸。不要和别人起口角。但是分还是分，寸还是寸，不能相提并论。”

　　我懂。我得听他的。我和他不能相提并论。二叔在新城的书画界小有名气，学汉隶，追求那种古朴、大气之风。一横一竖的，直来直去，偶尔来个钩，有时候连钩也没有，直接没了。二叔说，这叫拙。拙是最原始的，但是最真实。不遮不掩，直率，真诚。可能你觉得不好看、丑，不是那种行云流水、飘逸华贵之风，但是，它最接近我们“古人”。学书画，就是从心灵上和古人交流，心对心，面对面。他平常都这么教育我。

　　他崇拜古人，羡慕古人的生活，下雨天，邀几个朋友到凉亭里，赋诗饮酒，弹琴作画，品茶谈天，优哉游哉，娶三五个老婆，啧啧。品茶声。极品的铁观音。接着幽叹一声，感慨不尽如人意却不得不为之。这些年，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二婶。严重低估。他认为二婶那个4S店支撑不了多久，结果生意红红火火，一转手，二婶竟在上海接连开了三家4S店，二叔却终年窝在小小的文化馆里，因留恋他毕生的那点所得，踌躇不前。二婶责他去上海，他的内退申请却迟迟得不到批复，僵持了大半年，他索性不要了，决心裸身去上海。二婶却说你还是等等吧，后半生的事，听领导的吧，实在不行，做点工作。便办了病退。二婶说你先别过来，我这边有个官司，怕牵扯到你。二叔就等，一等半等不见结果，实在闷极了，加上朋友的撺掇，便开了这家装裱店。二叔说，他去上海后，装裱店就归我了。

　　是送给我呢，还是让我盘下来呢，他没有明说。

　　我觉得还是后者好一些，一横一竖，直直白白，是他一贯的风格。可平时，他也是习“二王”的，苏轼的《宝月帖》《获见帖》，米芾的，徐渭的，吴昌硕的，许多，他时常安静地伏桌揣摩，以驱除内心的杂念。既然这样，他所说的“拙”，是对我一种暗示吗？当然，二婶在上海那边是清楚这一切的，二叔临别前的几天，清理了一批字画，人情的、欠的、过意不去的，送了一批。末了一直望着墙上尚余的几幅，眼睛湿了，伤感地指了又指说：“这个，这个，这两幅，你给我保留着，其余的，笔墨纸砚，所有的，都归你了。税、物业费你自己交，房租还剩半年，还有什么呢……”我看到他在暗暗擦拭软弱的眼泪，“嗯，这套茶具，说是红木的，其实未必，是一个云南老友送我的，东西嘛，不管名不名贵，人不过是临时的寄存者……永远都是这样。我跟他们几家单位交代过了，生意继续，你呢，先求自保，再慢慢来……这间小店，指望它发财是不可能的，但买点吃喝，应付人情，养老婆孩子，应该够了。人不能贪心，你二婶，我烦她，就是因为心贪，一家不够开两家，两家不够开五家，开遍全中国又怎么样？不还得吃煎饼喝白开水嘛！女人！乱就乱在女人身上！古人有这么乱吗？古人三妻四妾都没这么乱过，你让女人三夫四郎试一试？天下大乱！一定的！”

　　我说：“二叔，也不一定，武则天那时——”

　　“小地方怎么啦？不能活吗？小地方的人就不是人吗？就没有七情六欲吗？就应该被嘲弄吗？就应该被扣上贫穷、无能、低贱的臭帽子吗？我根本看不惯她！古人，古人那时都隐居在山里，采菊东篱下——”

　　“二婶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二叔双目一瞪：“什么更好的生活？哪里好啦？我好吗？我舒服吗？我们这把岁数了，什么好？什么坏？富可敌国又怎么样？历史上不是抄家就是暴死，有几个善终的？”

　　“二婶是勤劳致富，不是你说的那一类。”

　　二叔叹息着：“以前是，现在——”他摇摇头，“未必了。不过总之，你要好好干，你老婆呢，帮你打个下手，只要冲我来的老顾客，都给点情面，其他的，我也就不多说了，你自己把握好，有什么事电话联系。”

　　此后的五六年里，我几乎只在中秋和春节里的某一天和二叔见上一面。临行前，我都为他打包好家乡的土特产，用纸箱封好，通知他开车来取。他的那些书画朋友我也慢慢地熟络起来，可以说，在平常时间里，我和二叔是极少见面的，忽然想起了，便拨个电话去，他的朋友就坐在我旁边，和他叙一会儿旧，羡慕他，和他们一起的时光。

　　朋友来聚总是件快乐的事，不过有一个人例外：孙百川。

　　我从始至终没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我们是同事，这些年曲曲折折，来往频繁一些，场面上，也是当朋友对待的，私下里，我同情他无处安顿自己空闲的身子，便让出一点空间来，好让他从我，或是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短暂的宽慰。当年，我在荒凉的湖边看沙船时，他是唯一去找过我的人，骑一辆老旧电瓶车，往返近百公里。换作我，即便为了借钱，也不一定有这份心情和耐性啊。

　　他的情况很糟糕。一身旧衣服，有些从彩印厂一直穿到现在，拉链和纽扣竟然很顺从，洗了那么多遍，褪色相当严重，可被烟头烧穿的洞口仍然没有拆散开。头发乱蓬蓬的，压枕头的部分始终陡峭着不服输，鬓也白了，眼睛浑浊，手脏兮兮的，身子往沙发里一摊，基本不愿动弹一下。烟瘾更大了，歇不过五分钟便点烟享受，无力地叹气，发出那种“唉哟唉哟”的呻吟声，令正常人揪心不已。待吸完了烟，他便眯起眼，犹如接受麻醉似的，往身体的重心里下坠，继而放松，整条人便斜斜地铺在沙发上，悠闲地睡去了。袜子、鞋，令人深刻难忘的脚臭，以及那种在山峰与谷底间拉锯的大象鼾声。他毫不避讳，即便屋里围满了来取画、定制画框的客人。

　　有一回，我猛然听到他喊了声“妈啊妈呀”，翻身从梦里醒来，瞪着惨白的眼球，一看到屋里那么多的人，立刻涣散下来，揉着大腿，擦拭口水，不作声了。我连忙叫他让到一边，让客人坐。人家都宁愿站着。我只好去坐，告诉他，语重心长地：“老孙哪，我这里是做生意的，不是旅馆，你要睡，最好到里间去睡，要不到门对面、你原来待过的丝绸厂里去睡。你睡一年都没人管你。”

　　他抹了把脸上的油汗说：“老刘啊，不就是睡个觉嘛！丝绸厂那帮子鸟人，叫我去？我根本不屌他们！”

　　我注意到他的小腿上有块紫红印子，狠狠盯了妻子两眼。她不为所动，仍得意扬扬地踩着细高跟鞋，房间里到处是那种“咯噔咯噔”的踩踏声。老孙又捋起另一条裤腿，上面的情形更为严重，数块紫色的瘀斑，他像在揭示别人的伤痕那样总结说：“我和杜惠芳打架了，任她怎么疯，我面不改色。”

　　“这点痛撑不住，算什么男人？”他扇着自己的美腿说。

　　“你嫂子年轻时，真是个大美人。美死了，现在电影里的明星都比不上她！”他郑重其事地戳了戳店门对面的老丝绸厂，实地取证一般，描绘着当年杜惠芳在厂旁边的小广场上学跳舞的情景。“第一眼哎，我第一眼就被迷住了，”他放大着云雾缭绕的回忆说，“我感觉到自己在发烧，身上直冒虚汗，衬衣都湿透了，每次看过她跳舞，我回家都要把衬衣和衬裤全部脱下来洗一遍，唉，后来，我洗了一辈子，她的，女儿的，嘿嘿，冬天，手指都搓肿了……”他摩挲着粗糙的手掌皮，取过茶几上不知被谁喝过的杯子，将余下的绿茶三两口吞了下去。“有白糖吗？”他忽然问，“太苦了。”我让妻子去找白糖。她眼皮一翻。过一阵子回来，手里提着半袋子白糖。是隔壁广告公司老鲍的。他们做饭吃，不缺糖。

　　见我们果真取来白糖，老孙兴奋地跑出去，立刻跑进来，双手捧着一只罐头瓶子，瓶底汪着两指厚的茶叶片子。他把整整半袋白糖全部倒了进去，轻轻摇晃瓶子，嘴里嘘嘘着，像哄小孩解小便那样。

　　妻子惊呼着：“人家中午要做饭的！”

　　老孙斜着眼说：“不就半袋白糖吗？我明天给你买一袋来！”

　　“我带小蛋去看衣服了。”妻子不理睬他，冷冷地说。我清楚，她在告诫我中午别留老孙在店里吃饭。老孙自然听不明白，却建议我，管管自己的老婆。我终于有些忍不住了，我说老孙哪，你还是多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杜惠芳为他介绍的生意，没过多久，自然而然就中止了。他总在一遍遍抱怨合作人的不是，从不责备自己。没法继续下去啦，只好另起灶台，终于只能做自己原来那点修理活，他倒是比彩印厂那时候专心，不过东西总也修不好，只好请同行的人帮忙，人家总不能白帮啊，他算了算，挣不了几个钱，反倒耽搁了许多时间，又得罪了人，两头不讨好，所以委屈，怨恨他所接触、所做过的一切。

　　不过，他倒也能做点小事。做完了，自然不愿走，等喝酒。有一回修好一个充电器，又邀个朋友来一起喝。回到家里，妻子怒斥道：“买个新的才三十，你花一百三请客？你有病啊？”此后愈加憎恶老孙。

　　“他是没地方去才来的，我们帮一点，也不为过！”我有时也劝解，毕竟老孙是冲我来的。

　　“这叫帮吗？是帮吃还是帮喝了？”

　　“他女儿快高考了，大学的费用你是清楚的，他老婆又不做家务，也挺可怜的。”

　　“可怜？”妻子冷笑道，“那谁来可怜我们？”

　　她的意思我明白，有人来谈装裱，老孙总是令人厌烦地围在旁边，时不时地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像个行家。我看得出来，他似乎以这种方式跟我、跟客户套近乎，同时在他人看来，兴许我们俩关系很不一般，他由此得到某种温度适宜的尊重。然而，他总也说不到点子上，尤其令我不满的是，他评价我二叔的字，“横平竖直，枕木落钢筋，小学二年级水平，谁都会写”。有朋友当场献艺，他后脑勺夹着墨镜，嘴里叼着烟茎，忽然一喊：“好！好！有劲！真有劲！”

　　他这一喊不要紧，人家得重写。写是写，可心劲是散了。

　　我便说：“老孙，你给我出去。”我没说“滚”，算是客气的了。

　　他连忙捂嘴，可捂着捂着突然又笑，撑不住自己的嘴，跑到门外边笑。我们怒目而视，说他得了笑病，他全不当一回事。过两天又蹭回来，说取包和钥匙，可一坐下就不走了。我不好意思再撵他，拿冷眼对他，他呢，只好尊重我私下里的建议，不再胡来。

　　天寒地冻的时候，孙百川给我们捎来煤块和野兔子，妻子胃寒体虚，他偷偷抓了些黄芪、决明子和香砂，叫我们炖羊肉。那天，我见他胡子拉碴，脸也没洗，我便倒出半盆热水，他从电工包里摸出一条脏巴巴的毛巾，上面缠着破洞和线头，擦过了脸，用剩下的水洗脚，再用那条毛巾擦脚。几十年的习惯了，他觉得无所谓。什么脸呀腚的，无非一个进一个出。他只是告诉我们，他老婆赚他脏，分居呢。

　　那条毛巾就放在店里，擦桌子都嫌脏，又破，碍事，妻子便扔了。老孙一听给扔了，气得跟蛤蟆似的，我让妻子去超市买条新的，他居然说：“那是我老婆买的！你怎么能随便扔呢？”我只好去巷子头的垃圾池里找，居然给找到了。我说，老孙，你要再这样，我把这条毛巾裱起来，挂在墙上！他嘿嘿直笑。

　　说到装裱，木框、压条和玻璃，老孙对其价格一清二楚，所麻烦的是需要一台拓纸机，无非增添了一点工艺，总体下来成本不过三五十块。我们收三百、四百的不等。有时候办画展，一做就是四五十幅。我知道，他的“啧啧”声里也掩藏着许多痛苦和嫉妒。一幅字画，论成本不过几块钱，墨和宣纸，按老孙的说法，都是“毛毛雨啦”。我说老孙，你不能这么计算，这里头有艺术成分，那若是名家字画，动辄几万、几十万呢。接着，我便拿出画簿，为他讲解我所了解的一些山水画摹本。他神情迷离，似听非听，有一会儿恍惚着，我问他怎么了，他这才告诉我，他女儿打算报考工艺美术专业，他之所以常来我这儿闲逛，为了“取点经”。听他的语气，好像很失望。不过看起来，他好像对此真的缺乏兴趣。

　　他在考虑写生、素描和名师辅导方面所消耗的庞大费用。“现在，还有什么不是明码标价的？”他说，“我到人厂里，也得看人家给多少，多少合适，不合适我图什么？”他打算去省界附近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不用问，也应是杜惠芳联系的。很远，跟我当年到沙塘的里程差不多。“立了秋，冬天就快了，”他叹口气，瞟着门外的破电瓶车，“这电瓶不行，得换副新的。晚上嫌远，我不如在厂里住算了，找厂长聊聊，给他们看个门，加点工资……”似又觉得不妥，让烟燃着，沉默起来。我问：“薪水能拿多少？”“四五千吧。”他淡然地弹掉一截烟灰。我觉得这数字水分很大，一般的工人拿不到这个数。我假装相信他所说的，打算临行前为他备一桌酒菜庆贺一下，实际上，我是庆幸终于有机会摆脱他。

　　冬天里，店里生炉子取暖烤水，煤气味重，门关着，他却在屋里挣命地吸烟。妻子劝他别抽，他笑而不应，过一会儿指着一位老师问，我抽，你们不许，他抽，怎么可以呀。他觉得我们对他不公平。我事后解释，能说的人我们才说，不能说的人，尤其生人，出于礼貌，不方便说。不料，他手臂在空气里一切，气恼地说，拉倒吧，他跟你比我熟！他能拉生意，我不能，就这么简单！找什么借口？势利鬼！说完，扭头抓包就走。

　　过了好久，他一直没来店里，我们倒有点失落，好像付过了装裱钱，却好久没来取画一样。妻子也说，老孙这个人吧，心眼不坏，就是坏毛病多。过了些天又说，老孙答应给我们买几袋白糖的，你打电话问问。意思是关心一下他的近况。这半年里，他已喝光十几袋白糖了。春节前又说，老孙的白糖呢，你问问呀，你怎么这样呀，没一点人情味。天变暖和了，妻子终于揣到了秘不告人的谜底，说老孙这人不咋地，小肚鸡肠，说两句重话就生气，也不怨他老婆嫌他，没出息！

　　我这才告知她实情。老孙到新厂上班后，果真嫌路远，便在配电室里住，天极冷，荒郊野外的，他自制一只电炉子，取暖，烧水，喝白糖茶。优哉了一些日子，忽然瞄准门卫走亲戚的空当，偷了一台变压器，大概还有别的，租一辆机动三轮拉到城里，通知水果阿四接货。接连干了三次，居然风平浪静，不料水果阿四一喝酒，四处乱说，老孙就出事了。听说躲了起来。老孙做的这些事，我不好意思跟妻子说，在她心里，老孙的人品一向不错的，我得为他留着，毕竟是我的朋友嘛。

　　我告诉妻子的是另一个事实。老孙晚上生电炉子，失火，把配电室烧了，他怕担责任，跑了，躲了起来。他这人小心眼，见了面，千万别提。

　　妻子悲叹道，老孙哪老孙，他就不能小心一点？配电室烧了？那有没有伤人哪？损失呢？他会不会赔钱哪。老孙本来就没钱，女儿又要上学……

　　我说，也就几床被子，破七烂八的，一台变压器，不值什么钱。

　　妻子将信将疑。我大声说，真的，变压器真值不了几个钱！

　　妻子说不对吧，上回，我听谁说的？哪个商场不能改户，单立一个，二十几万呢。

　　我一愣，真有这么贵？

　　如果真这么贵，那老孙得躲好久哦。

　　差不多过了半年，有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八点来钟，和广告公司的老鲍一块去大排档。大热的天，喝冰啤吃龙虾，小广场上灯火通明，那种用来办丧事的大圆桌子挤得满满当当，有些小伙子更尽兴，把上衣脱光了喝啤酒，姑娘们尖声地喊叫、助兴，还有卖唱和献花的。俗气，但有市场，那就得适应它。我瞄到了那个女人。瞄了半天，终于确定是杜惠芳，肥大的上衣，黑灯笼裤，她身边的女孩真像孙百川，长发飘飘，眼睛发亮，好奇且矜持地打量着周边，一直不怎么说话，有时下巴抬起来，望着街两边隐藏在灯光后面的梧桐树，傲气，且落寞着。一个小伙子走过来，落座，接电话。接着两个中年男人走过来。一个去点菜，另一个放下手提包，走到杜惠芳身后，附在她肩头说着什么。加上后面来的三个男女，热热闹闹围满一桌。喧哗的夜晚里，献花的女孩唱着孤独的情歌，人在龙虾和啤酒面前无拘无束着，或随意，或放纵，释放自由且微弱的能量，填充着夜晚里的凉风和云朵。半盏月亮挂在天上，因为无人注意更显得黯然，有好久躲在云影里不愿出来。等我们喝足了啤酒，杜惠芳那一桌已经空了，我去付账，然后就有人过来，将桌面上的塑料皮一兜，卷住，打个结，扔掉我们吃剩的所有渣子。

　　所有的桌子都一个结果。一桌又一桌，继续，循环着，整个夏天。

　　到了秋天，孙百川终于露面了。终于，说明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我在期待，这里有憧憬和喜悦，有让对方分享的元素。实际上我只是好奇而已，好比平原面对高原，但你不能说，我是穷人，好奇一位富家的天鹅女（若对方有意则另当别论）。一架失踪一年多的滑翔机完好无损地归来，降落在我的装裱店门口，阴拉拉的秋雨天气，我跟两位朋友正在店内简单吃喝。吱啦，推拉门开了，孙百川胸前搭着那只忠心耿耿的电工包，掸着头发上的雨珠子，像掸着雪，说路过，刚巧。有可能。我断定他没吃呢。他也不瞒我，说刚下汽车。从温州那边赶过来的。长途车。然而，他的面孔并无半点长途颠簸的痕迹。他的电工包盛不下多少东西，你想啊，整整一年多哎，连一条毛巾都未带来。

　　收理过碗筷餐具，他如坨石墩子一般陷在沙发里。我看他，他发觉我在看他，却不扭脸。突然一扭脸，挤出那种笑——像死人复活的那种恍如隔世又不堪痛楚的笑。两个朋友顶着雨，各奔东西，屋里只余下我们俩。雨珠子啪啪地拍打着PVC车篷，风知道门前的巷子幽深如井，奶奶的，纵欲般地摇撼着松弛的铁棚瓦。——它自己舒服了，弄得我心惊胆战的。我去关电脑，这等于告诉他，雨黑风高，该扯乎了。我知道他不想走。我不想知道原因，只是劝他，该回家了。大老远的回来，值不值嘛！

　　他不耐烦地说：“聊聊嘛，聊聊再走嘛！反正你老婆在家等着，你急什么？”

　　“老孙！快十一点了。你不回家啊？”

　　“你嫂子去省城看女儿了。”

　　“你不去？”

　　“她不叫我去。”

　　我不大信，盯他。他被盯得浑身冒刺，露出那种刻意的坏笑，驱赶着空气中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尴尬说：“闺女一定要买台笔记本，苹果的！她学校里，制图画画儿，老师学生都兴使苹果，得买啊！老杜说买，叫我买，不买……不买就这样喽，不许我见。”

　　老杜就是杜惠芳。他有时喊我“老刘”，我也习惯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习惯。我已经预感到他下面要做什么了。

　　老孙顿低身子，悲戚戚地说：“老刘，帮个忙，借我五千。一个月，哪个孙子不还你。”

　　“要一万多吧，苹果的东西不便宜。”

　　“我奔老二借过五千了，再凑凑，差不多。”

　　我突然产生出一种对同类的厌恶感，也隐隐感觉到，虽然老孙说他在南方的私营厂里打工，话语间似乎显得轻松随意，那只是表明他迫切需要别人的认同，他不甘心，除此之外，他就像一只流浪的困兽，溜窜过整座森林，并没有采到几颗浆果。我估计，他马上旧病复发，又要后悔了。

　　有那么几秒钟，他光腚跳到沙塘里捉螺蛳混子的情景又浮现了，那种急切感同样令我隐隐作痛。我想，如果没有二叔豁达仁义的帮助，我至今仍在某个黑灯瞎火的地方飘荡着，别说对他人，对自己都羞于启齿。鼓励只会让自己更加难为情，看沙塘时，我每天都在回忆自己的小半生，面对着波光粼粼、如诗如画的秋水长天，我对自己的渺小无助感到一种无穷无尽的戚伤，所幸，有人拉了我一把。我觉得有意义的是，我不能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五千够吗？”我问。

　　老孙双眼里立刻放射出非同寻常的彩光，没好意思再开口。他心底肯定后悔借少了。不过，我也只是客气一下，没打算多借。

　　“一个月？今天十六号。”

　　“一个月。保准。”

　　“两个月吧。万一——”

　　“老刘，我说过的，一个月就一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还钱，我请客。”

　　“客就不必请了，我——”

　　“看不起我？”

　　“哪里呀，”我说，笑笑，看他认真的劲头，“我听说，你……偷了……一台变压器？有一个水果阿四，你朋友……”

　　“啊……”他神情低落下来，垂下头，又慢慢浮上来，“那厂子，工资老拖，我卖啦，抵工资，他不亏我也不折本，拉倒。”

　　“钱呢？”

　　“我们不能跟省城的大富豪比！我女儿去蹭饭，一顿就上万块呢！我们……我们就是穷光蛋！唉，活着……我给啦，我不能叫女儿把我看成个穷光蛋……很轻松的，吃顿饭唱个歌，再买两件衣服，没了。我辛辛苦苦三个月，她三天花光了，我……我知道，人请她，她早晚也得请个把两顿的，扯平……嗳？上星期给我发短信，说爸，我谈了个男朋友，特别有钱。我说捞紧点，我打比方，比如捉鱼，一定要掐鳃，掐死了，稳拿稳的！”

　　“掐到了吗？”我淡淡地问。

　　“正在掐。掐不住这一个，掐下一个，这四年里，总得给我掐到一两条，顶实实的，我跟她妈下半生就指望她啦。我说，掐不着，最伤心的不是我，是你妈，你知道的，老杜下岗好多年了，她那个狗屁丝绸厂……噢，就你对面这破厂子，一分屁钱没给过——”

　　他突然截住舌头，好像一股灵光霎时穿透身子，他定住了，一动不动的。

　　我随着他渐渐专注的目光，也一同越过半掩的推拉门。雨水受着黑暗的控制，坠地时更见漆黑，只在灯光倾泻的部分溅出袅袅亮光。老孙拉起电工包，朝门外走。我被他诡秘的动作驱使着，紧随着他，南北是砖墙，东西无人，他仍左右前后地察看着。是电线。我终于知道，他在查看线路，然后指着老丝绸厂墙内的某个方位说：“我记得不错的话，那地方是配电室，变压器就在旁边……这个破厂子，一点灯不见，有没有人哪……”

　　我连忙制止他：“别别，老孙，这不是开玩笑的，你要这样，钱我不借了。”

　　谁又能保证，他拿到钱，会不会再去偷呢？偷了卖掉，正好还我的钱。还好，第二天我去那厂里察看，白墙上都喷着红红的“拆”字，听说厂地已经卖给外来的开发商，地段好，建娱乐购物中心。看样子，很快就要破土动工了。

　　如果不是孙百川突然冒出这个大胆的念头，我根本不去关心隔壁发生了什么，甚至当它开张营业的时候，我连进去逛一逛的兴致都没有。面对即将发生的断壁残垣，不会有几人记得这里曾是一家丝绸厂，曾经有一台一吨多重的变压器，曾经兴旺，曾经被人嫉恨羡慕，也曾经被盘剥得玉体光裸，令人感慨万千。是的，我对自己感到非常奇怪。可这有什么呢，这儿的人都是这样，对身边的一切漠不关心。如果像老孙那样，突然对某物焕发出复仇般的热情，像打过鸡血似的，我竟然会感到非常害怕。

　　距十六号还差三天，孙百川果真来还钱。我之所以牢记着“差三天”，因为当天晚上老鲍和一个陌生人打了一架。都喝了酒，陌生人在跟看厕所的老头争论时，老鲍说了一句“不就五毛钱嘛”，意思可给可不给，也可以理解为可收可不收。结果陌生人的父亲和朋友赶来帮忙，老鲍公司的几个小伙子见老板吃了亏，捞起凳子冲上来。凳子一点事都没有，那老人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始终不能当众站起来。老鲍两年生意白干了。我庆幸自己不在场。我跟老鲍几乎三天两头聚，要知道，我比他更愿意冲动一次。为此，我从钢筋水泥的骨缝子里感谢老孙，他非要请客，非要光光鲜鲜地喝一场，我只得辞了老鲍的场子。

　　此后，杜惠芳喜欢的十字绣，我奉送。孙百川只要来，只要他不在我店里拉屎，我都无所谓。他领朋友来装裱，我打三折。三折？老孙脸阴下来，说这些朋友都是混社会的，抹嘴胡说，对你生意不好。七折差不多。你们说，这样的朋友，我还能怎么说？我感觉他变了。按常规来讲，一个人的变化总是缘于人生中的某次重大变故。说是变故，更准确地说，是伤害。然而，伤害能让人变得“良性”，这说明伤害从某方面来说是有益处的，至于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嗯，不好说。

　　事就是这样，表面挺好，实际谁也把握不准。就像剥一只橘子，摸着挺好，闻着也挺香，一剥开，已经烂了。只好扔掉，期待下一只。实际这一筐里的橘子都一个模样，兴许是同一棵树结的，只能剥开来验证了。

　　当时孙百川喊着说：“老刘啊，老刘！马上有几个朋友过去玩！马上！你准备……准备一下！”

　　我也对听筒大声喊：“好！好咧！”准备茶叶。擦桌子。码竹凳。

　　太阳刚偏西，杜惠芳、她女儿、三个长短不一的男人，歪歪扭扭地走进店里。孙百川走在最后，却像小孩子似的抢座位，先将电工包扔到沙发上，人就像一头被太阳晒蒙了的雄海豹，慌不择路地入水，俯趴到沙发上。接着，打了个滚，身体翻成个“大”字，连打几个饱嗝，对我喊：“老刘！上茶！你们，看画儿！看好了裱！老刘，实惠点！”

　　不及我回答，杜惠芳脸一凛：“把裤门扣好！”

　　我也笑了。来的男人便笑嘻嘻地拿孙百川的裤头说事。他女儿始终脸色冰冷，扫视过一圈店里的字画说：“妈，这些画儿，没有前途，不要裱了。”

　　从未有人当我的面这么说话。念她年轻，我委婉地说：“徐渭的画儿，山水画的巅峰，一片叶子都有韵味，年轻人可能理解上有差距，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前途。”

　　她沉默着。仿佛我摁到了她不屑一顾的某个伤口。

　　我又问：“那什么画儿有前途呢？”

　　“油画、水彩画、版画，西方的，都有前途。”她傲然地回答。

　　我有点逼迫她了：“那我倒想见识见识。”

　　老孙冷不丁从沙发上弹起来，打了个响指，嚷着：“见识！见识见识咱家闺女的画儿！老杜？老杜！……老杜！”

　　杜惠芳仿佛神经痛一般摇着头，直到肯定之前，她的脸色一直不怎么好看。很白，不是那种正常的白，而是那种调和不匀的暗白。门外，老墙洞开，丝绸厂正被拆毁，尘土飞扬。她的女儿，遥望着一块神秘的大陆那样，冷着脸，默不作声。我倾向于将她的这种状态理解为接受，以证实自己实力和价值。或许，她希望能赢得他人的赞许，哪怕是外行人。

　　老孙抢着去停车场为女儿拿画笔和颜料。大约二十分钟后，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回到店里，像钓鱼人拎着他心爱的钓具一样，拎着女儿的帆布画包。杜惠芳头晕，坐到沙发上喝茶，老孙磕磕绊绊地为女儿准备着，她却不领情，叫父亲到一边忙去。午后，即便困乏不堪，几个人也都坚持着。但是，画什么呢？

　　“随便。”杜惠芳揉着眉骨说。

　　“想画什么画什么。”几个男人说。

　　我说，随意。既然决定画一幅，她心中必定有几篇腹稿，其他人的坚持，实际意义并不大。

　　“画丝绸厂！”孙百川突然说。他女儿根本就没问他，或者说没打算问他。他主动跳出来指挥着，“喏，”他指着店门对面的拆得半废的办公楼说，“那是我跟你妈认识的地方，有纪念意义，画！就画它！”

　　“你瞎指挥什么？”杜惠芳埋怨道，“那个破逼厂子有什么可画的？一分钱都没有，跟你爸一样，画它不如画银行喽，盈盈，少听你爸的！”

　　令人意外的是，盈盈居然说：“妈，画得有意义，我爸说得不错。”

　　“有意义？有意义还拆啊，好，好，画……画吧，我……真困，我歇一会儿。”

　　那个红鼻子的西装男人上来问：“盈盈，要多久啊？”

　　“两三个小时吧。”

　　“那我们出去转转。”他坚持喊上杜惠芳，然后问孙百川去不去。我重新泡了一壶铁观音，专注地看着盈盈调水彩、凝神构思。很快，店里只剩下我、盈盈和孙百川三人。盈盈突然忍不住，放下画笔，走过去拍打父亲的脸，叫他不要打呼噜惊扰她。老孙皱着眉，擦着流淌的口水说，爸困哪，你让我睡一会儿嘛！我说老孙，你到里间睡，里间有两个桌子拼的台板，我铺上毛毡了，不脏。老孙一听，挪下沙发穿鞋，盈盈却说：“爸！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问得老孙有点突兀且茫然，说，我困哪。盈盈气愤地说，妈也困的，比你还困，她就去了嘛！老孙趿着皮鞋，低着头说，你妈小脑袋聪明，打牌能赚点，我去？我去会输钱的。盈盈面无表情，窘着，然后像下定决心似的，不再理会画框之外的事了。

　　我也觉得不该打扰盈盈，便出了门，找老鲍聊天。老鲍总结说，其实现在的人越活越像个小孩子，幼稚，自己惨，盼着别人在其他方面比他更惨，心理失衡。被袭的老头子终无大碍，每天挂水吃药，倒觉得这点安慰比吃饭还强，好像不糟蹋点抗生素和营养药，他就对不住自己。老鲍身心俱疲，小伙子姓罗，一见事大，跑了，不见踪影，老鲍只好一个人死扛。我们聊着小罗，我说小罗实际是害怕，没经过什么事，你就原谅他。老鲍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责任，事因我而起，责任在我，他跑什么？他的父母，好端端的，说生了病，也躲起来，这一辈子就不打算见面了？……

　　这时，我隔着玻璃门看到孙百川突然出现在巷子深处。奇怪了，他刚刚不是睡觉的嘛。

　　我看到他把一串发亮的钥匙塞到怀里，拉上夹克衫，左观右看才进了店里。我琢磨着他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不知他是不是在找我，等我回店里时，盈盈仍在安静地作画，里间传来孙百川的鼾声。奇怪，一切平静。

　　后来我暗地里问孙百川，他居然瞪着我说，胡扯！你眼花啦！

　　五点钟时，杜惠芳和一伙人归来了，一齐嚷嚷着看画儿。孙百川刚睡醒，抹着嘴角的口水。他睡觉好流口水，幼年的毛病，像口吃或挤眼，一直改不了。我看到他把皱巴巴的夹克衫脱下来，叠整齐了，小心地放在拓纸机的旁边，然后坐下来，不紧不慢地吸着烟。

　　从老鲍那里借来的电磨机不怎么好使，线头露出来，我一边搞着，一边琢磨着画布上那些乌黑的、酷似芭蕉的东西。若是天空，那画布里没别的东西了，厂房、车间、烟囱，凡一个工厂该有的建筑，一概没有。连个人影也没有。画布中间有一条弯曲的白，旁边挥洒着许许多多的小白点，相比较，后者更白。

　　杜惠芳一会儿凑近画布，一会儿往后靠，翻来覆去地瞅，像一条试探陌生食物的胖头鱼。那三个男人也在谨慎地揣摩，忽然有人问：“盈盈，喏，丝绸厂呢？”盈盈白了他一眼，捋了捋长发说：“这就是。”母亲流露出被莫名其妙折磨得十分憔悴的倦容，说：“盈盈，丝绸厂不是这样子的，我看……像……白菜地。”一个男人说：“那白点，不是虫子就是下雪，我见过的画儿里边有这个，是吧盈盈？”他的一条手臂文着“方天画戟”，另一只手腕上套着一圈圈檀色的菩提子，另一个男人的手腕上也套这种，要小，花生壳的颜色。比他们更年长的男人将这种佛饰佩在脖子上，很长，红茶色，不停地用手指抚摸着。我不知道他打麻将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盈盈突然把头掉向父亲，喊他过去。她母亲仿佛劳累了大半生，撤回到沙发上揉肩膀。她的手上也戴着一串菩提子。她抓着它，满不在乎地侧着头，目光飘向店门外，无所谓的样子。

　　孙百川瞪了半天，终于发话道：“这是什么呀？这黑的，白的……”

　　“黑的是屋顶，白的是雪，中间的这一条，是路。爸，这是天空图，视角是俯视，就像上帝在天堂俯视众生。”

　　“我们这么看是……”

　　“是平视。”

　　“为什么非要俯视呢？厂里有许多的人呢，怎么画儿里一个都不见？”

　　“那厂子，现在……都拆了，没有人。”

　　“那你画儿里没拆啊，树也没有，有个花池的，喷水的花池子，你小时候我还带你——”

　　“孙百川！”杜惠芳突然扭头喊，“是你让画的！还有脸问？盈盈画得不错，那个破逼厂子早该死了上天堂！它有什么好指望的？你还让闺女画它？”

　　“妈，爸不是那个意思。”

　　“喂，爸觉得吧，你画反了，对，是画反了，这个厂子好像头朝下悬在天上……”

　　“不管是头朝下头朝上，已经拆了嘛，盈盈，你画得……画得像个……像个电影里的庄园，对，庄园。”

　　“现在秋天嘛，哪里下着雪？”

　　“秋天就不能下雪吗？谁规定秋天不能下雪的？”

　　“不是规定，这本来这个事——”

　　“画就画了，挺好的，我觉得盈盈画得挺好。”

　　盈盈突然打断他们说：“其实我爸说得对，这幅画就是画反了，所以它被拆了，我就是想把它还原出来，让它完整。叔叔，你装裱吧。”

　　她朝我笑了笑。这是她第一次朝我微笑，她的笑很美，脉脉含情，亮着银亮亮的光。那种白就像雪花编织的一张网，一会儿也就融化了。

　　按程序，三天后画儿就装裱好了，我便打电话让老孙来取。打了许多次，又过了些天，仍然关机。有人十天半个月才来取，也正常的。一段日子忘记了，突然想起来，连忙跑来取，都正常的。老孙没有来，一直没有来。画儿呢，就一直挂在墙上，覆满了灰土，逢人来取画，妻子总不忘叮嘱一句，老孙还没来取画呢，都长霉了，二百多块钱哪！她记在小本子上。时间、欠款人、钱数。备注一栏是空白，一旦还了，她便打上一个钩。一直空着的，说明是死钱，可能要不回来了。

　　到了年底，她把死账重新登记一遍，然后叹口气，对着窗外无边的天色发呆。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她又登记时，我说，孙百川的不要登记了，谁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妻子执拗要登记，在外头奔波，总归要回家的。你看，她就这么执着。

　　他真的回不来了。他用配好的钥匙偷窃，有一回撞上来人，从卫生间往外逃，实际上三楼并不算高，他却被扯在空中的电缆拽了一下，后颈着地。

　　他女儿该来把画儿取走的。我压根就没打算收钱。直到今天那幅画仍然挂在装裱店的西墙上，我时常凝视着画布里的丝绸厂，想象着它双腿悬在天空，头往下俯视我们的情景。这时候天空还飘着大雪，那条发白的小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这种天气最适应和几个朋友喝酒了，泡一大壶红茶，喷吐两三根纸烟，天南海北一通乱侃，最幸福了。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幸福，我会回答，这就是。